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论中国的社会和宗教

马克斯.韦伯(M axW eber)在其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并验证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设: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分析相对应的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中国社会和宗教所作的出色研究。韦伯的论点为:中国自秦代以来拥有统一帝国式的持久和平,人民有广泛的迁徙自由,货币经济也十分发达,远古时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理性化的经济秩序并未在这片国土上产生出来,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家产制的官僚制及其掠夺性的政治资本主义;其二是儒教和道教的精神特质阻碍了包括信任关系在内的经济理性化的发展,使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胎死中。韦伯的分析认为:受儒教和道教浸淫的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使得制度创新和理性化丧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观点对我们是富有启迪的。     

儒家文化与“亚洲伦理工业区”

美国学者H.卡恩在《1979年及其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把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并以令人信服的经济数据证明,儒家文化在推动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方面显示了强大的活力。“亚洲伦理工业区”也许是一个比“儒教资本主义”更为恰当的概念,因为,这一地区能够被看作一个完整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伦理基础。这种伦理基础构成了东亚工业文明精神。然而,对东亚工业文明精神的讨论由于一些学者对韦伯理论的误解而引入歧途,因此,我们首先应该对“韦伯命题”重新诠释。     

韦伯与中国宗教研究

马克斯·韦伯曾打算研究所有主要世界宗教的社会心理:印度(印度教与佛教),中国(儒教与道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他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结构模式,通过它可以将一种宗教取向与其他宗教取向相比较,同时可以使之与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实在联系起来。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从一个较小的主题开始研究,即信仰清教的中产阶级内在良心的产生是其后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为了检验这一假说他又研究了印度     

评《亚洲研究中的马克斯·韦伯》

许多研究亚洲问题的学者所了解的有关马克斯·韦伯的某件事情,不幸是错误的。这就是,亚洲各社会无法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是由于印度教、佛教、儒教和道教等宗教文化中缺少一种类似“新教伦理”的东西这个臭名昭著的“韦伯命题”。许多人经常错误地声称这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其实,韦伯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事情。韦伯做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分析,《新教     

反思与重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价值的思考——读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启示

马克斯·韦伯的学说自诞生以来便引发广泛的研究和关注,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研究韦伯学说的韦伯热。当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韦伯的学说对于协调市场经济与伦理价值两者关系,仍然有很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对韦伯经济伦理价值观解读的基础上,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道德失范现象产生的伦理价值根源,探讨传统伦理价值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和现实条件,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体系问题上提出一些思路和建议。     

"韦伯命题"的旨趣及启示

"韦伯命题"集中探讨了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与近代合理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将宗教活动解释为世俗的经济活动,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伦理上的精神支持;其次,"预定论"思想排除了信徒通过教会、教士、圣事而获得赎救的可能性,实现了教徒从改变自我到改变世界的转向;第三,"世俗禁欲主义"则将创造财富视作获得赎救的最好的手段,为近代合理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韦伯命题"遵循"价值无涉"的原则,其理论阐释并不具有欧洲文化霸权的价值取向."韦伯命题"基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时代状况,侧重于分析曾经支撑过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神体系,在本质上与马克思学说并不是决然对立的.针对韦伯所提出的命题,新儒家结合中国问题在对"韦伯命题"的回应中,存在着对其理论的牵强比附.中国的研究者不应该用一种机械的方式套用韦伯的理论,在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时应该形成自己独有的思想创造.     

虔敬主义伦理与普鲁士官僚制精神

理性化在韦伯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韦伯对行政领域理性化（即官僚制的出现）的论述并没有像对经济领域理性化（即资本主义的诞生）的分析那般细致和系统,尤其是韦伯没有如揭示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加尔文宗教义那样,揭示官僚制的宗教伦理基础。通过重返被韦伯视为理性官僚制典型的普鲁士官僚制于17—19世纪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路德宗虔敬主义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对普鲁士官僚制精神的兴衰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以启发我们从官僚化的价值伦理角度对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进行补充。     

上海和香港中层管理者工作伦理的比较

工作伦理的概念最早出现在韦伯的著作中。在《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论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A·Levin认为"这种伦理被定义为     

论马克思·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实践超越——对《学术与政治》的社会伦理解读

学术界传统上将以＂天职观＂为主要内容的新教伦理作为马克思.韦伯社会伦理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新教伦理之于韦伯更多的是一种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通过对《学术与政治》一书的解读,展现了韦伯社会伦理对抽象层面的新教伦理的现代实践性超越,在个人领域,韦伯的职业伦理坚持学术的＂科学精神＂,力求价值无涉;在公共领域,韦伯的政治伦理坚持价值关怀,主张政治激情的精神。     

马克斯·韦伯的印度宗教观、种姓观浅析

一般认为,德国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对世界几乎每个重要宗教都有分析。这方面的成果收在他死后出版的《宗教社会学论集》(1921-1922)中,该书内容包括基督教、儒教和道教(第一卷),印度教与佛教(第二卷),古代犹太教(第三卷)。本文根据该书第二卷参考其他一些材料,对韦伯关于印度各宗     

论韦伯的“理想类型”及其早期运用——“文化意义”的检索和由此引出的关于东西方现代化问题的一个争论

本文认为,韦伯社会学类型的建立,是与他著名的方法论概念“理想类型”的形成一致的,社会学由此找到了属于自己认识现实的独特方法和角度。文章侧重对“理想类型”方法的早期运用“功能性”(实际)意义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并从文化意义的角度,分析了韦伯对“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儒家伦理”的认识。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大陆儒教派的学术理路评析

大陆"儒教是教"说的提出引发了关于儒学是否为宗教问题的长期争论,有必要对其观点和学理进行宏观的审视和客观的评价。大陆儒教派一是受西方学者研究儒教的影响,以西方近代科学主义的理路判释儒教,以西方宗教来比附儒教;二是在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及其长期的浸润下,以二元对抗思维指导学术研究,使儒教研究步入误区;三是在西方实体主义的影响下,以儒教为中国文化的本质存在,并把儒教对象化、断裂化、抽象化、绝对化。     

历史的任务与儒教的自我主张

儒教中国的没落对儒教的存亡、发展提出的首要挑战是制度问题.儒教的现代性问题首先是制度转换或制度更新的问题,即儒教如何在现代性的基本政治理念的框架下给自身以一个恰当的定位、并能够积极地安置自身的问题.儒教退出公共领域这一历史性事件客观上为儒教走向独立、摆脱被政治利用的命运提供了可能.儒教藉此可以顺利地完成自身的制度更新,一改以往长期对世俗政治的制度依赖,建构自身独立的制度传统.这不仅是一项历史的任务,更是儒教精神之超越性、独立性的内在要求,是儒教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确证,是儒教的自我主张.自由、民主将是儒教在现代社会中首要的道德担当(moral burden).儒教精神的实践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契,都有义务以超越性的精神推动一个社会走向自由、民主,都有义务以超越性的精神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完善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实践.     

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 一种假对立(上)

马克斯·韦伯把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定为两种截然对立的伦理导向,这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本文剖析了韦伯的论断的基本内含,并在此基础上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值此世纪之交,应该在认识论而不是在决定论或感情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以问题和行为为导向的新型的经济伦理学     

价值理想的认识与实践:马克斯·韦伯的伦理教育

在我们这个似乎已实现了“价值自由”的时代,马克斯·韦伯很少被人视为一位伦理教育者。本文尝试从韦伯身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出发,以其关于学术与政治之伦理意义的论述为重点,结合其书信和传记,来揭示韦伯思想中之伦理教育的面向。面对威廉二世时代的精神危机,韦伯力主社会科学虽具有抽象的观念性,但能够向人们揭示文明与历史中的超越性价值,并通过对其客观化实践的描述,令人们看到这些价值理想如何落实于现实,并产生复杂的变化与后果;由此,学术能够令人明确自身的价值立场及其实践后果,从而培养人的自我清明和求真务实的品质,在日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朴实地践行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韦伯还告诫我们,要警惕主观理想潜藏的暴力性,认清实践的复杂性和悖谬性,将信念与清醒的现实责任感结合起来。     

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的“儒家伦理不发生资本主义”的命题和东亚一些学者的“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假设的分析,探讨了儒家经济伦理对我国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全面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者认为: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些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宗法经济伦理被用以救治其种种社会弊端,这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某种积极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作为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商品经济观念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我们在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可盲目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对待儒家文化的经验,对儒家经济伦理的痼弊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行动论、系统论和功能论──读帕森斯《社会系统》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1902年出生于科罗拉多Springs,一个宗教和知识教养背景深厚的家庭。1924年他在Amherst学院完成大学教育,去伦敦经济学院继续研究生学业。1925年帕森斯到德国海德堡大学时,韦伯虽已去世五年,但围绕韦伯形成的韦伯田的余辉犹在,帕森斯就这样被笼罩在这余辉之下。曾经风云会合,星光灿烂的韦伯家的沙龙,在韦伯通缉的主持下,依然高朋满座,帕森斯是这些金会的常客。帕森斯说韦伯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端重要的影响”。1930年帕森斯翻译了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使韦伯的第一本主要著作在整个英语世界…     

宗教伦理、宗教组织及世俗化因素--刍议宗教伦理研究中的社会学分析路径

宗教和宗教伦理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议题之一,并形成了历时性因果分析及共时性功能探讨两种取向,但就其研究进路而言,大多数研究基本上都具有明显的韦伯式分析路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简约化缺陷,难以回答宗教伦理何以发挥其共时性功能;何以产生其历时性之结果等操作性问题.对此,如果在韦伯式的分析路径中引入组织运行和世俗化因素等中介变量,可以使得社会学对宗教伦理的分析得以进一步的完善.     

马克斯·韦伯的经济社会学观点

人们通常总是将韦伯的经济社会学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1904-1905)联系在一起，但本文所要指出的是，韦伯的经济社会学并非如此，它是韦伯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即1919-1920年所新发展出的观点。本文将列举和简述韦伯(晚期)的经济社会学观点，并着重论述其关于“经济社会行动”和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同类型(理性资本主义、政治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的观点。同时。本文也将指出，对韦伯本人而言，经济社会学是他常称之为“社会经济学”的这样一种更一般的经济科学的一部分。最后，本文将以出现于韦伯著作中经济社会学范例和新经济社会学范例之间的比较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