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

由于社会的转型，道德趋于多元化。一些人的精神迷茫，人生价值观扭曲，亟待有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来规约人们的行为。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流，而儒家思想又十分强调德育，它有着丰富的内容，完善的体系，在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等方面都有着当代公民道德建设值得借鉴的地方。     

论民族戏曲的活态保护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和新兴文化的冲击,民族戏曲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处于危机状态之中。为了保留民族文化的根须和火种,守护民族精神的家园,维护民族文化主权和国家文化安全,抵御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必须坚定地对民族戏曲实施"活态保护"的策略。实施"活态保护",必须强调民族戏曲的原创性(鲜活的舞台性和立体性),认真进行抢救、恢复和重建。强化民族戏曲的主体性,保护传承人,推星造星,实行人才来源多样化,吸收壮大戏曲志愿者队伍。突出民族戏曲的双向接受性,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观众,扩大民族戏曲的群众基础。坚持发展的观点,刷新文化精神,既重"硬件",又重"软件",保护与利用兼顾。     

另类"护教学":贺麟新心学架构中的基督教

在贺麟的新心学理论体系中,基督教精神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在的思想质素.贺麟认为,由于儒家在宗教维度上的不足,因此,儒家思想需要借助于接纳基督教精神而予以发挥.关于基督教与科学、民主、物质文明建设以及民族主义等关系问题,贺麟从社会学的视野给予了正面的解答,表现出明显的亲基督倾向.但是,贺麟的"护教学"有其"另类性",即它不具备教会性.也就是说,贺麟所护卫的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是表达人类终级关怀的基督教精神.     

宗教与人文精神之重建——读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札记

现代新儒家杰出代表唐君毅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具有丰厚的人文精神,但也有缺乏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的不足.在重建人文精神的过程中,对融合科学精神已经得到普遍的肯定,但对融合宗教精神则受到普遍反对.唐君毅主张融合宗教精神以重建中国人文精神的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需要宗教精神,从事道德文化实践,以不断完善自身.     

"爱智慧"的哲学与"实用主义"的儒家--兼谈西方儒学研究的误区

儒家思想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这种"实用主义"是一种能够与病以药的真实智慧,即能够通过对人心的治理达到和谐人伦和安定社会的目的.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已经沦为"科学的婢女",丧失了哲学本有的"爱智慧"之意义,也丧失了对现代社会病症的医治能力.而受到科学精神影响的西方哲学方法论也不适合于研究以开显性德为目的的儒家思想.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加深会使人日益认识到儒家思想的实用价值,西方学者对儒家思想的体悟和理解也会加深.     

“惩罚”不宜视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

对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功能的认识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观念瓶颈".当前将惩罚作为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功能的主流学说是值得商榷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是补偿而不是惩罚,只不过兼具"惩罚性"而已.     

战国策派思想述评

二战前后,世界动荡不安,战国策派学人认为这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为适应这"争于力"的"战国时代",他们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发现它"活力颓萎","个人缺乏活力,民族缺乏活力".有鉴于此,他们提出了文化重建的构想,其要点是用尚力思想提高个人活力,用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活力.可以认为,战国策派是民族危机背景下充满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以抗战、建国为宗旨的文化派别,其理论多有偏颇,亦有独到、精当之处.     

元代科举与多民族的国家精神培育

元代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时代。元代统治者为缓解民族矛盾,建立具有中华特质的民族共同体,在科举制度上下足了功夫:以经学、理学、举业"三合一"的科举内容重建国家精神;以举业、选官和教育"三合一"的选用体制培育国家精神;以"实学兴邦"的科举取向促进国家精神的社会践行。从考试内容、选用体制、测试取向等多方面,引导和促进社会中坚力量理解、内化和运用儒家思想,在社会治理结构中树立各民族的国家意识,以此培育多民族的国家精神和文化向心力,促进民族文化融合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一举措取得了明显效果,为多民族的国家精神培育提供了借鉴。     

试论在大学生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紧迫性与对策--兼论贵州省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现状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当前贵州省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现状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主流健康向上;有弱化的倾向.在当代大学生中弘扬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非常重要,非常必要,也十分紧迫.必须寻找有针对性的措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明清之际理学演变的脉络

明清之际,传统儒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新整合。这次整合体现为旧理学的分裂、理学的重建和理学在新的基础上的复归的过程。儒学的重新整合,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情势,解决儒学作为一种民族的精神命脉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虽然清代初期重建的儒家理学在文化的层面上未必保存了儒学的精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促进民族和解、文化的融合以及恢复社会秩序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儒家乐教与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读后

美属于艺术的范畴 ,善则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人是在由道德而艺术 ,向善致美 ,尽善尽美的过程中成就和谐艺术人生的。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里 ,儒家传统中的“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的乐教思想 ,对中国全整的艺术精神做出了应有贡献。徐复观在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考察中 ,认为道家思想在魏晋以后主导了中国的艺术精神之观点是有其片面性的     

传统儒家文化视域下生命教育的意义与逻辑

生命教育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人生发展的重要课题,传统儒家文化因其蕴含着丰富的生命哲学思想,为生命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具体意蕴包括生命可贵与坚韧的生命意识教育,生命安顿寻求的生命情感教育,彰显生命价值所在的生命责任教育。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生命本身如需得到关照和滋养,必然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映照与教育的相互作用。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历史演进和时代发展中传承和延续着对生命关注的精神传统,其过程在于以“文”的感化为本,塑造教育主体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识,重塑生命教育价值的时代导向;以“仁德”的教化为基,丰盈生命内涵,渗透贯彻“精神生命”教育的核心保障;以“行事”的实践为要,扩展“社会生命”宽度,共筑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以此为基础,就传统儒家文化对生命教育的推进,可以生命的协作教育实现生命教育的内化,润泽生命底色;以生命的价值释放实现生命教育的深化,丰盈生命层次;以生命的诗意情结实现生命教育的升华,绽放生命雅致。     

地域文化与薛论道豪放曲风的形成

薛论道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散曲大家。山高土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他的豪放曲风,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精神使他的叹世曲具有愤慨豪放之气,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涯使他的边塞曲颇具雄健豪放之风,儒家教化思想的影响又使他的说理曲呈现出豪放中兼具庄重质实的特点。相较于明代后期以“绮艳”为主的曲风而言,薛论道独具特点的豪放曲风有着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和散曲史地位。     

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儒家道德哲学：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伦理之径

提高“文化软实力”是我国为适应现代化要求而提出一项文化战略。这项文化战略的实施首先离不开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儒家道德哲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它所建构的注重人伦秩序的伦理精神和强调个体道德自觉的道德理念，对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同时，这一文化战略又为儒家道德哲学向现代化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辜鸿铭论儒家道德文明

在近代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辜鸿铭以道德与文明的关系为逻辑起点,提出文明的本质为“道德标准”的观点。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中,辜鸿铭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缺乏一个高尚的道德根基,在19世纪商业主义的侵蚀下,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已蜕化成一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而儒家文明以“道德责任感”为道德根基,将道义置于利益之上,是一个有着合理道德根基的成熟的文明。辜鸿铭对儒家文明道德本质及其现代价值的阐发,对我们今天反思儒家道德文明的价值深具启发意义,但其文明观体现出道德本位主义倾向,是一种重德轻力、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的有失偏颇的文明观。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     

传统儒家实学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

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传统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先秦以降儒学的实学精神和清代儒学的实学形态。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是西方国际政治学新自由主义派的新成果。以国家软实力为视界,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古典国家软实力理论,对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文亦提出:传统儒家实学以明体达用、崇实黜虚为特征,相对之"虚学"以体用分离、空谈形上为特征;儒道佛三学理一分殊,殊途同归,不为对立,而为互补;中国传统实学包括儒道佛,不能独判儒学为实而以道学和佛学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