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口转变的再思考

论文作者通过对数十年来中国人口婚育行为模式、家庭结构与类型、死因构成模式转变的简要描述,指出仅在传统和最基本的人口动态、即人口出生、死亡和增长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人口转变、包括中国的人口转变,已远远不够,难以适应时代和人口发展的要求。提出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是一系列特定人口转变的集合。其中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仅仅是人口转变的表象和外壳,其内核则是通过制度、文化和技术等承载的人口行为及其动力机制,由此引致的变化才代表了人口的内在转变,强调关注人口的内在转变是理解中国特色人口转变道路的重要视角和基础。在对人口转变内涵探索的前提下,借助于对国内人口学界近些年有代表性的人口转变理论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分析,作者初步探讨了人口转变理论研究的拓展和创新问题。     

"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20世纪末,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后人口转变时期”。本文首先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特征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时期我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挑战,并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的人口问题的解决特别是计生政策提出了建议。     

ArcGIS地统计分析在甘肃省人口空间分布研究中的应用

利用2006年甘肃省各县级行政单元人口及面积数据,通过GIS技术提取县级行政中心的几何中心,通过地统计分析方法建立了甘肃省县级行政单元人口密度表面模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相关与变异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2006年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极度不均衡,为高狭峰分布;在东西方向上,自东向西人口密度增加,在南北方向上,拟合曲线呈倒U型,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南北低,中部高;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具有圈层结构,在人口高密度区域外测,人口密度由高到低可以分成6个圈层,每一个圈层大致沿北西一南东方向延伸。     

中国人口转变研究综述

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根本性转变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和目前所处阶段还有不同观点。从人口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已完成人口转变;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实现程度分析,人口转变还没有完成;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口转变不仅已经完成,而且进入后人口转变期。2l世纪,伴随人口转变过程的不断深化,中国人口转变问题将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这既为中国人口发展提出挑战,也必将进一步丰富中国人口转变理论与实践。     

关于"三个代表"与中国人口和劳动问题研究的若干思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深化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三个代表”思想应该是以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为核心。在人口和劳动科学研究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要求我们应该以研究国计民生为己任。人口和劳动科学是国计之学,政策研究是人口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取向初探

二十世纪末 ,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后人口转变时期”。本文首先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人口发展的特征进行了论述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时期我国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挑战 ,并对“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建议。     

环境退化地区家庭人口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以中国西北毛乌素沙地为例

微观层面模型对于区分不同的人口群体以更好地明确环境退化的责任主体及其原因具有重要价值,对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进行经济区分是联接家庭人口特征与土地覆盖结果的重要手段。基于扩展的恰亚诺夫理论框架,文章利用2007—2008年两次调查所获293个农户样本数据,采用OLS和logit多变量模型实证分析毛乌素沙地家庭人口和其他因素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人口因素对毛乌素沙地农户的土地利用产生重要影响;(2)毛乌素沙地主要土地利用的环境影响也遵循家庭生命周期的过程;(3)毛乌素沙地农户在减少有助于土壤修复利用活动的同时面临上升的退化风险。     

中国人口红利的研究综述与思考

一、关于人口红利的产生与定义人口红利学说是西方近年来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这一学说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对人口红利概念的定义多为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     

全球化与中国人口

当今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而且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生存与发展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全球化、国际移民以及文化多元化等方面 ,讨论全球化对中国人口的机遇与挑战 ,也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实际上为中国人口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生存空间 ,一个更大的施展竞争力的舞台。全球化对中国人口最大的挑战 ,是如何提高现有的、未来的人口素质 ,把中国人口潜在的数量优势发挥出来 ,汇入全球化人力、人才竞争的时代。     

后人口红利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政策调整

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出现了第一次下降,表明中国已经步入后人口红利时期。在后人口红利时期,为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克服劳动供给下降和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滞缓影响。本文由此提出通过就业和养老两方面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来延续人口红利的思路和办法。     

关于健全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科学研究体系的思考

本文对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业已形成的人口科学研究体系目前所面临的萎缩态势、原因和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整合、重组和配置我国人口研究资源,重新建构与完善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体系的对策建议。     

中国人口增长率与人口文化素质相关分析

依据1990-2000年人口统计资料,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与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与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存在强相关关系,特别是大学(含大专)文化程度人口所占人口比重与人口增长率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同时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所占比重与人口增长率之间也存在明显负相关。     

中国人口增长与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

为了减缓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运动。根据各个时期人口增长各指标的不同特点,可将中国人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轨迹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人口增长由快速向慢速转变阶段;人口增长的波动与反复阶段;人口规模的惯性增长和人口内在增长趋势阶段;2000年以后人口增长速度仍然保持稳步下降趋势阶段。虽然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在21世纪前30年还不会停止,     

广义稳定人口模型与中国人口估计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年龄分布数据和广义稳定人口模型,对1982²010年中国四次人口普查间的生育和死亡水平进行估计。研究表明,19822010年中国四次人口普查间的生育和死亡水平进行估计。研究表明,1982¹990年、19901990年、1990²000年和20002000年和2000²010年普查间生育和死亡水平的估计值(除了19902010年普查间生育和死亡水平的估计值(除了1990²000年的生育水平外)都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本文估计的19822000年的生育水平外)都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本文估计的1982¹990年和20001990年和2000²010年普查间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略高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而估计的19902010年普查间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略高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而估计的1990²000年普查间的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要明显低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本文估计的19822000年普查间的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要明显低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本文估计的1982¹990年、19901990年、1990²000年和20002000年和2000²010年各普查间平均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65、1.68和1.56。本文的研究表明,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人口估计方法是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在人口估计或数据质量评估方面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和价值。     

三大人口高峰与中国现代人口转变

21世纪中国将出现三大人口高峰 ,社会各界无不表示严重担忧。本文则与众不同 ,作者通过人口学分析 ,论证了三大人口高峰的到来是应值得喜庆之事 ,因为高峰到来之日就是中国人口步入良性循环轨道之时。本文还提出和确立了中国现代人口转变的理念 ,并认为三大高峰的到来 ,也是中国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标志     

人口生产的家庭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分析CSSCI

"两种生产"理论中的人口生产必然受家庭理性和社会理性"两种理性"的制约。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人口发展形势的演化,我国人口增长方式将由先前的完全受政策外力控制的外生性增长逐步转向家庭理性力量发挥作用的内生性增长。但就我国人口生产的现状而言,这"两种理性"之间存有较大的矛盾性。因此,必须在尊重家庭理性的基础上,继续坚持由社会理性作出的从严约束的人口生产的制度安排,保持应有的政策执行力,维护生育公平,减缓生育的"公地悲剧",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目标。     

加强学科解释性功能:中国人口学振兴的"内因"需求--有关振兴中国人口学的思考

振兴中国人口学是新世纪的呼声.中国人口学的衰微其实可以归为"内因"和"外因"两大原因.内因,即人口学解释性功能减弱不能为国家治理提供理论资源,因而遭冷遇.所以,振兴中国人口学要从抓"内因"建设做起,即以加强学科解释性功能为目的改进中国人口学.为此,文章从中建立了人口与社会关系的系统模式,建议学科改革作"社会人口学"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