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前《焦氏易林》的传播与接受

<焦氏易林>为西汉时期焦赣所著的一部衍<易>之作,其始被作为术数之作占卜吉凶,然其四言韵语的<诗经>形式蕴含有文学审美的特质,故其在成书之后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文本形态.隋前<焦氏易林>的传播与接受,偏重于术数方面,凸显的是文本的原始形态,但文辞方面的接受已露端倪.     

汉代四家《诗》命名考辨

汉代四家<诗>皆为专门之学,其中<韩诗><毛诗>采用汉代经派命名的一般做法,以创始人姓氏命名;<鲁诗><齐诗>以创始人故国命名,与人们对"齐学"、"鲁学"的认识有关,有尊崇的意味.<汉书·楚元王传>所说申公自号<鲁诗>是一种追述.三家<诗>之命名应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之后,为创始人弟子所命.<毛诗>之名亦当为毛公后学所命,且因三家各自命名而为.     

《焦氏易林》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

《焦氏易林》作为汉代四言诗的大观,描写了众多的社会历史人物,其中女性的描写独具特色。在情感和道德的不同领域,赋予了女性不同的色彩,渗透了作者的女性观,也反映了古代女性角色的复杂内涵。     

《毛诗》“比兴”说《诗》刍议

<毛诗>的"比兴"说<诗>,构成"比兴"诗学理论发展的最重要环节,它既反映了中国古代诗人哲人基本的哲学观念和文化心态,又是汉人政治人伦精神之体现.<毛诗>的"比兴"说<诗>,以"兴"为重点,蕴涵着双重意味,一是以"兴"为喻,重"比兴"的美刺讽谕、教化功能,一是将"兴"解释为"起",重"兴"的生命感发功能,这对后世诗学将"比兴"作为诗的最基本的阐释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关雎》看儒家传诗的发展

<关雎>一诗在<论语>、<孔子诗论>及汉初的<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韩诗薛君章句>中都有出现,各书给予了不同的解说.对此加以对比研究,可以看到,<关雎>一诗在儒家的传诗体系中,讲解内容逐渐儒学义理化,基于切实情感体验的诗学逐渐消失,代之以儒家经义的渲染和宣扬,在风格上则表现出由平实、引申到夸张、渲染,甚至带有玄幻色彩.这正是儒家诗学经典化策略之一,是对<诗经>传解所作的经学化处理.     

从引书看《毛诗正义》的成书特征

初唐孔颖达主持编撰的<毛诗正义>①具有集大成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文本的编撰征引了自汉魏以来以迄初唐的学术著作292种.<毛诗正义>引书彰显着三个较为明显的特征:从取材看,以经史为主,无门户之见;从宗旨看,以服务政治为根本目的,即使是引用文学典籍,亦不违此,甚至不惜牺牲对诗的审美观照;从方法看,运用礼学、训诂和谶纬解释经义.所有这些,决定了<毛诗正义>文本的经学特征,这是现代<诗>学研究所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     

先秦两汉赋体寓言与诗体寓言叙事分析——以《晏子春秋》和《焦氏易林》为中心

《晏子春秋》是记述春秋末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言行的著作。作为赋体寓言的杰出代表,其独特的叙述者俳优,营造出了对话体的叙事场景;《焦氏易林》作为演《易》之文,是我国古代诗体寓言发展的最高峰。其四言韵语、声画相交的叙事空间和＂似谶似谣＂的话语模式,构成其鲜明的叙事特征。赋体寓言和诗体寓言的叙事模式,凸显了寓言作为早期口传叙事文体所兼具的声符语言和图符语言的叙事方式。通过《晏子春秋》和《焦氏易林》中的典型案例,对赋体寓言和诗体寓言的叙事特征进行了分析。     

天人同感与以阳为尊理念的显现——《焦氏易林》灾异事象描写的透视点

《焦氏易林》的灾异事象描写涉及天文、自然风物、人间怪诞多种类型,常和不吉利卦旨相连.灾异的征兆与结果之间以天人同感为纽带,渗透了阴阳互动与以阳为尊理念.事象与相关理念整合,巫术与哲学融会,是灾异事象的一个透视点.     

今传《毛诗》非孔子整理之定本——从先秦典籍中的逸诗角度所作之考察

通过考察先秦旧典中的逸诗及其与今传<毛诗>的关系,可以发现先秦时期的<诗>传习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诗>传本.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推知<诗>传本的不同也应是逸诗出现的原因之一.将这一思考进一步推向深入,可得如下结论:今传<毛诗>应非孔子整理之定本,而更有可能是先秦时期某一学派传<诗>所用的教本.     

“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     

"《诗》以正言":汉代诗学的精神旨归

汉代的政治是儒家的政治,汉代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汉代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因此,汉代的诗学注定带有儒家士人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大汉天声的精神气质、文质彬彬的君子精神,所以,继承周秦的文化传统,展现大汉的文学风采,成为汉代博士文人热情拥抱的精神使命:"<诗>为天下法"、"称<诗>以谏"、"赋以讽谕"等等之诗学阐释,必然使汉代文学带有实用主义特点.     

孔颖达《毛诗正义》文学文化阐释点见

<毛诗正义>是中国诗学史、美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它统一了南、北经学的分歧,对传统<诗>学研究作了大胆的解构,用全新的视角来阐释<诗>,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文化思想体系,包舍着丰富的文学思想,在阐释方法上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启发.透过<毛诗正义>本体,尤其是对<诗>中关于历史地理、宗教民俗、文学人类学等的阐释,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发和理论意义.     

皎然《诗议》考

<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即传本<诗议>的前半,和传本<诗议>的后半以及皎然<诗式>,对很多问题的有不同看法,有的甚至走向两个极端.这二者可能不是作于同一时期,<诗式>定稿于贞元五年(789),作于皎然晚期,<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则当作于大历八年(773),甚至广德二年(764)之前,作于皎然早期.这说明,从<诗议>到<诗式>,皎然的文学思想有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个变化过程,可能与大历贞元年间诗歌现念的变化.与当时一些士人性格作风和马祖道一洪州禅的影响有关.怎样更为准确地把握皎然及大历贞元年间文学思想面貌,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韵补》所引汉代著述及其文献价值——以《易林》为例

《韵补》所引汉代著述 ,多为宋人所见旧本 ,可以用来校、补现存文献之缺失。本文以《易林》之例 ,说明在对汉代文献整理、研究方面 ,《韵补》和《太平御览》等类书有着同样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表记》《缁衣》引《诗》考

<礼记>当中的<表记>和<缁衣>两篇共引<诗>42处,呈现出量大而广、反复引证以及喜引<风><雅>的引用特点.引<诗>过程中,方法多样,本义、喻义、断章取义,交织运用,为后世文学用典开辟了道路.     

《诗经·王风》属地考——与张启成教授商榷

<王风>是指以洛阳为中心东周王城一带的诗歌,此说自汉以来相沿至今.当代<诗经>研究专家张启成教授根据三家诗学者的观点提出新说,认为<王风>就是王畿之风,即是周代西都镐京与东都洛阳地区之间的诗歌.其实,三家诗的原始材料与毛诗学派在<王风>地域的观点方面并没有分歧.张先生是通过置换概念内涵的方法,将宗周也视为王城,然后,通过实例牵强地说明<黍离>、<君子于役>产生在长安以西,与东都洛阳无涉.因此,其说不足取.相反,东汉郑玄的观点因为其客观、科学与集大成性,二千年来一直为<诗经>学者所遵从.     

班固以阴阳五行观念解《诗》初探

班固在<汉书>中把古代的阴阳五行观念和儒家的"五常"结合起来,从汉代人比较关注的一个独特视角,探究人的性情,讨论政治伦理,对<诗经>做出了不少别有深意的解释,揭示出当时人的灾异信仰、吉凶观念以及伦理思想等等,让人看到了古人丰富复杂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就方法论而言,班固以阴阳五行观念解<诗>,也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论《孟子》引《诗》

<孟子>是"四书"中引用<诗经>篇幅、次数最多的儒家典籍.大量的引用体现了孟子思想对<诗经>的承袭与推衍.文章立足于"四书"与"经"的内在联系,从方法论与价值观的两个维度对<孟子>引<诗>进行了阐述,详细讨论"以意逆志"的诗学方法、孟子的仁政理想等经典命题,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圣学的价值.     

论《古诗归》的“隐语”式评选

<古诗归>是明代竟陵派领袖钟惺、谭元春评选的一部古诗选本.该选本大量选入古逸诗、<易林>、郊庙乐府等隐语式诗歌,不仅在表达方式上与佛禅话语相同,而且在思维方式上,<古诗归>也体现出竟陵派对"精神"本体的追求与禅宗自悟体道的内向超越之路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