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任意性规则的辩证构建

基于合理构建白白任意性规则的目的，本文探究了自白任意性规则的渊源和价值，并就构建该规则应具备的制度土壤条件提出了设计建议。     

美国法解决管辖权冲突之“被告人管辖”原则论析——以Grace v.MacArthur为分析判例

"Grace v.MacArthur"是美国法中有代表性的涉及诉讼管辖的案件之一。该案件的主审法官在审理中,通过其所贯穿的诉讼"被告人管辖"理念与方法判断其是否具有管辖权,这一理念与方法在该案判决中不仅得以实现,而且,作为了美国法解决管辖权冲突较为典型的一个重要判例。对于该案件,我国有少量的介绍,但是,对案件尚没有予以更多的法例解读与理论分析。实际上,由此通过比较与分析不同国家的国际私法问题,在国内法中谨慎适用涉外诉讼"被告人管辖"原则,是具有理论意义以及立法和法律实施意义的。     

普惠制原产地规则研究——以欧盟为中心

普惠制原产地规则是普惠制的核心组成部分,与互惠性原产地规则相比,二者虽有共同点,但在性质、类型、实际效应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以欧盟为中心的普惠制原产地规则的历史演化表明：在宏观方面,原产地规则仍然是普惠制的核心,并将逐步简化,但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原产地规则将不再是改革的重心;在微观方面,原产地标准将相对简化、单一化;直运规则及其证明不会改变;原产地证明程序不会简化,条件不会宽松;行政核查会进一步加强。要充分利用普惠制,我们应当熟悉给惠国最新修订的原产地标准;理解给惠国成份条款,积极配合提供所需证书;加强普     

社会规则发生学探索——以哈耶克演进论理性主义为视角

秩序是事物存在的基本状态,也是人类认知的前提条件.社会秩序根植于自然秩序,社会规则是促进社会秩序形成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哈耶克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其学术进路受休谟、亚当.斯密、斯宾塞等苏格兰思想家的熏陶,以理性不及知识观为逻辑起点,提出了与其自生自发社会秩序理论相适应的类似于生物进化的社会规则演化范式.社会规则生成的基本动力是利益博弈,社会规则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个体及整体利益的最优化.社会规则是社会运行过程中调整社会关系稳定状态的概率函数,试错是社会规则演进的主要路径.     

被告人零口供情状下的证据审查与认定模式研究——以受贿案为论证视角

由于侦讯和审判模式的制约,我国法官对口供具有依赖的思维惯性,但在以“一对一”的权钱交易方式为表征的受贿案中,被告人零口供往往导致法官认定受贿事实成立时捉襟见肘,不过这并不能成为放松惩治受贿行为的借口。法官在想方设法收集证据的基础上,采用合理的证据审查和认定模式,是逾越被告人零口供带来的审判障碍的必然路径。其具体模式包括：一是查证赃款赃物的去向或用途;二是重视证人证言的查证;三是适时运用隐蔽作证模式;四是重视间接证据收集并把握它们之闽的关联性。本文进而根据上述四种模式得出唯一合理结论。     

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本土化展开——以幽灵抗辩的应对方案为中心的考察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般而言是由控诉方承担,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而被告人不负证明责任,则符合无罪推定以及保护被告人权利的证据规则。然而,僵化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给控诉方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幽灵抗辩的出现使得这种证明成为控诉方不能承受之重,证明责任分配的公平游戏规则此时已经变得不再公平了。刑事证明规则应当借鉴英美证据法上出现的＂积极抗辩＂理论,来修正原先过于僵化的证明责任规则,并最终来解决这个困境。     

完善未成年被告人人格调查制度的司法对策——以广州市的审判实践为样本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引入人格调查制度,有利于深入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原因,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刑罚及矫正措施,从而最大限度增强教育矫正效果,预防重犯。目前我国存在着司法实践中面临的社会调查主体不统一、适用范围受限、社会调查程序缺失、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性质不明确、社会调查方法落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不足,结合作者的司法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该项人格调查制度的若干建议和措施。     

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审查与适用 ——以证据的相关性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适用,在实践中存在法定证据资格缺失、审查流程虚置等困境。对此,应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理论界定为基础,修正品格证据一律不予采用的传统司法观念。具体而言,可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对特定犯罪行为发挥的证明作用为中心,以其间接证明价值为半径,明确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初步可采性;并参照域外品格证据审查规则,构建从“单个证据审查”到“多个证据印证”的审查流程。同时,在单个证据审查上应注重品格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具有最低的关联性,在多个证据印证审查上应确保品格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合理印证。     

论政治视域下吴越文化的霸性——以隋唐之前为主要考察

作为颇具地域特色的南方文化,吴越文化不仅天然地形成了清绮、柔软、秀美、瑰丽、浪漫等特点,而且在它早期的发展中也形成了刚健霸性的一面.这种霸性自形成后便成为一种特质内含于吴越文化之中,尽管在此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吴越文化曾深受不同文化影响,甚至是融进其它文化之内,但这并没有改变吴越文化的霸性.只不过这种霸性在它发展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春秋时期它以血与火的政治争霸形式表现,汉末至三国它以孙吴建国称霸江东的形式出现,两晋南北朝时期它则以吴越士人在文学和政治仕途上的奋进来体现.随着隋唐的再度统一,吴越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合,吴越文化在文明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它的霸性便不再常以军事上的武力和地方割据的形式表现,而以经济、文化的发展来体现了.     

法律正义的制度性浅析——以英国判例法为对象

法律正义是法最根本的价值追求。本文介绍了法律正义的涵义,认为法律正义是链接法与正义两者的纽带,是一种法定化的正义。在此基础上,笔者以英国判例法为对象提出如何在法律中具体体现法律正义的问题。首先,对英国判例法两元结构的起源及其地位进行介绍。其次,笔者以普通法中的令状制度和衡平法格言为例,提出普通法主要体观譬种分配正义,衡平法主要体现矫正正义。     

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实证研究——以中国法院网直播的50个案件为素材

尽管被告人最后陈述权在立法层面受到重视,但是在实践中被告人并不积极的行使这一权利,最后陈述的内容亦鲜见实质意义.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的这种实践样态,与宏观层面的刑事诉讼目的和构造,中观层面的定罪量刑程序模式以及微观层面的被告人最后陈述权保障规则都存在紧密关联.未来被告人如何实践最后陈述权,即取决于此三个制度层面的相应改变.     

试论议会立法辩论的原则——以议会辩论规则文本设计为中心的考察

立法辩论的原则对于立法辩论的程序运行和价值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各国议会辩论规则一般都没有对此予以明确规定.以各国议会辩论规则的文本设计为中心进行考察,并辅之以辩论惯例和辩论实践,可将议会立法辩论应遵循的原则归纳为有序、理性、切题、公开和文明五项.     

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以米兰达规则为视角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修改以后虽然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仍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我国应该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和做法,不断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制度,以体现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     

草根规则与生育观念:生态与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族地区生育规则——以贵州省从江县侗族村落为例

在国家人口与计划政策和法律实施前,黔东南自治州的侗族村落就存在"适度人口"与社会生产力协调发展的观念.这种朴素的人口生育观来源于占里人对人口与资源和地理环境等关系的认识,并形成为一种民间规则.由于民间规则的形成具有共同的认知基础,其所倡导的观念及违反民间规则导致的惩治措施,对调整该地域的人口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哲学——以郝大维、安乐哲为对象的考察

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运用比较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庄子哲学进行了思考和研究.他们发现在“自我”、“真”、“道”或“天”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上庄子哲学与西方哲学存在深层次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则是中西方哲学在世界观、思维模式上的不同预设.以“比较哲学”的视野研究庄子哲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西方的概念和框架束缚庄子哲学的缺陷,即从中国哲学本身来理解中国哲学,但是这种研究理论和方法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它过分强调双方差异性,过于重视比较哲学理论的构建,而把《庄子》文本的细读置于次要地位,使庄子哲学本身丰富的内涵和面向被人为限定了.依此看,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尚需深化.     

规则不确定下的理性表达——以浙江省花村为例

文章以浙江省花村村民争取Y某选民资格为例，考察了村民在规则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理性方式以表达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理性表达与规则不确定之间的关联。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以被告人在境外案件为对象展开的分析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写入刑事诉讼法,代表了我国打击腐败,严惩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的决心,也意味着中国特色刑事审判制度不断完善。虽然缺席审判程序在理论上具有正当性,但由于其缺乏对席审判程序中的两造对抗,容易在实践中造成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侵犯。为防范这一问题发生,应通过把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近亲属,设立公告送达方式,加强对被告方知悉权的保护;通过设立诉讼辅助人制度和强制辩护制度,加强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护;通过设置30日上诉期及建立境外被告人上诉认证制度,加强对被告人上诉权的保护;通过设立更为科学严谨的程序,加强对被告人(罪犯)到案后的权利保障。     

通过保障对质询问权实现庭审实质化——欧美对质询问权判例的考察及启示

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庭审实质化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对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保障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d）项和美国宪法第6修正案都规定了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并且在这两个地区都产生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欧洲人权法院对质询问权的保障经历了从“唯一、决定性规则”向“三步检验规则”的转变,美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也经历了从“可靠性标准”向“证言性陈述标准”的转变,对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中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应当在现有关键证人作证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细化规定,坚持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不出庭作证为例外,并明确规定例外情形和救济措施,从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对对质询问权的保障。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以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为视角

两高三部于2010年9月13日联合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中国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并对相关机关的职责、量刑程序、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该意见存在不能有效保障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被告人的量刑参与权和辩护权的缺陷,从而可能对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造成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在坚持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的前提下,确立"先定罪、后量刑"的两步式庭审程序,并进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     

环境史视域下生态环境脆弱区的环境问题治理与反思——以鄂尔多斯地区为考察对象

以环境退化与土地荒漠化(全文均表述为环境问题)为主要表征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尤其是在生态环境脆弱区最为显著。生态环境脆弱区的自然环境承载能力及自我修复能力均比较差,且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一旦破坏后也很难恢复。鄂尔多斯地区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区中的典型代表,环境问题尤为突出,中国面积排名第五的毛乌素沙漠(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与排名第七的库布齐沙漠都位于此地。目前,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治理已成为当地的一项重要工作,受到国家及相关各级部门的高度关注。鄂尔多斯地区环境问题的出现多是受到历史时期人类社会非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所致,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以后对自然环境的急速开发是导致出现今日严峻环境问题的关键阶段。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区,鄂尔多斯地区自然环境极易遭到人为非合理开发利用的破坏,环境恶化后也很难恢复,甚至会持续恶化下去。但回顾鄂尔多斯地区环境变迁历史可以发现,当采用游牧经济时,当地自然环境多较良好,那些因非合理人为开发利用导致破坏了的自然环境也因之有所恢复。当下鄂尔多斯地区自然环境开发利用及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治理工作的开展,可以参照历史时期当地的自然环境状况,借鉴当地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治理经验,以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