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农会史研究述评

百年农会衍生变异,显现为清末民初的士绅型农会、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民协会、南京时期国民党领导的农会、中共苏区的贫农团、抗日根据地的农救会、解放前后的农民协会、文革前后的贫下中农协会及至当代中国复兴的农会等形态.农会组织的发展道路与"三农"问题紧密相关,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会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曾领导农民建立过农会组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会主要是组织和发动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农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农会还是农村基层社会的政权形式。当建国初期广大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结束和建政工作完成后,农会就悄然消失了。其后的贫下中农协会,为克服国民经济困难,改变农村面貌和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作为群众组织的作用。当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后,贫协也被撤销了。农会组织被撤销,其原因十分复杂。在中国共产党同农会之间,农会同农民之间都没有建立起适当的关系,应当是影响农会命运的重要因素。如何实现农会由"革命组织"向以维护和拓展农民利益为基本职能的真正群众组织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与农会关系上并未解决的课题。     

胡适与国民政府

胡适对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太多好感.但他却一直注视着国民党政权的种种政治决策与行政思路,不肯放弃自己的职责;始终坚守自由主义立场,时刻准备以社会的良心正面发言,并在政治舆论上为执政的国民党指点一条通向民主法制的建国治国的大道.在此过程中,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冲突与合作相始终,希望与失望相交织.     

从战前无锡看国民党地方“党力”的软弱

国民党政权奉行以党治国的思想,其党力强健与否,直接关系到其治国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抗战前的无锡国民党党员群体、党务运作、党政关系极其混乱,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因不重视党的基层建设,导致党力软弱,在社会整合、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方面国民党地方组织都没有作为。     

“立委”选后“钟摆效应”能摆回多少

台湾地区第七届“立委”选举结果于1月12日晚揭晓,执政的民进党全面溃败,剧烈跌宕至27席。与之对抗的国民党则激增到81席。加上与之在“立院”共同运作的无党团结联盟的3席及亲民党的1席。     

台湾新政商关系透视

台湾首次政权轮替后，民进党上台执政，岛内政商关系重新洗牌。陈水 扁当局在传统产业以筹组或拉抬新的工商联络组织，稀释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三大工商团体”；在高科技产业积极运作成立各种“智库”，拉近科技界与扁当局的关系，编织自己的人脉。扁当局在新政商关系的构建中出现了社会公共资源的酬庸等令岛内民众担忧的趋势，有关政商关系的制度面的缺失与空隙加深了台湾政商关系的恶质化。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政机构改组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为应对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向大后方转移等各种战时特殊状态,在蒋介石主导下,中国国民党在党政军决策体制及其架构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和改组。通过设立国防最高会议、扩大改组军事委员会以及南京失守后的政军机构改组,不仅有助于稳定国民党的战时领导层,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有利于贯彻国民党的抗战决策,并使国民党领导层尽可能做到一致对外。     

清末全国农务联合会述略

清末的全国农务联合会,是一个由资产阶级发起并领导的民间社会团体。它的产生,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早在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及一些工商界代表人物为推动农业发展、适应资本主义增长的需要,就曾倡导成立农会。如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即阐明“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农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业自盛。”1896年,南通状元资本家张謇也曾提出创立农会的建议,并具体指出:“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合处惟上海宜,宜有总会,有会督。”次年,张謇又为请设农会专折上奏清廷,强调创设农会乃“今日标本兼治”之重要措施,“官民一心,逐件经营,必有成效可观。”     

国民党全面执政与两岸关系发展前景分析

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在野八年的国民党终于击败执政的民进党,重新赢回政权.加上在2008年年初举行的台湾地区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党也是大比分告胜,国民党在岛内政治生态中的强势地位基本确立.国民党的全面执政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挑战.我们当前的对台工作必须把握两岸关系改善的契机,大力推进对台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     

从尹子衡受贿案看国民党当政初期的腐败问题

发生在1927年8月的尹子衡受贿案,是当时受到广泛关注的一起公职人员受贿案,主要媒体有充分的报道,并有较为深入的评论,对于后人了解国民党当政初期对腐败案件的处理方式,以及经此探究国民党统治时期腐败问题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无裨益.该案虽以尹子衡被处死刑而结束.但案件疑点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相关负责人员没有被处理,由案件暴露出的若干重要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显示出国民党当政之初在处理腐败问题时的短视与无力,并由此影响到其后国民党处理类似问题时的思路.     

政治学视野中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是现代民主政治运作的主体。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 ,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强弱与执政绩效的大小、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呈正相关关系 ;影响执政能力提升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执政党的价值理想目标体系的科学化水平、运作的制度化水平及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 ,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提升和发展党的执政能力 ,就应不断优化和完善党的价值理想目标体系、提高制度化水平和组织系统的开放程度     

战时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执政的国民党通过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高校中设立党部及对出国教授进行政治集训等方式,加强对知识精英的操纵和控制。但大学教授在国民党化过程中种种表现只能看做是其拥护抗战的政治姿态,并不能说明教授已经成为国民党忠实的追随者,从结果来看,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也并不成功。     

提高政府理财能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国家财政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财政不仅是国家政权活动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财政的改革与发展,直接涉及执政党长期执政的能力水平.     

执政理念与普世价值的创造性结合

执政理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使之取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对提高党的影响力、公信力和执政效率,提升和发挥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传媒:特殊的执政资源

执政资源是执政党所拥有且可以支配的物力、财力、人力、权力等有形资源以及思想理论、威望影响等无形资源。执政资源大致可以分为物质资源、精神资源以及物质—精神资源三种类型。作为党的重要的执政资源,新闻传媒与党的其他执政资源相比,有共同之处也有特殊之点。在执政者与作为执政资源的新闻传媒的关系问题上,前者起主导和决定作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闻传媒在诸多方面特别是发布重要的政务信息和公共信息以及进行舆论监督等方面,还有很大潜能可以发挥。发挥其潜能,有赖于地方党政领导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论预测在执政中的当代价值

在新的历史阶段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必然产生对科学预测的诉求.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执政能力都应该内含着科学预测的素养.缺乏预测能力,科学执政就无以为效.     

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政府公共权力科学运作的三维构架

当前,科学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进步等方面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把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公共责任三个维度所建构的三维框架中加以考虑,只有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才能使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走向科学化与制度化。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节流与开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是与政治合法性紧密联系的,党的执政能力其实也是汲取政治合法性资源的能力.现阶段党的执政资源主要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能力建设的过程中,既要防止传统执政资源的流失,更要注意新生资源的开拓,在执政资源的再生与开拓中,不断增强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论政治协商与党的民主执政能力

民主政治的本质是参与政治,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政治协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方面,是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相关.不断提高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是新时期政治协商的重要任务.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人民政协,必须充分认识政治协商与党的民主执政能力建设的关系,准确把握政治协商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结合点、共振点和切入点,充分发挥政治协商的特点和优势,努力为加强党的民主执政能力建设贡献力量.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浅论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提出的要求,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要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到实处,必须强调要在发展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本文在执政能力建设的新形势、执政能力建设之内涵和如何在发展中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