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创造社与“为艺术”之再阐释

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创造社前期一直被含混地概括为具有"为艺术"的特质,事实上,这中间仍存在有待清理的问题。本文试图将创造社对"为艺术"这一西方概念进行的发挥作一个简单的呈现。     

黑格尔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吗?——兼论朱光潜相关之迻疏

朱光潜根据黑格尔所言"艺术有它自己的目的"而判定其属于"为艺术而艺术"论者。但仔细研读黑格尔关于情致、理念、作品思想的崇高性等三个方面的论述,朱光潜的这一论断颇值得商榷。黑格尔将情致作为艺术的中心,而情致中又以理念为主导;其所谓的"理念"超越了现象的真实而代表了一个时代最本质的内蕴,也不同于一般的道德说教、政治宣传,而成为对艺术之反映生活的最高要求,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文艺作品时对历史真实和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要求。这样的艺术观绝非"为艺术而艺术"论。黑格尔亦明确要求艺术应"成为人民的教师",要求作家"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只注意他自己的时代,按照符合他自己的时代特点去创作他的作品"。黑格尔让艺术回归其自身,是为了让艺术更好地进入社会,行使其批判和引导的职能。     

文学时空中的“双子星座”——刘勰与姚鼐文学观念之比较

刘勰与姚鼐堪称中国文学时空中的"双子星座"。由于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文坛境况以及各自的学术背景与个性气质等方面的联系与差异,两者的文学本原观、文质观、文体观与通变观等既有密切的关联也有明显的疏离。两相比较,便会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演变进程以及中国古代审美精神有着更为深刻的体悟与认知。     

抉择与契合——论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文化和信仰危机.一些社会精英急切探索救国图存的道路,他们几乎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在文学界表现为大量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众多国别文学的吸收借鉴中俄罗斯文学显得突出而重要.即使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前期创造社也视俄罗斯文学和作家为艺术沃土和精神导师.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是一种精神契合下的理性抉择.     

明代“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

作为明代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传衍心性之学的同时,“江右王门”以心学作为理论基础发表文学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观念体系。在创作门径方面,他们提倡以“师心”为途径,反对泥古不化;在情感表现方面,他们强调性情之真和性情之正;在文学功用方面,他们不仅重视文学的内在道德修养作用,而且强调其外在的经世为用价值。总体而言,“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对“复古”“师心”“经世”等交织于明代诗文坛坫的理论命题多有关涉,既遵循儒家义理传统,又辅之以现实并发为评议,以经世为鹄的,其学理意识、地域特色以及时代针对性均见突出,对于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的梳理探讨而言,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毋庸置疑。     

文学再现的“神学观念”与解构

文学作为作家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的表达,其创作过程表现出特有的意识形态倾向。"文学模仿说"和"文学表现论"预设文学作为一种神性职业的存在,体现出潜在的神秘主义色彩,其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神学观念。20世纪后,随着对文学的本质、功能等问题认识的加深,西方批评理论对文学的神学观念进行了批判。"文学生产论"将文学艺术活动看作一种生产实践形态,从文学与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等视角阐释文学构成,要求将文学作为生产的本性还给文学,实现文学对意识形态的生产。解构主义批评对支配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予以反叛。它们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价值观念,动摇了文学意识形态的根基,体现出试图超越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努力。     

从"为人生的艺术"到"为艺术的艺术"--周作人文学观念变迁轨迹之描述

本文通过对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文学观念变化过程的描述,展示出他从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到转而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复杂历程。既反映出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显示了五四时期相关文学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对我们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及相关作家的文学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认同与融合——19世纪俄罗斯文学对前期创造社主要作家的影响

20世纪初的一代知识分子处于风雨飘摇的乱世之中,他们无力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只有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他们想出奔却陷入彷徨,想呐喊却声音黯哑.当他们把目光投向外国列强时,只有俄罗斯回望的眼神中有些许善意,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对中国的友好姿态,使中国作家对俄国文学油然而生亲近感.而俄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一些俄罗斯作家本身的处境与经历,与前期创造社作家有着惊人的相似,由此,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强烈共鸣.     

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兴起研究综述

对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即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的兴起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大致分两条路线展开,一是对梁启超文学(文学观念)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一是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相对来说比较零碎,有必要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现代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下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作进一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以便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是如何兴起的。     

“为艺术”的文学观及其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传统是可分为隐传统和显传统两个部分的,隐传统主要是指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心理无法改变,并一直在非自觉中制约着我们和我们的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发展,而显传统是可以被直接感知和认识的。“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所反的传统只是显传统,而在深层上是受着隐传统的制约并导致了“为艺术”的文学观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唐初氏族观念的转向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

贞观朝氏族观与文学观由同一个文臣学士集团在同一时间段内确立,二者的确立过程是一个交叉并进、相互激发、相辅相成的过程.贞观氏族观念与前朝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流露出浓厚的崇文倾向,这一转变直接导致各地文学家族的兴盛,刺激并促进了"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贞观朝的文馆学士多来自南北不同类型的文学家族,是家族文学的庙堂代言人,他们的文学观念在相互碰撞中趋于统一,对于"唐代文学"观念的确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教师“为迁移而教”的能力结构探讨

“为迁移而教”是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的一种具体表现 ,主要包括两大要素 :一是有关迁移以及“为迁移而教”的基本观念 ,二是“为迁移而教”的基本教学技能 ,具体有激发动机、编选与教授学科内容、教授学习策略以及评估迁移成效等教学技能     

“七月”诗派与抗战文学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流派。时代孕育并玉成了这个群体。他们坚持并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道路,以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忧患意识为祖国而歌,深刻地描绘了民族的灾难、人民的悲苦愤怒的抗争,呼唤光明和春天。在艺术上不懈的追求,求真求新,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意象美与意境美的创造,朴实、明快、激越、高昂的艺术风格等等,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的文学观念与散文传统形成之关系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在参加拓跋氏政权之后,由于与鲜卑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导致难以避免的猜疑和误会,使得他们的处境极为艰难。汉族士人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家族的势力和延续,有意放弃吟咏性情、抒写心志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不勤著述”的家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拓跋鲜卑政权在选拔汉族官员时,以善天文谶纬者为优先,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兵法风角、天文秘纬,对士人的文学才能视而不见。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文学创作上长于笔而疏于文,对北魏散文崇尚简洁注重实用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重建新时期文学的精神坐标——论阿来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

阿来文学创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文学观念的与众不同或特立独行。秉持文学的神圣使命与作家的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强调行走对文学创作的极端重要意义,主张超越文学的民族性,追求文学的世界性、人类性或普世价值,坚持寻求文学独特的言说方式、表达方式与艺术形式,体现出阿来重建新时期文学精神坐标的具体努力与文学观念的自觉,也是阿来对中国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的重要贡献。     

文学研究会与为人生的艺术

文学研究会主张＂艺术为人生＂，首先是指艺术要表现人生，其次还指艺术要起到唤醒民众激励人心的作用。在创作方法上则倾向于现实主义。提倡客观描写，实地观察，还强调作家的主观修养、精神力量和＂浓厚的感情＂。与为人生的艺术相一致的是他们译介工作，主张多译能帮助读者认识人生的作品，又特别注重俄国和东北欧被损害民族的作品。在艺术与人民的关系上，他们相继提出了平民文学、民众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     

圣人之权与成德之舆——论儒家的名声观念

以孔子正名思想为中心,儒家所论之"名"有三重内涵:名言义、名分义和名声义。汉学家重名言义,宋学家重名分义,两者对名声义均措意不足。实际上,名声义对儒家亦有重大意义,此义往往为文史家所关注。概言之,儒家关于名声的思考有两个层面:一是注意到常人皆有爱名之心,由此行权而设为名教;二是注意到名声"为人"的属性,由此一经反思便能曲通"为己"的道德自由之境。对这两层思想的揭示有利于更具体地理解儒家的政教传统及成德工夫。     

“合目的的叙述”与“有意味的形式”——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双线文学观念”

胡适以双线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范本、一种以意为之的写法。其中国文学史内蕴着与现实社会结构变革相对应的文本结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与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立的等级结构。他对文言文学的贬抑,对白话文学的揄扬,对白话的王国的发掘,归根到底是为建设国语的文学进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服务的,因而可以把他的文学史书写看作一种从属于民主国家建构的社会实践。     

伊藤虎丸的创造社研究——大正日本文学语境中的“同时代性”考察

伊藤虎丸创造社研究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把创造社与日本大正文学进行同时代性考察,挖掘其内在的本质性的异同与根源;一方面与同样具有留日背景却有着不同特征的鲁迅作非同时代性的比较考察。与此同时,伊藤虎丸并未忽略创造社作为留日学生在本质上与本土文化和现实的血缘关系,注意把握他们与日本文学不同的精神面貌,并揭示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意义。     

《老子》“为而不争”官德论——以司马迁的“循吏”为例

《老子》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把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道"的"自然"、"柔弱"、"无为"的本性推广到人类社会,化作"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为而不争"的为官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循吏",则可以说是具有《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的典范。"道"是万物生发之本,而"为而不争"的道德则是官之所以为官的内在根据。离开了"道"万物会失去生发之活力,而离开了"为而不争"的官德,官员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走上邪路,社会则陷于不治。《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论与司马迁的"循吏"都具有超时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