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史学批评

《荀子》积极总结历史经验,强调鉴史价值,评说各种现实社会问题,极其关注制度建设。不把治国寄托于人性之善,而宁可用制度去限制改造人性之恶。《荀子》提出的鉴史观念与方法,如“法后王”、“以近知远”、“详近略远”等对后世史家启迪颇多。《荀子》对《尚书》、《春秋》及孔子的评价,为传统史学长期沿用。《荀子》对“辩说”性质、技巧、方法、误区的探讨,对后世史学批评影响深远。     

浅谈"以德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在我国社会发展步入21世纪新的发展时期所制定的重要治国方略,也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认真领会这一治国方略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大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蛮族的希罗多德"——格雷戈里的历史叙事伦理探析

格雷戈里是6世纪高卢历史学家,著有<法兰克人史>,被后世誉为"蛮族的希罗多德".虽与史学之父并举,然浓厚的宗教成分也造成后世理解困难,误解重重.格雷戈里继承并发扬了奥古斯丁之后教父们的编史传统,以基督教的时空观和宗教逻辑撰写历史,将对人类的普遍关切落实于对个体命运的高度关怀,是基督教伦理在史学撰述上的一次实践.在史学发展进入"后现代"的今天,历史编撰的根基遭遇质疑,重新挖掘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特殊的历史叙事伦理也许会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经筵进读与史学义理化

宋代历史诠释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对当下政治的关怀.在经筵中讲读儒家经典与历史经验,为帝王提供治国理据与借鉴的制度安排,也为士大夫提供了利用历史诠释表达政治观念的合理途径.在具体政治环境的刺激下,以唯道德主义为检验标准的观念体系逐步成熟,并渗透到历史编纂中,使史学诠释产生明显的"义理化"倾向.作者将以<资治通鉴>和<唐鉴>为例,检讨这一过程的发生.     

论杜佑《通典》与刘秩《政典》

唐朝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编著的《通典》一书,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综论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的史学专著。由于杜佑《通典》的出现,开创了中国古代史籍中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这种体裁,于是《三通》、《九通》以及会要之类,巨著长编,相继出现,蔚为大观。所以杜佑《通典》在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上据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表现在《通典》中的杜佑的政治思想和史学观点的进步成分,对当时以至后代政治和史学的发展。对当时以至后代政治和史学的发展,都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尤其是杜佑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制度,详述其沿革损益,议论其是非得失,并不是为了“好古”,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将施有政”,“度其古”而“行于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古为今用”,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参考。这种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与现实密切结合的精神,至今仍是值得批判地予以继承的。     

王夫之的易学与史论

王夫之把易学与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说历史的兴亡之理 ,论几千年的兴亡得失荣辱消长之故 ,显示其深邃的史学哲理性 ,把中国史学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王夫之以易学的通变的观点 ,从历史大势出发 ,总结历史 ;强调历史经验教训是和一定条件相联系。王夫之的易学成就造就出他的史学的特色。王夫之重义理而不废象数 ;以史证易、以易理释史 ,又以史的眼光评析易学流变 ,从而为他的易学提供了历史的说明。只有把王夫之易学与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把握 ,才能对船山学术有全面的认识     

从贞观之治看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世与盛世

中国传统史学和政治有着特殊的关联 ,对王朝更迭和治道兴衰的历史现象的探讨 ,构成了对治国理论进行探讨的核心内容。“贞观之治”是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观念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它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治世而非盛世。贞观君臣以尧舜之世、唐虞之道为自己时代的政治理想和治国指导思想 ,并将抽象的帝道、王道落实为具体的治国方略和施政措施 ,将自己时代定位为用唐虞之道开创的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治世。传统史学也是将贞观之治作为一个治世来看待的。唐代以后 ,治国者往往不再把五帝三王视为楷模 ,而是把贞观之治视为典范。     

“以德治国”是治国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江泽民提出的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扬弃"了中国古代的"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以及西方过分推崇法制的治国思想,在总结建国以来治国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结合起来,是治国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开元初期玄宗对唐前期政治的反思

认为"开元之治"的形成与唐玄宗注重政治思想与制度建设,善于总结唐前期政治思想与执政实践的经验教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开元初期,玄宗对唐王朝开国以来的政治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扬弃"则天故事",继承"贞观故事",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并重新确立了新的秩序。     

清末中国"史界革命"论

清末中国以"新史学"勃兴为标识的"史界革命",以崭新的历史观念、全新的史学追求、空前的传播方式.开辟了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新纪元.本文深入探讨了这场革命的内在理路、主体表现及其推动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划时代意义.     

教育的意义在于“引领”而非“被教育”

教育的意义在于育人,而真正意义上的＂育人＂,就要克服教育中无视＂人＂的＂物化教育＂,充分发挥它崇高无比的引领作用。教育的真谛不是＂被教育＂,而是＂引领＂发展：教育贵在引领学生追求意义与崇高,教育重在引领学生学会爱、追求爱,教育妙在引领学生学会自主建构与创新。     

连词“and”小议

连词and在英语中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词,然而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真正掌握并给出合适的翻译是需要仔细思考的。And并非只能在句中起并列连词的作用,在翻译实践中,应该根据上下文的具体语境正确理解并翻译and。     

连词“and”小议

连词and在英语中是一个看似简单的词,然而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真正掌握并给出合适的翻译是需要仔细思考的。And并非只能在句中起并列连词的作用,在翻译实践中,应该根据上下文的具体语境正确理解并翻译and。     

"诗言志"与"功成作乐"

诗是周代乐制中乐的表现形态,属于乐的范畴,故所谓先秦诗论都是乐论."诗言志"原本是西周礼乐理论形态中乐论的一个命题,是"功成作乐"的乐学观在"论乐及诗"时的不同表述."功成作乐"表现的是乐以功德为价值取向,"乐以道志"即乐以功德为表现内涵."诗言志"即"乐以道志",与"功成作乐"的核心内涵一致.作乐以功德为基础,故诗也以歌功颂德为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决定着诗只能言"志".言"志"于主体来说,表现为美、刺两个方面,即对功德的歌颂和对违德的讽刺,以保证和维护功德的实现.孔子的诗论,包括他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王者迹息而诗亡",还有<毛诗序>亦都是从"功成作乐"的理论发展而来的.     

英语“予、取”类动词语义与句法关系浅析

句法—语义界面理论核心是把句法和语义结合起来去探求语言的内在规律,去寻找句法背后的语义动因。本文通过运用该理论对英语"给予"和"索取"类动词句法表现形式的考察,探寻这两类动词句法表现形式与语义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其在汉英互译中趋于"信、达、雅"提供理论参考。     

通向“存在”与“神圣”——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界说

该文遵循现象学阐释学原则,面对海德格尔思想文本自身,解读海德格尔诗学言论的意旨。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界说“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通向存在之近处和神圣,以及界说“诗人的使命”在于道说神圣、还乡和期待上帝,都表达了对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贫困时代”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指示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切问,体现了海德格尔“反主体形而上学”之思的一致性。     

汉语“米”指称体系与英语“Bread”指称体系的对应

特定的自然环境产生特定的饮食文化,特定的饮食文化有与之相应的特定的语言表达形式,而不同的语言指称体系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关联性.例如,中国大部分地区以"米"为主食,大部分英语国家以"bread"为主食,汉语"米"指称体系与英语"Bread"指称体系就显示出这种对应性.     

从“应当”到“目的”再到“历史”——对康德价值思想的批判性解读与借鉴

康德作为近代德国古典哲学或观念论哲学的创始人,其哲学是接着休谟提出的问题"往下讲"。康德基于现代人及其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从理性的两种不同的运用即"理论运用"与"实践运用"所面对和解决的不同问题,强调了(道德)价值的独立性和对于人的生活实践的范导作用,其理论的具体展开,是通过"应当""目的"或"合目的",最后走向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康德价值哲学思想对于习惯于实用理性和整体主义思维,而又置身于现代化运动并正在经历着社会分化与整合的中国人,具有特别值得省思、重视和借鉴的意义。     

从"视域"到"共呈"

论述了从作为胡塞尔“第一哲学”最重要的概念的“视域”概念向作为胡塞尔“第二哲学”最重要的概念的“共呈”概念的理论过渡,以及这一过渡在胡塞尔哲学中的重要的意义,认为它标志着胡塞尔现象学中的主体性理论与主体间性理论的真正的统一,并且宣告了作为所谓的现代哲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最高产物的一种“先验现象学’学说的最终的确立。     

"时代焦虑"与文艺为政治服务

时代焦虑至少含蕴着对私人空间的焦虑和恐惧及速度焦虑二层意义。这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焦虑,而是时代中人共有的。时代焦虑是现实政治无意识层面的意义呈现,是艺为政治服务理念的内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