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产生和存在原因刍议——与樊季刚同志商榷

本文试图以马克思的商品理论为指导,就商品产生和存在的原因问题,与樊季刚同志商榷。一商品,从它产生以来,历经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中,它仍不可遏制地出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决定产品转化为商品?究竟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还必然存在着商品生产?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诞生到现在,一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焦点之一。如果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列宁和布哈林的论争算起,至今已达六十年。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探讨,提出了不少见解。《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年第二期,樊季刚同志《商品产生和存在原因的再探讨》(以下简称《再探讨》)的文章,分析了商品经济萌芽、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提出:人们在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必然造成的劳动本质差别,是商品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何为劳动本质差别呢?文中曰:一是劳动者的“劳动是异质的”(即劳动的具体形态的多样化);二是劳动者的“劳动又是异量的”(即劳动者在生产中付出劳动     

试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兼和强翼飞同志商榷

张翼飞同志在《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上所发表的“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一文,从整个人类社会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来研究商品生产从发展到消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并接触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问题。这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尝试。在当前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讨论中,如果能够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及其变化过程,加以深刻的分析和揭露,弄清楚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最本质的问题,许多争论,可以迎刃而解。但是,张文对一问题阐述得不够明确,有些概念也较含混,如商品逐渐“褪色”和逐步消亡的“质”究竟指的是什么?推动商品的质逐步消亡的内在因素又是什么?对于商品总的质和每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的质有些混淆,对于商品的量变和质变也有些纠缠不清。这里我想就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发展社会分工 促进商品生产——与赵惠明同志商榷

<正>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正处于由自给性、半自给性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变的过程中。在这个历史巨变中,研究如何发展社会分工,促进商品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前提和基础,这是早就解决了的一个理论问题,但赵惠明同志提出“社会分工起因于商品交换”的观点,①却把这个问题又弄得真伪难辨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党中央根据中国国情所提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它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克服过去那种重生产、轻流通的思想也是应当的,但我认为并不必要因此而把已被马克思所批判的斯密的“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重新加以肯定,这样会重新造成理论上的混乱。我认为,就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关系来说,应当是社会分工引起和促进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又反作用于社会分工,促进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下面打算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与奚兆永同志商榷

拜读了奚兆永同志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唯一条件》一文(《江汉论坛》1983年第1期,以下简称《奚文》)。觉得文中一些提法似乎不妥。一、关于社会分工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中确实使用过“社会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整个社会内的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等一些关于分工的概念。我们与奚兆永同志的分歧首先是在对马克思所使用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上。     

幽默漫议——兼与徐侗同志商榷

<正> 自瓦特令蒸气推动历史的车轮,伽利略用望远镜开阔人类眼界之后,“上帝”贬值,“幽默”看涨。诗人以幽默显其达观、机敏,哲人以幽默见其深刻、犀利,就连商贾也看重幽默在经商中的作用。 幽默在中国真正掀起大潮。实是近几年的事。王蒙、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张洁、冯骥才诸人的幽默,千姿百态,各具神采;连史诗大匠姚雪垠在严肃的笔触中也时     

实践目的的产生及其作用——与夏甄陶同志商榷

夏甄陶同志写的《实践的要素、特性与真理的标准》、《再谈实践的涵义和要素》这两篇文章(以下简称夏文),对于哲学界深入探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尤其是实践观方面,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其中不少观点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细读此文,又感到它所集中阐述的关于实践目的的观点难于苟同,因此,不揣冒昧,想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向夏甄陶同志请教。     

试论第四产业——兼与沈峻坡同志商榷

在当今信息时代里,信息产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示出来.为此,沈峻坡同志提出将信息业、咨询业从第三产业中分离出来,组成第四产业.笔者认为,如今,建立并发展第四产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观点的提出,适应时代的潮流,无疑具有一定价值.但是,该文将第四产业仍归为服务性产业,而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并将教育部门也列入第四产业,以及知识创造价值等观点,值到商榷.     

阶级分析的唯物辩证法——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

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剥削阶级或被剥削阶级,自它产生的那天起,都有其政治与经济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经济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在进行阶级分析时,必须对其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方面进行既唯物又辩证的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就是这样做的。这里,我想谈谈自己在学习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分析理论中的一点体会,兼与陆德生同志商榷几个有关问题。一、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是阶级分析的出发点各个阶级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每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和未来命运——与杨永华同志商榷

杨永华同志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蔡馥生同志商榷》一文中(以下简称杨文),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和未来命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拟就这些看法作些探讨。一、不能把私人劳动混同于分工作为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杨文认为,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并说这一观点来源于《资本论》第1卷第55页中关于商品经济是怎样产生的一段论述。杨文是这样解释的:(1)恩格斯在英文版《资本论》第1卷中,对私人劳动(private labour)作了三处     

“原始民族”说质疑——与几位同志商榷

民族形成于何时?这是民族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多有不同的,其中主张“原始民族”说的就有数家。这方面的文章已发表不少,如:牙含章同志认为“最晚也在蒙味时期的高级阶段,已由部落发展成最初的民族一蒙味民族”(《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3期)。杜玉亭同志认为“民族形成于氏族部落时代”(《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他提出:“为什么不可以以氏族部落的出现作为民族形成的上限呢?”邬剑同志认为,民族最初形态的形成,“大体上是在氏族形成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即民族,继续发展起来’的时期或至迟到它的‘全盛时代’,而不会更晚。”(《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陈国强等同志认为,“民族形成的上限最早只能追溯到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本文拟就上述几家的观点谈一管之见,请同志们指正。     

阿Q性格及其系统批评——兼与林兴宅同志商榷

近年来,系统方法已为一些文艺理论家谈得不少了,但将这一方法具体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来的却并不多见。林兴宅《论阿 Q 性格系统》(以下简称《论阿 Q》)一文,试图运用系统方法研究阿 Q 性格,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其影响所及,使当今文论界一些同志认为它实际运用系统方法解决了阿     

诗歌分行之我见——兼与尚和平同志商榷

读了尚和平同志《诗分行排列实质原因之探讨》一文(载《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9期)有一些不同想法。现不揣浅陋,简述如下。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判断一种观点正确与否,最简便易行和最具说服力的方法,莫过于将这种观点放入它所涵盖的客观对象之中,来对照、比较两者是否相符合,以及相符的程度。尚和平同志提出,诗歌分行排列的“实质原因”,是个抒情的强烈程度问题,     

排中律适用范围浅论——兼与李秀圃同志商榷

关于排中律的适用范围,现行的几种逻辑教材有着两种不尽相同的表述。一种认为排中律“只适用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而不适用于两个互相反对的判断”,以金岳霖本《形式逻辑》为代表;另一种认为排中律“适用于具有矛盾关系或下反对关系的判断”,以上海本《普通逻辑》(1986年修订本)为代表。两相比较,后者在排中律的适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论故意犯罪的阶段——兼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关于故意犯罪的阶段问题,我国刑法学界曾有长期的争论,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理解故意犯罪的阶段这个概念本身;另一方面是如何划分故意犯罪的各个阶段。由于这一问题直接与司法实践相关,因而有继续探讨之必要。何谓故意犯罪的阶段?     

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流通的调节者吗——与蒋明同志商榷

蒋明同志在“价值规律与按比例发展规律、计划规律的相互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可以讨论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价值规律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流通的调节者?现在就这个问题对蒋明的文章,提出个人的一些意见,供同志们讨论和批评。     

试论敦煌学及其研究对象——兼与林家平等同志商榷

自1900年敦煌遗书发现以后,我国学者即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敦煌学研究更加活跃: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组建了许多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敦煌学研究的专门刊物。但是,如果细细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路,大致浏览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会发现我们的缺点和不足,特别是对敦煌学理论研究的轻视。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一近年来,研究敦煌学的论著很多,并召开了几次国际或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但对何谓敦煌学?敦煌学的概念、对象、范围、特点、历史等有关理论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而都侧重于对单篇遗书、石窟考古、壁画的研究。据我编写《敦煌学论著目录》①及以后的统计,在所发表的全部敦煌学论文中,关于敦煌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很少,只有百分之一左右。1979年10月2—4日,在由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第四系组成的第四三八联合研究组(即敦煌文献研究组)的倡导下,在巴黎召开了有世界各国学者     

“历史唯物主义”术语的由来及其实质——兼与贺彦波同志商榷

恩格斯究竟何时第一次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是什么?贺彦波同志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词小考》(见《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读后给人以启发。但其中有些问题值得商榷。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在《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术语首次出现在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贺文也持这种观点。然而,仅就我所接触到的材料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术语第一次出现是在1890年8月5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德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自然美是怎样产生的?——与陈望衡同志商榷

自然美在美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历来存在许多争论。陈望衡同志的《简论自然美》(载于《求索》1981年第二期)一文,对自然美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是很有益的。但是他认为自然美产生的根源,“除了人类的生产实践之外,还有别的途径。有很多自然物,虽然人的实践没有能加之于它,但人的审美感官——视觉和听觉能够达到它。它虽不是人们生产实践的对象,却可以成为精神活动的对象”,“自然就通过人的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两个途径实现了‘人化’”。这一论点,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