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的美德政治

罗伯斯庇尔心中的美德共和国是一个永恒正义的王国。深受古典美德政治典范熏陶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美德政治理论影响的罗伯斯庇尔,在其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美德与政治同一的理论,其美德政治理想的实质是道德政治化与政治道德化的同一。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理论集中回答了法兰西共和国民主政体与美德、幸福、法律、平等、革命的同一性问题,尤其强调了平等对社会政治和谐的价值,继承并发挥了卢梭关于宗教对政治道德建设的作用理论。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美德伦理学与美德认识论两者在整个"现代哲学"时期一起衰败,但最近已经复兴。共同的复兴,加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属于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形式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哲学构成一种中世纪时期就不可避免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德方法最终会繁荣的观点。现代西方出现的新个人主义导致主观笛卡尔主义者转向,并且强调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权利,但是这些现代性"震荡"也许正在消失而朝向善,当今美德理论的强大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现代西方所出现的广义个人主义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美德传统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衰退那样而在中国衰退。并且,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在其强调道德谦卑方面类似于儒学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美德伦理学不可避免的道路。而且,因为谦卑也是一种认识美德,美德认识论比起其先前所认识到的,或许也必须更多地向强调与他人同感的情感主义学习。     

儒家美德法理学论纲

儒家的道德思想可解读为一种温和的美德伦理学,既强调行为准则礼,又将个人品质作为 道德评价的根本标准。儒家美德法理学是受儒家道德思想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当代法律理论,以礼、正名、 义和仁四个儒家根本理念为基础。在规范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将和谐(社会层面的协调性和谐与 个人层面的自治性和谐)看做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法律应当提供一个制度性框架以促进公民美德的 发展。在实在理论方面,儒家美德法理学从功能论的角度解释了法律如何指引公民的行为,并对评价性 概念的适用和法律指引人们行为的机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以此为前提,儒家美德法理学要求法律中 的评价性概念和法律的内容能够被具有“义”美德的公民所内化,以令法治得以良好运行。     

所罗门商业美德思想探微

美国当代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C·所罗门认为,目前普遍流行的商业隐喻加深了人们对商业与美德无涉的错误认知,掩盖了商业活动应有的真实面貌。他以亚里士多德方式来考察真正的商业生活,并由此指出一条以亚里士多德美德观解决商业伦理问题的实现路径。所罗门以亚氏美德伦理思想为资源,重点讨论了在商业实践活动中个体与团体（企业）相统一的幸福生活并强调美德在实现“完整的人”与“完整的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罗门在亚氏美德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基本的商业美德和企业自身的商业美德。     

论亚里士多德正义论中的现代性因素——以亚里士多德论正义美德的限度为中心

在哲学史和伦理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一向被视为西方古典哲学及古典美德伦理学的代表.然而在关于正义美德的理论中,亚里士多德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文本中揭示出了具体的正义美德本身的限度.这些论述使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论具有现代思想的某些重要特征.而麦金泰尔对亚里士多德正义美德的这一特性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读,这不利于麦金泰尔本人所倡导的复兴美德传统运动的发展.     

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德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理解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离知识最远的勇敢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论题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出发,上溯柏拉图的《拉克斯》和《普罗塔戈拉》两篇对话,试图从具体文本的文脉中辨析智术师与哲人在美德问题上的异同,进而考察政治哲学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美德及其养成

美德,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长期沉淀下来的精神文明成果,是指能够使个人和社会都臻于完善与完美并且被普遍认同、期望和赞美的品德或德性,是一个社会最高价值评判标准在个人身上的体现。因此获得和养成美德,是我们的道德追求之所在,是我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与方法。我们要养成美德,就应对美德有一个深刻而全面地认识。了解美德的含义与评判标准、美德的特征、美德的分类、美德的获得与养成的途径与方法对个人道德人格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亚里士多德论有美德的行动

本文依据《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亚里士多德的有美德的行动的概念进行了分析。通过考察一个真正表达了美德的行动包含了哪些重要因素,且每种要素是如何贡献到一个有美德的行动当中的,以表明一个有美德的行动是如何被驱动的,而一个具体的行动过程又是如何被选定、如何有助于实现整体的幸福的。进而,笔者认为,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做有美德的行动并不仅仅是一个培养习惯的过程,而且必须要求理智上的卓越。     

道德赞扬的美德困境及解决 ——基于赞扬与敬重的区分

道德赞扬是道德评价的重要手段,是个人或社会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和依据对行为者正确的选择和行为做出的正面评价.而菲莉帕·福特认为道德赞扬存在一个美德困境,即一个真正的有德者在处理道德抉择和困难之事时应当毫不费力;但美德之所以受到称赞是因为行为者完成的选择和行为是困难的、难以完成的.这一困境产生的原因在于有德者的美德形成是历史性过程,对主体的道德评价依据在于动机而非结果以及美德的纠正性思想的主体差异.而为了解决这一困境,我们需要对赞扬和敬重进行区分,限定二者的适用范围,分析康德敬重他人的形而上学基础,这一困境会延伸到赞赏的分配正义问题.     

美德伦理叙事视角下的道德想象力及其运用

道德想象力是道德探究与道德选择所需基本能力之一,实用主义伦理学针对性引入道德想象力概念以对规范伦理学的程序思维模式提出挑战,但其不足之处在于未能对道德想象力及其运用过程加以详尽说明。与此相关,道德叙事作为美德伦理诉诸的基本探究方法,为人们确立了一个可供深入探究道德想象力概念的理解框架。基于美德伦理叙事视角,可以从道德想象行为主体、道德想象社会空间以及道德想象传统情境等方面深刻把握道德想象力概念内涵。另一方面,也可获得关于道德想象力运用过程的有益借鉴,从而为人们在价值多元的伦理生活空间中合理进行道德选择奠定有力的思想基础。。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明智——一个道德的人必备的理智德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明智作为实践的理性不同于知识等理论理性,它指导伦理德性的形成,是理性在道德活动中实践的能力。同前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理性认知,而且强调了理性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智作为关键性的理智德性,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既强调理性又注重实践的伦理思想的特质。     

德性与规范：道德二维及其统一

德性论伦理学和规范论伦理学对道德作了不同侧面的强调,德性论首先强调人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规范论则主要强调一个人应当做什么以及应当怎样做?从道德与人的关系来说,道德本身便内在地蕴含德性之维和规范之维。道德作为德性时指涉的是道德对于人的本体性意义,即道德使人成之为人而区别于动物,并且成就、实现和完善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为主体内在品质;道德作为规范时指涉的是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规范人,从而维护人类社会秩序和人类整体生存,主要体现为具体的社会道德规范。道德之二维是互生互成的一体两面,过分强调其中之一维而忽视另一维都会导致对道德的片面理解。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 ,它对伦理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 :一方面他坚持了道德的理性本质 ,反对道德学说中的反理性倾向 ,另一方面 ,在道德问题上他却不是诉诸“建构理性” ,而是主张一种“教化理性” ,即与情感感受、行为相交融的理性 ,认为在道德上 ,理智德性表现在它能为行为提供正确的原理 ,能进行实践的思考、推理、谋划 ;伦理德性则表现为由风俗熏陶而成的情感的中和和行为的合宜     

试论古典政治哲学中的勇敢美 德简

“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的著名命题。理解这一命题的关键在于理解离知识最远的勇敢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识。论题以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为起点,从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出发,上溯柏拉图的《拉克斯》和《普罗塔戈拉》两篇对话,试图从具体文本的文脉中辨析智术师与哲人在美德问题上的异同,进而考察政治哲学与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的辩护

亚里士多德在幸福主义目的论的框架下,基于人类的本质及其特有生活,通过“功能论证”,论证了美德的必要性。当代西方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沿袭了功能论证的路径,通过对人类特有生存方式的考察,论证了美德对于人类幸福生活的必要性。与现代道德哲学相比,亚里士多德主义伦理学对美德所作的辩护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也面临着由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带来的问题。这种辩护对于作为“类”的人来说具有合理性,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说服力有限。     

道德模范评选的德性之思

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在全国掀起了向道德模范学习的热潮,这充分反映出道德模范身上高尚品质的价值魅力。因此,本文立足于道德模范这一德性载体,通过分析德性概念本身所蕴含的潜在力量及其所具有的双重价值,来揭示德性作为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支撑点所发挥的作用并试图探讨现代社会对人们提出的德性要求。     

公正作为德性——亚里士多德公正德性探析

德性就是品质。亚里士多德把公正德性定义为公正品质,认为它是公民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事情的品质。公正德性是一种个体德性,但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德性,因此可以称之为“非个体的个体德性”。把公正解释为介于纯粹利他主义和纯粹利己主义之间的品德是错误的。罗尔斯的公正理论视正义为制度的首要价值,对亚里士多德作为德性的公正提出挑战,同样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