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人性与德性结构研究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对于人性与德性的内涵界定有所不同,但是,在人性与德性的关系上,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人性与德性是统一的。双方的人性与德性结构特色最能显示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思孟学派的人性论继孔子而来,其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球心的混合网状的球体,显示出中国天人合一、强调德性的文化特色;亚里士多德的人性与德性结构恰似一个突出锥顶、层级分明的锥体,显示出西方二元相分、注重理性的文化特色。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德性构建方式差异之探讨

思孟学派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虽然都是德性伦理学,但双方的德性构建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思孟学派采用了辩证思维,认为德性是人先天本有的,注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情感的基础作用,而亚里士多德采用了形式思维,认为德性是人后天训导和培养的,注重人的外在道德行为和理性的指导作用。此外,双方的伦理学与其形而上学、政治学的关系也不相同,体现了统一与基础、合一与分离的特色。     

论党性、德性与人性的互动——基于"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逻辑关联性视角

党性、德性与人性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党性的建构基础是德性,而德性的立论要件是人性.党性、德性与人性的互动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又直观地体现为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的逻辑关联性.这种逻辑关联性的基本要义是:要以德性建设中的"重品行"表征党性建设中的"讲党性",要以人性建设中的"做表率"引领德性建设中的"重品行".     

中庸何以为人之德性——以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为中心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观中的核心思想。儒家与亚里士多德都以维系动态平衡作为对中庸的本体认知,差异则是儒家以天道论人道,亚氏以形而上的理论推演方式剖析中庸的本体意涵。基于生命平衡观,二者都将中庸视为人的一种德性,将这种德性引申到人的实践活动中,以行为的适度为中庸的伦理内涵。儒家以仁义为贯彻中庸的总德性,亚氏以公正为贯彻中庸的总德性。中庸思想对于个体和当代社会的良好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德性伦理对社会和谐与生命发展的价值

在孔孟对"德性"的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认识与发展之后,儒家建立了一种以人性"善"为基础,以具有丰富"仁"德性内涵为核心,通过道德主体(人)的道德践履过程,将作为内在于心的道德精神形态的"德性"品格外化为现实德行的德性伦理体系.同时,在"天理良心"主体性价值尺度的规范下,"修齐治平"最终成为人们德性修为的终极目标.当前,研究儒家德性伦理普及教化的合理内核,特别是其形式要素方面的有效经验,是探索适应当代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运行机制的必然话题,也可为和谐社会建设与个体生命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正确的路向.     

亚里士多德与托马斯·阿奎那德性荣誉观之比较

德性荣誉观在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托马斯·阿奎那的德性荣誉观又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与发展。所以,二者德性荣誉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具体来说,他们都肯定了德性与荣誉的联系,但对德性内涵、类型以及指向的理解有所不同;都有自己的荣誉域及荣誉准则,但是因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而存在差异;都主张德性荣誉获取的内在性,但托马斯·阿奎那进一步要求德性荣誉获取的外在性。对二者德性荣誉观的内涵、荣誉域、荣誉准则以及获取途径的比较,一方面使得我们对德性荣誉观的认识更为系统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纠正现代荣誉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被狭隘化和被边缘化倾向,为现代荣誉观的健康良性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德性的普遍性再思——基于对玛莎·努斯鲍姆路径的考察

努斯鲍姆基于对亚里士多德的普遍人性和普遍经验境域的考察,将其德性概念解读为客观的和非相对主义的。在这种研究路径中,她揭示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开放性和方法论意义,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她对一切德性概念不加区别的处置态度则是不合理的。亚里士多德德性的普遍性并非等量地存在于每一个德性概念中,而是主要体现在以普遍法律为基础的总体公正中。即便如此,这种公正在不同阶层的人身上的表现形态也是有差异的,甚至,这种公正具有的是可能的普遍性,而不是当下现实的普遍性。     

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新探

<尼各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有关美德理论的两部重要著作.美德是<尼各马科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遵循其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理性路线,认为公民幸福生活必然依靠个人的社会性的德性实践才得以可能.<政治学>则为保证这种实践提供了社会伦理、政治的可能.现实的城邦应以正义为标准,正义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德性只有在个体美德和社会伦理统一论中才具现实性.     

论人的本质与人性

从生理、精神、实践等层面固然可区别人与其他物种之不同,但皆未正确揭示人的内在本质;马克思站在"社会性"视域考察人,其突破性贡献不在于终结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讨论,而旨在为人的现实发展寻求理论支撑。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历史事实使得人永远既包含"人性"又包含"兽性";人性同人的本质一样具有稳定性特征,就具相而言,通常改变的只是积极因子和消极因子在人性中比例。从某种维度上可以认为,人的本质内涵于人性之中,而人性中并不是所有部分都隶属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与人性之关键不同在于两者是从不同维度来考察人之"存在"。     

亚里士多德的适度与幸福及其当代意义

现代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而提升,与一些人过分看重物质追求不无关系.亚里士多德关于幸福和适度的原则,有助于我们摆脱这种偏向,张扬德性,提升需要层次,创造幸福人生.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学说"辨析

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一种符合中道的品质,因此,理解亚里士多的"中道学说"是理解其德性论的关键所在.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并不是一种纯粹数学意义上的过多和过少的中间量,而是一种不同主体根据具体情境通过实践理性而选择的行为的相对正确性.中道的相对性并不会导致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因为德性已经决定了中道的正确性和客观性.只有具有实践理性的人才能在具体行为中找准中道.这一学说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德性的行为培养和分析判断能力的双重强调,体现出了亚里士多德时人的完善所需要的道德关系的深刻自觉.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就是中道"思想解读--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有感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是其伦理学思想的代表作,书中阐述的重要内容之一:“德性就是中道”,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与德性相关的选择性、实践理性以及与社会性生活密切相关等特点。这些对当代道德教育仍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论西方德性伦理的缺陷及其现实发展

德性伦理也称美德伦理,其传统始于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使古希腊的德性伦理思想发展到了顶点,成为古希腊伦理的根本形态。而在近代由于其本身不能克服的缺陷而开始被规范伦理所取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得到了复兴,大体上表现为三个不同的形式:"一是所谓的共同体主义式的变形;二是所谓普遍主义的变形;三是所谓明智论的变形。"它们分别以麦金太尔、努斯鲍姆、麦克道尔和伽达默为代表。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在今天这样一个以个体为基础的社会中,它不能作为主导的伦理学理论来指导我们今天的行为。     

正义的实现：个体的德性涵育与社会的政治建构--论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实现思想

亚里士多德通过批判地继承柏拉图的正义思想,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正义概念的内涵及其种类,深入地探讨了如何实现正义的问题。在他看来,正义是人的一种守法且讲究平等的完满德性,其实现需要两个途径：一是个体的德性涵育,即个体应该做公正之事,培养公正、大度、友爱德性,过城邦生活;二是社会的政治建构,即社会应该建构一个体现公共利益的优良政体,实行法治,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安·兰德与亚里士多德：友爱的自爱本质

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哲学深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具体到两者的友爱思想，传统中对亚里士多德利他和兰德利己思想的认识，并不能深入两者友爱思想的实质。兰德与亚里士多德都强调友爱的自爱本质，但内涵、话语方式和内在逻辑截然相反：兰德强调价值的互换，亚里士多德突出德性的自爱；兰德注重友爱的规则伦理，亚里士多德强调友爱的德性伦理；作为两种不同的伦理思想体系，友爱思想体现了两者对人这一本质存在以及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不同认识，这一认识建构在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之上。比较两者友爱思想的差异与联系，分析其合理性与绝对性，认识他们贡献了现代思想的力量，其意义既是学理的，也是现实的。     

伊格尔顿的“文学与道德”观

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思想,认为文学运用仪式、表演、修辞、话语等多种手段,建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一方面在言语行为中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最高的善,另一方面通过读者不断体味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言语行为,对社会产生道德效应,修复人类生存处境。因此,文学成为了在言语行为中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事件,而道德性是构成文学共相的主要特征。文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应对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策略,道德意义在此具有关键作用。伊格尔顿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怜悯”与“恐惧”的悲剧观念,但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德性,认为应该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揭示德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呈现,具有互惠性。基于此,伊格尔顿运用精神分析学说阐述了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悲剧的伦理功能。     

当代中国农民角色培养现状及其转换

农民具有最基本的复杂的人性——政治人性、经济人性和社会性。基于政治人性,农民群体会追逐最大的权力与安全保障。基于经济人性,农民群体会追逐最大的经济利益。基于社会性,农民群体会在衡量成本—收益—影响的前提下,追逐整体的生态发展。农民的政治人性、经济人性与社会性是并列发展的,生态性则是三者的进化与发展;而农民的政治人、经济人、生态人角色,即由此而诞生。考察当代中国农民三重角色的培养现状及其转换,可为农民群体顺利完成现代化转换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