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土改 合作化”小说中的中农

作为农村的中坚阶层,中农在相关政策层面一直被定义为中国革命的依靠和团结对象。但在部分“土改合作化”小说中中农的合法身份却不断遭受质疑。中农身份从理论到实践的不稳定性最终反映到文学中。这折射出土地改革的最终走向,并对当下中国社会持续产生各种影响。研究中农形象的特殊表现形态,对于反思“土改 合作化”叙事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十七年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初探

继五四之后 ,十七年 ( 1 949～ 1 966)再掀第一人称叙事高潮。不同的是 ,十七年是“他叙”而非“自叙”占主导 ,且呈现如下总体特征 :人物内心的空洞化、叙述主体的边缘化、叙述身份的非个人化、叙述姿态的卑贱化。通过分析其中原因及艺术特征 ,我们或可更贴近地理解十七年的作家与文学     

论“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部分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叙事背景下知识女性的成长特征：爱情与革命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叙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女性意识的消解。     

反规训中的自我规训——"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的伦理意涵

监狱叙事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伦理意涵。以规训与反规训为焦点的监狱叙事,映射出有别于其他革命历史叙事的革命伦理：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而更是文化选择与整合的结果。“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参与了那个时代国家与人民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从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参与了当时宏大的社会规训计划。     

风俗话语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叙事

风俗是合作化小说重要的叙事策略之一。大量的风俗描写渗透十七年合作化小说中,与政治话语同谋共生,演绎当下意识形态,表现现实秩序的合理性。本文从风俗自身的特性和意识形态的特殊关系入手,考察风俗叙事与政治话语的结合状态,及其在合作化文本建构中的特殊意义。     

贾平凹小说的叙事伦理

贾平凹以其《废都》等文学作品,创造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与商业的神话,并且这种神话越来越显露出了其复杂的面貌。于今天重新审视贾平凹的创作,我们会发现它具有当代中国文学建构与发展历史的意义：背负着精神重负,贯彻着文学整体观,同时,还在建构起了一种新的叙事伦理。     

论传统伦理在鲁迅小说叙事中的境遇

在理性伦理层面，鲁迅执着地批判和反抗传统伦理，但在小说叙事伦理中却对传统伦理的诸多方面有所担待，并且充满着不可排遣的紧张冲突，这既是思想、文化转型时代人心秩序的普遍反映，更是鲁迅个体伦理困惑的体现。     

论杨逵小说的叙事伦理

杨逵在《送报伕》中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时空交叉、对比手法等叙事形式来组织事件、塑造人物,传达自己的伦理思想,叙事成为作者向读者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的一种独特而有力的工具。作品所秉持的并非纯粹的自由叙事伦理学,而是自由叙事伦理与人民伦理的融合。     

霍桑与都德的小说叙事伦理比较

霍桑与都德是19世纪同受宗教文化影响并试图为解决资本主义道德危机而寻找某种伦理可能态的异国作家.相比之下都德更倾向于以博爱与大善作为故事叙述的基本伦理支撑,参考14世纪的城邦文明对伦理的幸福内涵作出设想.霍桑则受困于清教主义关于人性恶的悲观论调,着意于善恶有报的道德反思.显恶与惩恶的主题安排同时彰显了其小说叙事应坚守的道德底线,反映了现代人们的伦理期待.     

“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叙述”

"十七年"时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身体观念运作的结果是充满各种生理欲望的身体被简化为"为人民服务"的物质性工具,文学作品对社会成员身体遭遇的表现和处理,突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成员的外部规训和社会成员的自我规训,拯救身体就此成为一种精神拯救的手段。身体拯救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信仰抵抗型、党群关怀型、民间治疗型和揭露惩罚型。     

论十七年的戏剧文学创作

十七年戏剧文学创作的总体格局是“话剧———戏曲二元结构”共生互补,话剧的突出特点是日益政治化和正剧化,戏曲则基本上是“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三并举”和悲剧、喜剧与正剧同步发展。如果说中国戏剧的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是由话剧的诞生与发展来代表的,那么,在十七年,戏曲的“推陈出新”及其文学成就对于中国戏剧现代化的意义则在话剧之上。     

革命书写超越中的羁绊——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模式化叙事

十七年文学中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始终在追求一种现代性因子,试图从全新的角度叙述革命的神话,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隐匿在革命书写背后的却是传统的模式化叙事。在革命书写和传统模式之间的徘徊,成了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的一个叙事策略,也是主流意识和民间资源进行整合的一个典型范例。     

都市的困惑——17年工业题材话剧透视

建国后工业题材话剧,一方面表现出振兴民族、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及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在如何建设、怎样合理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上又主要依赖的是过去乡村革命经验,对富强、富裕的渴求与对都市繁荣的困惑与恐惧,充分反映一个时代指涉和选择的困惑.     

置疑与重建——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的历史意识

疯癫叙事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中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它们传达出新中国前四十年文学所不曾有过的历史意识,这些历史意识包括历史形态与叙述姿态的开放,将历史作为一种审美修辞对象消费。具体而言,即对历史形态的重新认识、自我置疑的历史叙述姿态、寻求历史认同和重建历史话语意义。将90年代长篇小说疯癫叙事所传达的这套历史意识,放置到中国当代文学历史意识流变的坐标轴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历史意识是在认识到过去文学叙事的局限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的有限度的反拨与超越。     

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

在农民工小说叙事中,关于女性农民工的叙述数量众多,恐怕要占到新时期以来农民工小说叙事的半壁江山。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集中书写改革情境中身陷城乡分割体制中的独特女性命运,充分暴露了男权社会的专横、阴戾和丑陋。然而,整体上过于悲苦哀怨的农民工小说的女性叙事还是钝挫了它的女性意识批判的锋芒,只有少数描述进城农村女性新变的作品显示了农民工小说女性意识的深度,勉为其难地切入了时代的本质。     

身份的印迹--透视17年小说的一个思路

本文从作家身份的视角审视了国统区作家、解放区作家、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四类作家在17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创作,认为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和解放区来的农村作家以他们同中各异的身份营造了文学别样的景观,国统区作家和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由于身份的错置以及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作家身份与世界观、与创作个性的关系,其创作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最终无一例外地退居历史的深处.     

“十七年”批评话语与诗歌语体的嬗变

在“十七年”,诗歌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嬗变,这不仅是时代和政治推动的结果,也是诗歌理论批评实践的结果。五十年代初,批评家关于古典话语与现代诗融合的理论探讨还保有一定的个性化空间,随着政治风潮的纷至沓来,批评家建构起了与时代语境相契合的阶级批评话语,“光明语体”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五十年代末,在“两结合”的批评原则下,“民间话语”（新民歌）在新诗中得到了扩张,诗歌语言不断地简化和政治化。在“政治/批评”的双重规约下,“十七年”诗歌语言的艺术凝练性与诗意涵括力日趋减弱。     

颂父与渎父:自审亦他审——明清家族小说审父母题的双向理路

明清家族小说的审父母题一方面基于父辈的忧思,肯定传统父性文明的正面价值,呈现颂父倾向;另一方面,以子辈的叛逆视角将父亲隐退或是正面作用弱化,甚至审丑化处理,在父子冲突中呈现渎父倾向。这种颂父与渎父并非二元对立的形态,而是父与子的对视、他审和自审的互审式结构形态,在否定中的肯定和肯定中的否定的过程中重构理想和希望。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