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中的褶皱与张力——以甘南农牧区为例谈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对非遗保护的作用

非遗保护,特别是在基层部门的保护实践中存在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误区,即缺乏整体性保护理念。"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是非遗保护中容易被忽视,但却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途径。甘南藏族自治州农牧区至今保留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数量均居全省之首,对研究和保护少数民族非遗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少数民族非遗整体性保护要重视"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这三者与非遗水乳交融、相互融合、不可分割,村落文化是非遗的载体,活态文化是非遗传承的水系,而文化空间则是非遗生发的母体。     

大运河非遗活态传承利用杭州拱墅段经验

大运河沿线分布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实现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利用,不仅是当代非遗保护的目标指向,也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关键要素.位于京杭大运河南端终点的杭州拱墅段,在探索大运河非遗活态传承利用的路径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有效地盘活了与非遗相关的地方经济发展业态,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并带动了区域百姓就业,其经验对于运河沿线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非遗·传承·延续:博峪采花节田野调查及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各种文化都会面临变迁,这就使得保护传统文化的问题逐渐被众多专家学者先后提出,尤其是对"非遗"文化的传承保护在学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在这种文化语境下,我们可以借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理念,借助"非遗"文化活态性保护的经验,实现对舟曲博峪传统采花节的活态保护传承。     

跨文化教育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保护"为主题,在融合访谈调查及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挖掘"非遗保护"与"跨文化教育"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结合跨文化教育理论视野中的跨文化交流、反身性构建、身份认同等分析工具,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教育实践研究。融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跨文化教育的双重领域,不仅拓展了"非遗保护"的文化教育维度,还为跨文化教育视域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生成新的研究路径及价值;在拓宽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路径的同时,还有助于唤醒、加强传承人的文化参与、身份认同及社会交流,进而为非遗保护与发展营造内生动力。     

安徽省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活体传播的特殊形式,种类众多,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安徽省虽然算不上非遗强省,但技艺类非遗项目特色鲜明,成就突出。统计安徽省技艺类非遗项目的数量和空间分布状况,分析其保护传承和发展情况,并针对安徽省技艺类非遗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五点对策: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和相关制度建设,推动非遗IP化;扩大非遗影响力,整合地方资源;实现创新性发展,完善对传承人的培养和传承体系,完善非遗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加大监管力度;保存非遗原真性,以期实现安徽技艺类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充分发挥其以文育人、以文强省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模式研究——以湖北宜昌民间故事讲述家孙家香、刘德培和刘德方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濒危传统项目的静态保护、自然文化生态中的活态传承,以及未来文化资源利用的生产性开发方面,都负有神圣的使命。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应坚持以人为本,处理好保护与开发、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市场的关系,在加大抢救性保护、深化活态传承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生产性开发。既要照顾好传承人的身体和生活,又要保护好传承人的文化生态,更要利用好传承人的文化品牌,走从静态保护、活态保护、进而到生产性保护之路,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社会经济服务。     

论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具有可以创新非遗项目传承人制度、创新非遗文化传播途径和实现非遗资源的整合利用等价值;目前荆州非遗数字化保护面临传承危机、受众危机和保存危机等问题;荆州要通过建立并完善非遗资源库、构建非遗数字化博物馆、形成立体化数字传播渠道等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有效保护和利用。     

传承人视角下麦草画工艺发展路径研究——以汝南袁月英麦草画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是传承,保护的核心是传承人。传承人掌握着非遗的核心技艺和知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的传递者。传统工艺类非遗中的麦草画工艺是由手工艺人利用相关工具纯手工制作出来的,传承人在这类非遗传承过程中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保护好传承人,是解决非遗传承危机的关键,也是实现非遗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以袁月英麦草画为个例,从传承人的视角出发,探索适合麦草画工艺的发展路径。     

场景理论视域下非遗馆建设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与传承需要在特定的空间场景中完成,非遗馆作为真实载体,能够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创造丰富的互动场景。我国非遗馆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在具体实践中存在活态性呈现薄弱、创意性不够鲜明、数字化融合滞后等问题。非遗馆是非遗场景化的产物,场景理论在构成要素与理念层面与非遗馆建设相契合。可以从优化非遗展陈场景、塑造非遗消费场景、拓展非遗教育场景三个维度实现非遗馆场景化,这有利于促进非遗在当代的活态传承。     

晋陕豫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是重要的国家战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是弘扬黄河文化,并使其融入当代民众生活的重要路径。基于当下非遗传承所面临的困境,应从非遗文化的内在脉络出发,加强对地方相关利益群体的关注,再造区域文化共同体。从学理上,晋陕豫三省应加快非遗学的建构,推动非遗学与黄河学的融合互补;在实践上,激活区域民众的主体性与参与性,通过多元主体合力,实现非遗的传承创新。非遗的传承创新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有利于强化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进而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的概念及其类型

学术、政治、日常生活中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话语表达为主,保护实践中也主要倡导以传承人为本位的行动逻辑。保护人与传承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忽略对保护人的讨论。本文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与传承人进行了区别,界定了保护人的含义、类型,并对不同类型保护人的行为逻辑进行了探讨,以期丰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内容。     

传承与传承人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化是靠传承而延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对非物遗产所下的定义强调的是“世代相传”和在社区、群体中“被不断地再创造”并有“持续的认同感”,与我国学界传统上理解的民俗(民间文化)强调其作者和传承者的身份有所差异。传承大致有四种方式:群体传承;家庭(或家族)传承;社会传承;神授传承。传承人主要现身于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领域。对杰出传承人的调查和认定,传承人的权益和管理,是21世纪初正在进行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遇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高校研培计划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培计划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教育模式,是通过非学历教育的方式对传承人的传承能力、展示和推广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持久的存续力、传承人的文化自信等多方面的培养,经过近四年的推广已经渐成规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需要给其传承人更强的传承能力和文化自信,让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成就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和传播是其发展的动力,传播不是传承,但却能让更多人参与到传承的工作中,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加入到扶贫队伍中,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人们就业,展现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独特魅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培计划在各地的培养模式大致相同,但研培效果却有所差异。结合具体案例,大胆质疑,并提出解决方略,对今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培工作以及学者的深入理论阐释具有现实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其中传承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如何调动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就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规定较为简单,只是从义务的角度规定了传承人的传承义务,导致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不高。对此,应当加强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权利性认识,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传承人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权,通过程序性规定和法律救济措施的制定进一步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权利主体对传承活动所享有的传承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濒危语言

濒危语言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特类。当前濒危语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身份得不到确认,不利于濒危语言的深度记录、整理、保存以及实际传承和具体保护。加强濒危语言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可与依赖其作为重要载体的民间文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活态的群体传承与保护。     

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高度——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是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的,这是人们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性,同时对自己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反思及寻根的结果。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是不同国家＂文化自觉＂的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区别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文物,它首先是一种观念,是一种认识,是一种形而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和意识形态是流动的、变化的和活态的,严格说它不是遗产,也不是过去了的产物,而是还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去认识它,纪录它,研究它,传承它,发展它,并让它成为当今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当今文化发展的基础,以及当今文化创新的资源,成为中国＂文化自觉＂中的一种教育方式,那么有关它的保护工作就有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起点,也可能成为中国创意产业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     

非遗传承与基础教育的融合之道——梁平木版年画传承人莫绍萍访谈录

如何将非遗传承和基础教育这两大文化要素兼顾考量,实现完美融合,无疑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且亟待探索的问题。莫绍萍不仅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市级传承人,而且还是一位教育成绩卓越的老师和管理者,她让梁平木版年画这种传统艺术回归社会生活,融入教学,融入地方文化建设,实现了非遗项目的活态化。非遗传承的不仅仅只是一种技艺,而且还是一种做人做事的人生态度,一种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的人文精神,它让我们变得执着而坚定、善良而温暖、谨严而圆融。这些优良品质无一不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应该传递给学生的核心素养。正是这种合力和交集让非遗传承和基础教育找到了彼此完美的融合之道。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现今却面临着诸多困境,草原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现代化冲击科尔沁传统文化、部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亡。保护文化生态环境是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基础。建立科尔沁文化生态保护区,确立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普及机制,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化,科学利用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善立法,旨在保护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生态环境。     

阜阳剪纸:乡村振兴视域下的活态传承与困境出路--基于“非遗”传承人葛庭友的访谈

自乡村振兴计划实施以来,乡村文化中的民间“非遗”项目被作为文化扶贫的重要抓手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在与安徽省省级“非遗”——剪纸项目传承人葛庭友访谈中,发现阜阳剪纸面临着剪纸风格模糊、资金投入稀缺、传承人才流失、传承环境消失等突出问题。而在乡村振兴视域下解决阜阳剪纸传承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其关键路径在于以下三点:第一,以剪纸为中心,设置非遗产地核心区;第二,多方力量促进,完善非遗传承机制;第三,吸收传统文化,提升本土产品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