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前后:诗人鲁藜的“心灵矛盾”与“泥土”意识

作为完整经历了整风运动的"七月"诗派骨干诗人,鲁藜后来常怀着感激谈到自己如何通过整风运动而发生思想转变的,短诗《泥土》也常被他作为这种转变的例证。不过,鲁藜整风运动前后的真实体验,却与他事后对整风运动的认知存在着反差。在整风运动期间鲁藜作为"抢救"对象,对自己的处境惴惴不安,为自己的冤屈愤懑不平,但他又将遭受的打击视为"考验",以此把冤屈"合理化"。这一时期写成的《泥土》等诗表现的那种低调做人的"泥土"意识,其实是诗人在面对内心痛苦时所采取的一种"自我规训",虽与他的真实体验并不一致,却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也呼应了传统的为人处世观念,因而被那一时代的人们所欣赏。     

欧阳修的“庐陵身份”意识

欧阳修一生行文写作,其籍贯题署却比较特别.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认同"庐陵身份",而是选择了"渤海".欧阳修在景祐三年第一次题署"庐陵欧阳修",并在以后的日子,特别是庆历、嘉祐年间,不断强化着这种"庐陵身份"意识.从深层来看,这显示出了宋代士大夫强烈的自立意识和担当意识.欧阳修的"庐陵身份"不断被后世强化,同时也影响着后来吉州籍士子的身份意识.     

论张载诗歌及关中理学诗人群体

张载"苦心力索"的学术气象,表现出希腊式的不断求索的知性精神.其诗中充溢着的观念、道德和理致可以和他的生活及其他著述互相参证.张载对历史、文化的思索及其人生考量在其《八翁吟》等诗歌中有鲜明的呈现.而其《古东府》的写作是被规定了具体内容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它与庙堂空间的表演仪式相联系.张载具有北方文人的乐府观念,他选择古体杂言句式创作《古东府》,是想以北方文学的慷慨声韵改变六朝以来南风熏染出的"卒卑"意调,以北方的拙重深厚、质直贞刚革除南方的绮艳清举与浮浅鄙俗.张载及其弟子蓝田吕氏和李复等形成了一个关中理学诗人群体.这个群体诗歌创作的着眼点落实在性情和德器上,具有尚理致、尚实用的特点.     

我国"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制度瓶颈及对策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出现"民工潮",本世纪初又有了"民工荒"."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国改革的成效.在"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过程中,制度成为关键因素,并且是主要的瓶颈,如何跨越这个障碍是能否实现上述转变的关键.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制度瓶颈,以及对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剖析,来探索如何跨越这个瓶颈.     

一个正义者的罪意识--"阿尔及利亚之子"加缪在欧洲的神话

法国思想家加缪的"正义"曾引起很多争论,而他在遗作<第一个人>中的忏悔却一直少有人问津.加缪以对"真实"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关注成就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中有限却不可取代的历史神话,而这一神话的结局却是创作者艺术生命的自戕和良心的忏悔.加缪的"正义"实质上是一个用来实现他自身神话的"脚手架",而他最终不得不向他的母亲忏悔,因为这位不幸的妇人正置身于他的神话所竭力逃避的"真实的黑夜"之中.     

他人与道德意识

在波伏瓦那里.作为意识的"我"与作为意识的"他"之间存在着的是一换种冲突关系.其强调自我意识的"含混的道德"可以被归属于"没有道德的生存论";梅洛一庞蒂在文化共同体中探讨"我"与"他"的关系问题,与他人共在的道德意识导致的是一种"有道德的存在论";而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一种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和他人的绝对他性的道德意识超越了生存论立场.     

孙中山国民意识研究

坚船利炮打破了(家国)天下传统,伴随着民权革命的轰隆雷声,子民观念逐渐被国民意识所取代。孙中山对皇帝思想终生批判,然而对于国民意识的内容却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辛亥革命之前,他对中国国民作为共和国民抱有乐观,革命遭受挫折后再次思考国民意识。他的国民意识以近代西方概念符号为外表,然而其内容却来自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并且在行易知难学说中,认为新国民意识的制度性训练只有通过革命党训政才能实现。孙中山的国民意识观念反映出其话语符号与实质规定的内在紧张,这种内在紧张或许是近现代思想家的本土性话语的显示。     

东南才士文学群体意识的觉醒——论晚明漳州霞中诗社

万历中,漳州诗人自称"东南才士"、"东南衣冠"、"东南之美";以"东南"指称漳州,以张扬其声势。明代诗社林立,地处中国东南的漳州迟至万历中才组织史上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诗社——霞中诗社。诗社发起人是张燮和郑怀魁,其初人数多达十三人,称"霞中十三子"。漳州文教兴起较晚,诗社的成立,体现了这一地区诗人的文学群体意识觉醒,他们甚至认为在地结社是千秋大业之举。诗社持续了二十来年,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订盟兴盛时期、延续时期和衰歇时期。与诗人结社密切相关的,一是诗友文集集中地推出,二是漳州一地历代诗歌总集的编纂,集体发声,展示了其地诗歌创作的声威,提高了地方诗人创作的自信。但这个诗社从成立之日起,就存在明显的弱点:一是成员比较松散,不仅居住地并不集中,部分人员长期游宦他方;二是领袖人物缺乏登高一呼的号召力,也没能提出独特的诗歌主张;三是地处海隅,创作基础不够广泛,与他地的诗人、诗社缺少广泛交流。明清易代漳州遭受战乱重创,诗社典籍几乎荡然无存,以至后世知之者甚少。     

确定性之谜:纯粹逻辑学理想的发生与破灭

寻求确定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传统,然而这一传统始终伴随着相对主义.在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分道扬镳的时代,无论是弗雷格的分析哲学还是胡塞尔的现象学都以确定性为其哲学目标.不过,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心理主义.心理主义一度在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成为实证主义的基础,而弗雷格首创反心理主义.在弗雷格的影响下,胡塞尔由心理主义走向反心理主义,并试图通过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去建构一种纯粹逻辑学,这种纯粹逻辑学充分反映了胡塞尔将哲学建构为"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之理想目标.然而,被胡塞尔视为继承人的海德格尔却背离了这个理想,虽然海德格尔声称他的哲学仍然是现象学,但其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走向显然用存在主义这个名称来表示更为合适.从海德格尔所批评的胡塞尔"结构自身的存在规定"这个缺陷入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使哲学消解为一种"怎么都行"的游戏哲学,彻底背离了胡塞尔纯粹逻辑学的理想.然而,德里达的这个背离却代表了整个后现代哲学发展的路径,正是在这种背离中,德里达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殊途同归搭建了桥梁.     

“虚假的意识”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概念

恩格斯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虚假的意识” ,代表了他和马克思的一贯思想。这个概念体现了他们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的“方法怀疑论”或现代科学精神的继承 ,尤其是体现了他们对 17世纪后出现的各种世俗意识形态的“虚假”特征的深刻洞察。这个概念的重要贡献 ,在于它把以往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转变为对世俗意识形态的批判 ,揭露了流行的各种世俗意识形态在导致精神异化方面与宗教神学的相同之处。“虚假的意识”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历史唯物主义把“虚假的意识”(意识形态 )结构于其概念体系之中 ,既反映了社会现实状况 ,又体现了它要彻底消除精神异化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