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戏剧美学的开拓——王国维的戏剧美学思想

在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真正具备科学的戏剧史观念的,王国维当是第一人。就研究程序的系统性、逻辑论证的严密性、概念范畴的精确性和史论结合的科学性而言,王氏的戏剧史研究都具有开创意义。王氏用“自然”这一范畴概括元杂剧的美学特征,包含着一个完备的隐形结构,即以真挚而自由的情感活动作为主线贯穿从作者而作品而欣赏者这一有序过程,对中国古典戏剧重表现、重写意的倾向作出了有力的总结。王氏引进西方近代哲学、美学熔铸成新的悲剧观,否定了传统的伦理主义,中和主义的“大团圆”模式,显示了中国戏剧美学的古典形态正在向近代形态发生着深刻的转捩。     

《王氏画苑》的两种明刻本

一、北大所藏的《王氏画苑》《王氏画苑》,明王世贞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该书的两种明刻本。一种为王元贞(字孟起)刻本,原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与《王氏书苑》合刻,詹景凤补益)。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匡高19.4厘米,广13.7厘米。目录标题后第二、三行下题:“皇明朱衣姚汝循同校”。卷十末有“万历庚寅岁夏五月王氏淮南书院重刊”一行。淮南书院是王元贞的金陵家塾。知此本乃王元贞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重刻于金陵。《画苑》与《书苑》前有王世贞《重刻古画苑选小序》和《古法书苑小序》,述及刻书     

古树新枝吐芳华——评王其和《俞樾训诂研究》

俞樾是晚清著名学者,他宗段王之学,精于训诂校勘,一生著述颇丰。然而前修时贤对清代训诂学的研究多集中在乾嘉时期的高邮王氏及段玉裁等人身上,而对俞樾却没有系统性地研究。今喜得山东师范大学王其和副教授的《俞樾训诂研究》(齐鲁书社,2011年)一书,正好可以弥补学术界的不足。全书采用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理论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的方法,对俞氏在校勘、训诂、雅学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深入系统地分析。本书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许伯建及其书法述论

许伯建是现当代书坛一位颇有影响的书家,他对郭沫若"伪兰亭"观点曾进行深入辨析,认为"神龙本"更近唐初所存王羲之墨迹,并作出"神龙本"较"定武本"更近真迹的判断;在书学追求上,许主张"神韵出于真实",并以此作为自己攻书的基本原则;其晚年尤醉心于王氏名帖《兰亭集序》,对《兰亭》摹写着力最多,最终成就其雅韵精致的个人书风.许伯建还在传统诗歌创作方面有一定建树,其诗重真情韵致,与其书学重"神韵"的旨趣一脉相承,二者和谐相融、互为促进.     

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却又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关注、有拨正,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王国维完整的学术旨趣。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可见,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已超出了殷史之限,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王国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读《淮南子》偶拾

淮南王书,诸多流失,盖二千年钞刊累误使然也。乾、嘉以还,尽心思学力于此书者,颇不乏人:高邮王氏,德清俞氏,瑞安孙氏,其尤可观者也。近人刘叔雅教授,甄综诸家之说,为《淮南鸿烈集解》,世推详核。其用功固亦勤矣,然其正讹析疑,良多未尽。近数年来,余每读是书,辄为留意,兹每篇聊举二例以就正于大方盖亦愚者之千虑尔。     

发现"王学"真正的命脉——王安石"字学史"初论

在北宋“选举社会”推动下,王安石勤修“举业”,以“字学”为基,成功中举;入官后,王氏“字学”更见规模;晚年卓尔成家,绵及后世。在此“字学”发展史中,王安石遭逢庆历学风之变,首先力革个人早期“举业化”的“字学”观念,转求义理。其次,又围绕“义理化”的“字学”,重治群经,力主内圣,圆通“王学”,开拓出“宋学”新局。所以,王氏“字学”堪称“王学”主脉。     

中古时代琅邪王氏之天师道信仰及其影响

琅邪王氏受滨海地域文化之熏习,世代信仰天师道。特别是东晋时期,王羲之父子崇信道术,与著名道士许迈、杜子恭等往来,重服食养生,在家中设修道之静室。其家族还与其他天师道世家联姻。天师道信仰对琅邪王氏家族文化影响较深,诸如书法、医药和文学等方面都有天师道影响的痕迹。     

晚清民国清徐县王氏家族分家析产初探

分家析产是民间社会非常普遍的历史现象,分家行为的重要法律凭证是分家单,因此通过研究分家单可以直接反映历史上的分家析产行为。清末民初山西清徐县王氏家族分家就具有典型性,其分家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为解决家族内部矛盾,二是为促使后辈独立生存和发展。清徐王氏家族分家原则是按诸子均分、共同赡养,其具体流程是在族长的主持下操作。分家析产行为有积极与消积两重社会影响:虽然有效地维护了家族的正常生活和发展,但同时又导致了家庭间的社会分化、土地的分散化、中贫农阶层的扩大等问题。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俞樾的训诂思想与方法

俞樾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和训诂学家。他充分继承和发扬了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在其代表作《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中提出了许多训诂思想和原则，并在训诂实践中运用多种训诂方法解决群经、诸子中的疑难问题。这些思想和方法对晚清训诂学以及后代训诂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王士禛语试论任昉诗歌

南朝人有言"沈诗任笔",则知诗歌创作并非任防所长.然而在<分甘余话>中,王士稹却给予任防诗歌高度的评价,以为优于沈约,抵牾显生.任防博物广知,作诗动辄用典,他的诗歌呈现出渊雅的风格特征,与以沈约为代表标榜"三易"说的永明新体诗人大相径庭,而这显然也正是作诗重材力的王士稹激赏任昉的主要原因.尽管钟嵘等批评家指责任防诗格不高,但他与王融等作诗以事义表学问的方法,却得到相当一部分士人的认同及效仿,在当时文坛形成了以学问为诗的一派.任防诗歌今存虽少,然而以学问为诗的倾向迹状显在,仍可借以察知当时这一派诗人创作的大致情况.     

于越是我国最早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民族

于越是百越民族中文化最发达的一支 ,于越又是一个极具开拓精神的民族 ,它素以善于航海和习于水性的族群而著称 ,是我国最早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民族 ,于越文化在世界上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广雅疏证》声转特点与王念孙古声类思想

对《广雅疏证》训诂术语“一声之转”“之言”“声近义同”“犹”表现的声转情况进行梳理,探讨王念孙古声类思想在具体训诂实践中的分合情况,进而深化对王念孙古音学思想和“就古音以求古义”这一因声求义理论的认识。研究表明,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基本遵循了他的古声类二十三纽的划分格局。     

越王勾践迁都绍兴龙山述议

勾践迁都绍兴,是于越民族由部落走向国家集团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伟大的迁移运动促进了于越民族的中 原化,并加快了向中原融合的步伐。这次迁移活动对绍兴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越史略论

近年考古发现,可将越之信史上推千年乃至更远年代．文章对传统的“越为禹之苗裔”说再次提出质疑．根据考古学费料和人类学研究成果,并对照历史文献中有关记载,认为越族是在本地发展起来的土著民族．于越族与华夏族融合是从勾践灭吴后北上争霸开始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演变过程。     

王士祯巴渝诗文论略

王士祯继钱谦益后主盟清代诗坛数十年,领袖"神韵说".仕途游历中两次旅蜀,踏足渝州、涂山、瞿唐三峡、巫山十二峰等巴渝形胜,写下了大量描写巴渝自然风物及怀古感时之作;得山川形胜之助,为诗为文,格调激越,气韵沉健,有别于"兴到神会"之"神韵",是王士祯诗文风格之变化.独立取裁王士祯"巴渝诗文"而深究,实属首举,是王士祯研究的丰富,也是巴渝文化研究的丰富.     

汉魏六朝诗歌中的宫廷女性之怨

中国古代宫廷女性比普通女性面临更多的窘迫和危机,汉魏六朝诗歌对此有多方面的表现。缘于长门幽怨和班婕妤故事的"宫怨"类诗歌,叙写了宫闱竞争的残酷与失宠妃嫔的悲怨;缘于刘细君和王昭君故事的"和亲"类诗歌,抒发了政治设局中公主远嫁异域、青春被毁的忧伤;《中山王孺子妾歌》、《铜雀台》、《碧玉歌》等乐府诗题以及大量风格香艳的宫体诗,则揭示了地位低下的宫女在生活中是君王玩狎的对象,在诗歌中只能是审美性物化符号的悲惨命运。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以现当代话剧文学中的昭君形象为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文学中,郭沫若、顾青海及曹禺的<王昭君>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昭君出塞"母题的某一因子.郭著<王昭君>更多的突出了昭君形象的叛逆精神,女性意识相对较弱,民族国家意识也相对隐蔽;而顾著<王昭君>中的昭君,比郭剧中反抗王权的昭君更加理解女性的不幸,因而女性自我意识更加自觉.同时,昭君的种种爱国举动,表现出她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