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的多元形态及其文化意义

那达慕是蒙古族独具特色的、承载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民俗喜庆集会。它如同活态的“蒙古文化博物馆”,以其特有的动态模式和多元类型,如官方传统那达慕,民间那达慕、旅游那达慕、国际那达慕、学校那达慕、象征性那达慕等多元形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交融和弘扬、习得和认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尤其对民族文化从草原走向世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路径研究——以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为例

构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促进民族团结,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各少数民族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寻求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内在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还在于其大众化的实践性。本文以内蒙古地区典型的民族喜庆集会那达慕大会为例,基于那达慕大会传承历史的悠久性、精神内涵的相通性以及广泛的群众性等特点,阐述民族喜庆集会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重要作用。     

基于仪式观的“那达慕”文化旅游传播的作用及路径研究

从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理论来看,“那达慕”文化旅游的传播既有多样的传播模式,又有可建构特殊的文化意义。“那达慕”文化自身承载着特定的蒙古族文化符号,而旅游场所作为“那达慕”传播文化的渠道媒介,二者的融合能使“那达慕”文化旅游成为一种独特的传播实践活动,凸显出仪式性、空间性、参与性、竞技性和娱乐性等特征,在文化价值的凝结、共同场域的构建和受众情感的连接上具有突出作用。在传播路径上,“那达慕”文化旅游的传播不仅要关注传统传播的使用,还要更加注重文化符号挖掘、场域构建以及受众参与体验。     

旅游语境中蒙古族那达慕的传承与发展——以东乌珠穆沁旗为例

那达慕是集合了蒙古族游牧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传统节庆活动。在当代旅游产业化力量的推动下,那达慕作为蒙古族传统的节日盛会,在发挥其民俗功能的同时,也被各级政府充分利用使其成为了为地区带来物质和精神收益的资源综合体。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复杂又多面,将蒙古族那达慕置于旅游语境中,以东乌珠穆沁旗为个案,探讨在旅游语境中那达慕的传承现状、那达慕在旅游开发中的衍变和传承困境与旅游产业化背景下那达慕的发展对策。     

蒙古族游戏及其社会价值

蒙古族民间游戏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它有古老的历史传统,并直接关系到蒙古王国的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蒙古族民间游戏并不完全象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游戏,也不仅仅是个小孩子玩的纯娱乐活动。它具有娱乐和军训双重意义。有人称它为“舞蹈游戏”并非毫无道理。平时家喻户晓,男女老幼人人都会玩会跳。需要时一般在一年一度的“那达慕”会上进行表演、比赛、训练、交流、传授。蒙古族古代民间游戏,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作战进行准备,训练队伍。所以明清时期统治者为预防蒙古各部联合起来攻打,就控制蒙古族的一些大型集会或“那达慕”等活动。可见蒙古族舞蹈游戏的普遍性和深远影响,以及它的广泛的使     

论体育与民族传统艺术的融合

体育是一种增进身心健康的社会实践和文化活动,通过身体和心理的协调,参与者有意识地塑造和美化自身,并不断完善.艺术是人类所创造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产品之一,它集美学、文学、音乐、舞蹈等形式各异的文化活动于一身,具有美不胜收的艺术价值和审美魅力.民族传统艺术反映着民族的信仰和精神,是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体育与民族传统艺术相互交织、互相融合,创造出独特的悬念之美、欣赏之美和精神之美.文章以体育与艺术的关系为视角,列举武术、音乐、绘画、戏曲等传统艺术因素在体育中的足迹和结合,以赛龙舟活动和那达慕大会为例,探析民族传统化体育特别是民俗传统体育的美学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火把节小考

如同蒙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拉萨的望果节、博峪的采花节、甘南藏族的浪山节、嘉戌的若木乌节、大理白族的三月街、黔灵苗家的四月八……一样,只要提起火把节,人们自然会联想起与这特殊节日不可分的地方与民族——陡峻广袤的大小凉山和扩悍的彝胞来。的确,火把节无疑是彝家最欢乐、最盛大、最具代表性的节日。旧历六月二十四之夜,彝胞们手执火炬在寨周的田间旷野呼啸奔跑,名日“驱鬼”,然后来到林间的空地上歌舞畅饮,且举行传统的摔跤、斗牛等比赛,当然更少不了恋人们以琴弦歌声相倾述,及欢舞后的幽会。……前人曾有诗记云:“云披红日恰含山,列炬参差竟往还;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下人间。……”     

近百年的国外裕固族研究

近百年的国外裕固族研究钟进文裕固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也是我国特有的民族，可是关于裕固族方面的研究早在１００年前就在西方有些国家开始了。１９世纪末，西方的一些“探险家”、“旅行家”和人类学家抱着各种目的到我国的内蒙古、西藏、新疆、甘肃、青海等地...     

再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

近代中国在探索国家、民族出路的过程中,在中西文化的冲撞之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出现了转型。其转变经历了鸦片战争后的起始阶段,太平天国开始至辛亥革命期间的进一步转变以及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的最后整合阶段,并呈现出四个特点：传统思想文化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民族文化心理经历了由内超越到外超越的转变,生命意识经历了从保守到知性的转变,思维方式经历了从“天人合一”到“天人相争”的转变。     

关于内蒙古东部地区称呼的历史缘源

"东蒙古"、"东部蒙古"的称呼是蒙古政治统治集团分裂的产物,"东蒙"一词的出现是"东蒙古"一词经历历史演变的结果,"东部内蒙古"是近代日本"侵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代名词","蒙东"是内蒙古东部的简称,是实施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东北三省与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实行地区间合作的产物。这几种意思相近却又不同的称呼见证着东部地区蒙古族曲折发展的历史脚步,体现着时代的变迁。     

"以儒立国"与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北宋建国后形成的"文德政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儒立国"的政治构架,为北宋士大夫们提供了较前代更为宽松和优越的参政议政环境,从而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在思想意识、道德人格上,还是行动上,都因受时代精神的感召而表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风貌.     

论"言意之辨"对六朝文论的影响

“言意之辨”对六朝文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具体表现在它触发了文论家对“言”和“意”的重视 ,以及对言意关系的探究。刘勰将“言不尽意”与“言尽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肯定了以“言”尽“言外之意”的艺术可能性 ,将“言有尽而意无穷”作为最高的艺术境界。这一言意关系的突破对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草原文学”之我见

"草原文学"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学"分为广义上的"草原文学"和狭义上的"草原文学"。从广义上说蒙古族文学就是"草原文学",但是广义上的"草原文学"不是流派的称呼。不能笼统地把整个蒙古族文学称为"草原文学"流派,更不能把内蒙古蒙汉各民族文学划归一个"草原文学"流派。     

蒙古族“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之历史文化渊源

“风水宝地出英雄”,这是蒙古族地名传说的主要母题之一。本文立足于蒙古族地名传说中的英雄与故乡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其传统文化渊源、社会历史根源等诸层面的分析,认为该母题是在科尔沁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蒙古人故乡崇拜与英雄崇拜相结合的产物。     

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和伪蒙疆政权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东北一起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后,日本关东军开始推行其"内蒙工作",向内蒙古西部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以帮助蒙古民族"独立"为诱饵,在新占领区先后建立了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自治政权,后合并成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所谓蒙疆政权."内蒙工作"是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继续和具体化.     

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读”现象

通常存在于阅读活动中的"误读"现象,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领域中指的是在跨文化交流中人们对他者文化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变异性理解。接受者的主观动机、文化交往的客观条件以及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是导致误读产生的主要原因。对误读的研究和关注是当代意识的产物,反映出对文化差异性的重视。误读的创造性意义在于,它往往是对被理解的文化主体的一种丰富和扩展,也是打破不同文化间无联系状态、导致认同和理解并产生新的文化内容的契机。     

《明实录》所见天津及附近地区水利营田探析

水利工程从古至今一直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明代定都北京，天津作为京都门户，在明初就实行了军屯。文章主要从《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剖析当时中央政府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的水利营田发展所做的努力。     

内蒙古地区师范类蒙授英语专业教学模式的研究——以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

当前，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基础教育也由以往的蒙、汉双语教学逐步扩展为蒙、汉、英三语教学。而能否具备一支整体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较高的蒙古族英语教师队伍，则关系到能否顺利地、高质量地、全面地实施三语教学中的英语教学。故此，高等学校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培养从事民族基础与中等教育的蒙古族英语师资的历史重任。于是，对内蒙古地区高校师范类英语专业“蒙生班”的“零起点”英语教学研究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本文针对内蒙古地区高校“蒙授班”英语教学的特殊性，提出了自己的教学对策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