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乡村文化的优势内核、发展困境与振兴策略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也是乡村振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源泉,其中所蕴含的乡土情结、生态伦理思想、耕读文化、德治文化是最能够回应当代乡村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现实诉求的优势内核。然而在农业农村以经济发展为主要驱动力的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文化被逐渐边缘化,面临着载体消失、主体缺位、价值认同危机与话语体系残缺的发展困境,非但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凝聚、引领作用,甚至成为了掣肘乡村振兴进程的短板。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关系转化的关键期,要振兴乡村文化,就必须在继承其传统优势内核的同时,以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需求为导向,重新定位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乡村的主体意识与话语能力,讲好乡村故事,同时在全社会树立起文化共同体意识,从观念上彻底打破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也需要推进政府在文化治理方面的职能转化与能力提升,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的法制保障。     

文化在这里是本色的——《白鹿原》论之二

《白鹿原》描述了传统文化的地域特色，社会结构和礼俗形态，挖掘了传统文化的“仁义”精神、“济世”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示了本世纪前半叶传统文化在白鹿原这块文化沃土上从振兴到受挫再到退缩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白鹿原五十年间的发展过程是其两千年发展历程的缩影。     

地方性知识驱动乡村文化振兴:历史逻辑、价值共生与体系重构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乡村文化逐渐衰败，乡村社会严重失序。当前乡村振兴的重难点在于如何振兴乡村文化，而地方性知识作为一种源自当地文化的知识，与乡村“天然共同体”是一致的。传统社会，地方性知识与乡村文化交互建构，而近代以来，二者又具双向消解关系。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性知识是发展乡村产业、培养乡村人才、保护乡村生态、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和保障，它与乡村文化振兴存在育民、富民、乐民等方面的价值关联。以地方性知识“内生性重构”乡村文化，能够促进乡村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发展，进而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理与路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破解农村发展困境的战略性举措和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路径。党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蕴涵着厚实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在于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始终与时代乡村发展诉求同频共振,理论逻辑在于乡村振兴战略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之间的耦合发展与互促共进。新时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应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根本遵循,重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乡村文化发展模式,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和优化乡村生活愿景,不断提升自身的经济引领能力、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文化引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和群众凝聚能力。     

公共空间培育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濉溪县临涣茶楼“和谐茶室”为例

广大农村地区是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条件。受传统宗族观念、家国情怀和邻里互助文化影响,乡村社会中公共空间普遍存在。在基层社会构建公共空间、培育场所精神,需借助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加快乡村治理政策的落实。公共空间培育能够化解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纠纷和难题,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中国式和美乡村的文化意蕴与建设路径

美丽的本质在于和谐，“和美”是中国式乡村的价值追求，贯穿乡村建设的整个过程。“和美”概念把我国传统的“和”文化纳入其中，“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基因、内核，其所蕴含的“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为和美乡村建设中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智慧支撑。在新征程上打造中国式和美乡村，必须注重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保护发展乡村文化；加强乡村环境保护，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农民参与机制。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融入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川西北地区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助于促进民族文化主体的文化自觉,提升他们的文化自信。就川西北地区的田野资料而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增强文化自信、凝聚集体记忆、契合乡村市场经济价值追求、强身健体、增强民族认同、巩固村落关系、优化乡村治理等作用。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目前面临着自身价值挖掘不够、自主性不强、创新性不足、后继发展乏力等问题,需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继而繁荣民族传统文化。从文化整体观的视角看,需要统一规划区域少数传统体育文化,优先发展优势项目,做大做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道德路径——以当代浙北乡村为例

全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全面开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支持浙江率先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成为其中的关键一步。未来的乡村振兴与治理工作不仅要继续推进和巩固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层面的均衡和富裕水平，也要更多关注和提升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层面的建设和治理水平。从“经济”转向“文化”并聚焦“道德”视角，成为共同富裕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点方向。浙北(海宁)农村挖掘当地历史文化名人、儒家文化遗产、地方人文精神等，推动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亲情孝道、崇德尚贤等与儒家伦理紧密相关的传统礼俗文化的吸收转化、宣传教育和推广应用工作，为当前乡村治理的道德路径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从政策层面看，儒家伦理既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现代道德建设与治理框架中寻求自身的现实意义与内涵转化，也要积极融入地方社会的礼俗传统和乡村治理的日常实践，而“新乡贤”在基层政府和普通农民之间发挥的道德示范与社会整合作用对此颇为重要。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

民族杂居地区社会治理兼具乡村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的双重属性。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社会治理需要将村民组织起来再造乡村集体,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青海民和杏儿藏族乡为例,从文化资本视域展示一个藏土汉三种语言交汇、藏汉信仰交融、半游牧与农业等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民族杂居社区是如何通过深度挖掘、整理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并进行有效融合建构出一个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文化单元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地村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低、地方政府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缺乏深刻认识等问题,提出将文化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     

面向全面乡村振兴的农村职业教育服务逻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农村职业教育作为直面“三农”问题的教育类型，能够为农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提供坚实的智力保障与志向支撑，助推农业强国建设，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面向全面乡村振兴的农村职业教育需遵从要素融合挖掘乡村产业新资源，结构联动培育乡村产业新业态，功能驱动延长乡村产业新链条的产业逻辑；主动革新突破乡村人才培养的来源性障碍，多元协同构建主体联动育人的合作化模式，应用引领增强乡村人才发展的适应性机能的人才逻辑；空间承载助推乡村物质文化适应，教学内嵌活化乡村制度文化传承，基因重塑促成乡村精神文化自觉的文化逻辑；理念引导助推乡村绿色发展新生态，绿色供给赋能农业生态产业大循环，行动协同塑造农民宜居乐业新优势的生态逻辑，以及以融合治理推进乡村治理能力水平现代化的形式有效，以适切性人才培养催生乡村治理新动能的动力转换，以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组织秩序和谐善治的目的理性的组织逻辑。     

新时代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实然审视与应然图景

乡村文化治理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繁荣、构建文明和谐新乡村的现实诉求，是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从逻辑基础来看，乡村文化治理着眼乡村文化治理内涵范畴与核心要义透析的学理阐释，根植中国共产党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变迁脉络的历史演进，聚焦乡村文化发展价值塑造与秩序建构的现实指向。但在当前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治理主体流失与缺位、治理空间萎缩与衰退、治理机制僵硬与缺失等问题。乡村文化治理本身蕴含着实现乡村文化繁荣振兴、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乡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等价值目标。通过强化乡村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公共空间的建构延展，深化乡村文化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才能提升乡村文化的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互联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机制创新——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探讨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治理的实现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面临着治理主体弱化、治理内容复杂化、治理手段受限的困境。在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农村社会,基于“互联网+党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破解乡村治理困境,对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明确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内涵,其次基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对“互联网+党建”的乡村治理机制和经验进行探讨,并进一步阐释了基于“互联网+党建”乡村治理机制的引领意义,最后提出凝聚治理力量、培养互联网思维、提升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推进“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路径。     

乡村振兴中非遗“双创”与传统村落过疏化耦合治理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乡村振兴战略所提倡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与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所展开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双创”模式,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路径等领域面临的问题不谋而合。而非遗“双创”推动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进程,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促进非遗“双创”发展,二者存在着相互促进、交互耦合的关系。因此,通过分析双方的耦合作用机理,揭示要素、结构及功能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及耦合所存在的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对非遗“双创”与传统村落过疏化治理的耦合路径探索,有利于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生存心态视域下乡村文化再生产的现实困境、理论耦合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题中应有之义，对乡村振兴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论文以生存心态为中间媒介，审视当前乡村文化发展困境，展望乡村文化发展愿景。以乡村生存心态的“生成性原则”与“区分化原则”于内强化乡民自觉能力、主体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于外助力乡村文化生态平衡、文化资本产业化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激活其内生活力、催化外在动力促进乡村文化繁荣与振兴，为乡村文化扬弃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理论力量。     

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

进入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然变化,如社会大流动导致的乡村人口结构变迁、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关系嬗变、乡村社会秩序转变为"礼""法"相容的共存图式等。乡村社会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如乡村社会共享价值断裂导致的社会治理精神断层,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引起的社会治理参与困境,乡村精英大量流失引发的社会治理危机,现有治理方式在驱动乡村社会内源性发展上的乏力等。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可以从开展流动性治理,延展乡村社会治理空间;构建新型乡村共同体,凝聚乡村社会共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弥补精英治理缺陷;"外部推引"与"内源激活"结合,重构乡村振兴动力等方面着手。     

数字媒体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数字技术嵌合乡村振兴的全过程、各领域，必然给乡村社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数字中国”“数字乡村”的时空场域下，必须要充分利用数据媒体的应用场景，聚焦互联互通、立体交互、资源共享、应用体验等方面，通过打造数字媒体平台、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数字媒体人才队伍、构建涉农服务体系等措施，助力农村产业发展、文化振兴、社会治理、生态建设等，增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内在逻辑、现实困境、提升路径

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需要数字化技术支撑，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治理工具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引擎和持续动力。通过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构建“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为乡村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生活等应用场景赋能，从而促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当前，数字技术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任重而道远，主要面临着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覆盖尚未实现，乡村数字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乡村信息化人才不足等方面的问题，今后需要通过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覆盖，提高乡村数字治理水平，加强乡村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措施，实现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是我国全面推进乡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面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厘清并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以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为结果的生态逻辑,以个人发展、文化进步、乡风文明建设为表征的文化逻辑。以深耕时代价值、发挥适应性价值、外溢精神价值完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多元价值系统的构建;以凝聚发展新合力、促进创新新模式、构建人才新结构催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新样态;以促进城乡文化联结、认准城乡生活诉求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新活力,进一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村振兴的实践内涵和现实进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发展提供新思路,为乡村文化振兴开创新局面。     

乡村振兴进程中“直过”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提要]乡村振兴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地推进。对于“直过”民族乡村振兴的推进,在遵循乡村振兴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其中的长老组织、寨老组织、头人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的力量并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化,有助于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的治理资源与有益的发展资源。目前,这些传统社会组织主要作为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一种协同治理主体而发挥作用,并在协同治理的功能与方式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造性转化;今后,还须紧扣“直过”民族乡村振兴的目标进一步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不仅要优化传统社会组织作为乡村协同治理资源的存量,也要不断提升作为乡村发展资源的增量,从而更好地适应并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整体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