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命题释义

“度物象而取其真”是荆浩《笔法记》中最有价值的美学命题。“度”是一种当下圆成的直觉观照;“取”不是人为的获取,而是顺应地禀受,是心灵与物象的冥合为一。“度物象而取其真”是一种触物即真、即现象即本体的认知结构,它不求超越物象以获真实,亦非要艺术家赋予对象以生命,而是说艺术的价值在于生命与存在本身。艺术创造的至境是,让存在的意义自由自在地呈现。这在中国美学史上有其独特贡献。     

从“独白”到“交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

面对当前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范式危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从“独白”走向“交往”的转换迫在眉睫。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范式转换的理路应当是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从“成材”走向“成人”、从“教材”走向“文本”、从“理论世界”走向“生活世界”。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李煜、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探微

李煜、李清照是我国古代婉约派词人中的大家。李煜词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真”,他的词一任真情的流露,较少有理性的节制:他前期主要写宫廷享乐生活的感悟;后期主要写亡国之痛,血泪之情。李清照是宋王朝南渡前后最杰出的女词人。她的前期主要写略带苦涩和忧虑的望夫词和对大自然、禽鸟花草的热爱的抒情词;后期主要写的是亡国亡夫的血泪词,这既是词人情感历程的写照,又是时代苦难的象征。     

李煜及李清照后期词的构思方式及其创作渊源

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的感情基调极为近似,于是不少读者由此推及并认为他们的创作风格及艺术特点相一致。事实上并不尽然。李煜词少羁约,故而称得上婉约中的豪放派;李清照则是标准的婉约词人。他们的词都浅平通俗,但给读者的感染力却有通透、郁结之分。从他们后期词的构思角度进行分析,或可说明两者的差异及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源。     

“神骏”之气与李清照“狂不可及”的《词论》

《词论》是李清照阐述其词学理念的一篇词学专论。李清照的《词论》,不囿成见,针砭文弊,气势酣畅,语锋犀利,言别人所未敢言,具有创新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体现出一种"神骏"之气。     

徐灿闺情词论析

徐灿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女词人,清人对其评价甚高,认为可与李清照并峙千古。笔者通过具体的文本解读,试对徐灿《拙政园诗馀》中闺情词作以赏析和研究,感受其词沉郁幽咽的艺术特质。     

形象的碎裂与形象的创造——论迪金森和李清照诗词意象的运用技巧

文章从意象运用的角度讨论了迪金森和李清照作品的共同点,即用质朴、清新的语言呈现一系列具体生动的意象来表达一个抽象的主题;用同一个意象创设出不同的意境,影射作者各时期对外部环境的理解感悟和内心世界的活动。     

论李清照的咏梅词

古往今来咏梅的诗词歌赋众多,李清照评“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故本文在对李清照咏梅词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试图从易安词对咏梅词这一文类写作空间的拓展角度进行分析,以此揭示词人对咏梅词做出的独特贡献,品味其梅花词的“不俗”之处。     

李清照与秋瑾悲剧人生之比较

李清照与秋瑾分别生活于宋、清两个不同的历史时代,她们都有着良好的家庭教养和超凡的才艺,都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和相似的审美情趣。虽然她们的人生都是悲剧性的,但她们人生悲剧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李清照是哀婉的秀美,秋瑾是崇高的壮美。究其原因在于她们的个人精神支柱和彼此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     

张爱玲《传奇》与奇幻小说的现代性

通过对《红玫瑰与白玫瑰》与《封锁》的解读,可以见出张爱玲小说的奇幻表现。张氏小说从“妇人性”的独特视角建构“她者”叙述空间,质询“真”的价值标准,不仅揭示了现代人异化和疏离的生存状态,更表现了“时代的梦魇”,蕴涵着她对理性及文明的质疑。无论在修辞、主题还是在叙述结构层面,《传奇》与“唐传奇”都有着亲密的“互文性”,如将“唐传奇”因果报应、枕中乾坤等“俗套”织入《传奇》的奇幻叙事,使《传奇》文本更具深厚的文化“底子”,由是造成张氏小说雅俗共赏的奇观。     

戴来小说中都市人生存和心灵的双重困境

戴来是新生代作家中引人瞩目的一个,她的小说以远离作者女性自身经验的男性视角,对当代生活中小人物的命运和生存状况及其孤独、警觉、焦虑的内心世界进行理性冷静的叙述,加之结局的戏剧性转折,使其小说形成了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女性作家的独特风格。     

生命深处的喧嚣与骚动——论孙惠芳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孙惠芳是一位守望乡土的女性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她依据女性切身的生命体验，建构出一个以荡妇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女性世界。概括为三类人物系列：一是在越轨的行为中，蕴含着对精神境界的向往与提升；二是在情欲的驱动下，表现出对生活法则与道德规范的大胆蔑视与叛逆；三是采用传统的偷情或调情方式获取生命激情的宣泄和满足。在作者笔下，所有女性都无法逃脱既定的悲剧命运。在当代文坛上，孙惠芳所表现出的女性体验、生命视角与人性关爱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