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背景下政府与新媒体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新媒体在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这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国内学界以突发事件为背景研究政府与新媒体之间关系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新媒体正反两方面作用、政府与新媒体互动关系、政府与新媒体关系现存问题、构建政府与新媒体良好关系的对策等;国外学界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新媒体商业化历程、对＂议程设置理论＂过程的研究、新媒体与政府合作应对突发事件、政府打造＂新媒体公共外交＂新平台等。该文根据已有成果对中外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做一述评,并为日后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论突发事件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革新,通过十余年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在中国迅速崛起,新媒体对于广大受众有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当前,我们已经处于新媒体所包围的时代环境中,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新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贡献着出人意料的力量.本文通过对新媒体的特征及其在突发事件中的表现的全面解析,探讨新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如何利用自身优势更好地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引导公众舆论,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受众.     

社会网络视角下政府应急组织协同治理网络结构研究——以中央层面联合发文政策为例

以政府为主导的应急管理体制是我国应急管理的基础,政府应急管理组织结构也是应急管理领域不可回避的基础且重要的研究议题.为减少政府组织的应急协同失灵,本文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厘清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政府应急组织协同治理关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清晰描绘了组织内部不同突发事件的应急协同网络结构,并提炼和归纳出四种网络的模式和特点.依此研究指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应急协同网络分别为节点地位平等的紧密—分工型、单核主导的松散—协作型、节点地位平等的紧密—协作型和双核主导的松散—分工型.政府应急组织协同治理网络的困境主要在于负责部门与协同中心不匹配、度分布不合理、不同突发事件类型间应急协同不足.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提出三重策略包括节点优化、整体网络优化和应急协同网络间优化,是提高政府应急协同能力和绩效的重要方法,有助于加强和完善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与能力建设.     

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是以应对突发事件为导向的社会政策制定的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理论描述.在微观层面上,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表现为突发事件、公共舆论、政府回应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在宏观层面上,社会转型、大众传媒发展及传媒市场化、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构成了突发事件应对型社会政策制定模式的社会基础.     

多元参与视域下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警示与策略——基于“洁洁良”事件的分析

突发网络舆论事件日益增多,厘清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应对危机对提高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经由“洁洁良”事件的典型案例分析,基于多元参与的视角归纳出媒体、网民和舆论对象三元主体在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为风险。为有效化解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风险、困境与危机,当前提升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效能需完善事前预警与回应相结合的前置性治理策略,加强事中引导与化解相结合的综合性治理策略以及巩固事后归纳与教育相结合的隐藏性治理策略。     

政府协调治理: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创新探讨

突发事件的产生急剧改变了公共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秩序,导致社会设置中断或瘫痪。应对突发事件,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突发事件中协调政府间以及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系,形成有效合力,便成为重中之重。为此,文章以政府协调为中心,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尝试性地提出构建突发事件政府协调治理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界定政府协调治理的概念,揭示政府协调治理的特征,分析政府协调治理的内容(信息、结构与制度),探究构建突发事件政府协调治理的路径。     

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治理困境与破解之道

在突发事件频发和网络媒介深度介入的当今社会,政府应当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治理。当前,网络法律规制的缺失,网络干预的内在悖论,网络舆情监控评估的障碍,官民网络舆论的分化与割裂,行政紧急权力运行的潜在风险等因素限制了网络舆情突发事件的治理效果。为破解困境,迫切需要政府加快网络专项立法进程,有效整合应急管理资源和要素,建立网络舆情快速反应机制,实施分类处置和多元干预策略,综合采用协商、调停、教育和预防等响应措施,并切实提高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网民的自律精神。     

分权竞争与地方政府城市偏向: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政府分权治理模式下的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在促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城市偏向行为,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可从生产要素配置、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三个方面建立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政府城市偏向行为进行系统考察。要实现由城市偏向到城乡协调发展的转变,必须实行政府治理结构转型。     

新媒体背景下的公共舆情管理--以粤东群体事件为例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应急机制和网络舆情管理存在对突发事件应对重视不够,大众疑问回应不及时,整体舆论环境不透明,持续性公共舆论监督不足等问题。提高政府网络平台的舆情应对能力,要敢于正面应对大众对事实真相的追问,切实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政府管理部门要提高舆情传播理论水平,运用议题设置等传播手法,主动设置议题,动员官方网媒资源参与,对舆情进行积极引导和处理,建立完善有效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和公众舆论参与机制。     

新媒体时代网络突发事件的传播及舆情引导

新媒体时代网络突发事件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虚拟空间而蔓延到现实社会。其传播体现出了传统媒体的去中心化、传播内容的飞沫化、碎片化、舆论场域的话语权再分配、从意见竞争的混乱到合意空间的塑造和舆论场效应等特性。为此,应构建政府和媒介共同作为实施主体的、具有科学化和系统化的舆情引导机制,以化解舆情危机。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政府决策:过程与机制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具有突发性强、现实性强、传播快速、影响深远等特点。为提高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能效,增强突发事件应对的主动性,需研究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决策的过程和机制。文章从网络舆情全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中决策的过程,并以实际发生的案例剖析了一个决策周期内的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两类十种治理行为;分析了决策与网络舆情情感、语义和传播范围的关系,设计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三维决策矩阵。     

提升新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的思考

近年来,新媒体依赖其强大的技术支撑而横空出世,涉及领域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舆论形成与发展的一大推手,在舆论引导中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积极作用。但是,从近年来的一些案例来看,新媒体在舆论引导中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和不确定因素,成为纷扰舆论的发端。如何辩证地看待新媒体在舆论引导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如何扬长避短,提升新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共同构建和谐的舆论环境,已成为无可回避的重要议题。     

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异化、冲击与引导

新媒体构建起一种新型的社会语境和媒介生态,媒介的融合诱发了社会变革,新媒体语境下的网络舆论因而呈现出多种异化与畸变现象,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冲击与挑战。如何在新媒体语境下有效地引导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社会管理范畴的重要课题。因此,需要通过议程设置重构、完善网络问政机制、加强网络社交管理、规制政府行为失范、提升主流媒体公信力等途径,实现对网络舆论的有效引导,从而促进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得以健康稳定、和谐有序地发展。     

网络公共舆论推动政府治理的相关研究

网络公共舆论与其他形式的舆论相比具有及时性、互动性、放大效应等特点。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需要经过议题设置、观点辩论和公意形成三个阶段。同时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政府应及时回应民意,并积极对公共事件展开调查。只有政府真正地对民众负责,网络公共舆论才能对政府治理产生影响。     

论新媒体时代大众传媒社会控制功能的失调与重建——基于社会化媒体的视角

新媒体时代社会化媒体用户规模飞速增长,使传统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遭遇到巨大挑战:舆论生成模式发生改变;舆论引导难度增加;传统大众传媒的公信力遭受质疑,进而导致其社会控制功能失调。其功能重建应当从传媒、政府与社会成员三个主体加以考虑:传统大众传媒应主动与新媒体形成互补与相融,重拾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双重任务,新媒体应积极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做好用户培育与信息初步监控;政府应主动积极与商业性社会化媒体合作,打造公众参与平台,并运用新媒体技术对越轨信息进行深入监测与分析;社会成员应加强理性与自律。只有三者共同努力,才能使大众传媒的社会控制功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学业负担综合治理的基本理路

学业负担是典型的多因单果问题,从其丰富的内涵及形成的机理看,应着眼于政府、社会和学校“三方协同”的综合治理。其中,政府的治理应凸显“政策高地”作用,承担规范治理导向和构建政策保障体系的责任;社会的治理应注重“舆论阵地”作用,承担健全舆论机制、营造良好舆论生态的责任;学校的治理应夯实“治理基地”作用,承担自主变革课程、教学和评价等以有效治理学业负担的责任。由此形成政府“法治”、社会“德治”和学校“自治”的“三方协同、三治联动”的义务教育学业负担综合治理体系,力争从根本上解决学业负担过重问题。     

危机传播、新媒体定位与舆论引导

新媒体传播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使其在危机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媒体是危机潜伏期的"预警者"、危机爆发期的"信息源"、危机蔓延期的"扩散体"、危机模糊期的"辟谣者"、危机结束后的"反思者"。发挥危机传播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应加强新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及时公开信息,反映真实舆论;加强新老媒体的融合,强化危机传播的效果;将舆论引导的优质化与社会主义的法治化相结合,发挥法律规范的功用。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新媒体时代党如何做好网络舆情工作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逐渐进入了新媒体时代,如果做好党的网络舆情工作是党在新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具有以下特点:网络舆情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波及范围广;有着广泛的社会参与;极易转化为实际行动,造成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网络舆情的以上特点使得党在进行网络舆情工作时面临如下挑战:价值观多元化对舆论正面引导形成冲击、媒体传播技术发展为党的网络舆情工作带来深刻变革、领导干部的网络舆情工作能力尚有欠缺。加强和改进党的网络舆情工作的重点是积极应对,保证权威信息的发布;引导群众理性,制造正面舆论环境;完善互联网平台的舆论惩戒机制;针对突发事件的经验教训对群众进行适当教育。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治理体系初探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政府危机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政府危机传播具有了网络化、全球化、移动化、交互化、生态化和颠覆性等特征.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媒体、大众等主体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具有多元、共生、演进等特征的生态圈,这促使政府危机传播策略从“危机管理”向“危机治理”的过渡.当前可从危机传播周期、危机传播生态治理和传播保障体系三个方面建立政府危机传播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