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理学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

魏晋士人的超脱、旷达与潇洒的魏晋风度 ,构成了六朝审美主体精神的一个主要标志。魏晋名理学以“自然”为逻辑起点来建构天人新义及人的价值学说 ,给魏晋新型人格的形成与六朝审美主体精神的诞生从哲学基础、性命原则到理想人格、价值取向诸多方面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之重才

《世说新语》所描述的士人有一明显倾向--"重才".魏晋士人"重才"的原因有三:魏晋黑暗的政治社会环境导致魏晋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而觉醒了的士人以才智证明自己的价值;魏晋的人物品藻更深化了士人的重才意识;魏晋的清谈也为重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逸”作为审美范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确立

"逸"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逸"作为审美范畴在魏晋的确立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逸"的精神在魏晋的崛起与"逸"美意识的形成;其次,"逸"大量出现在人物品藻领域;最后,"逸"被广泛地用来评文论艺,表现出多重审美内涵。"逸"最终被理性地抽象出来,建构出一个独立自足的"逸"范畴审美体系,真正升格为一个能够多维度的综合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审美范畴。     

论东晋顾恺之的“痴绝”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世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痴”同他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精神人格是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物才性、品藻标准等都密切相关。本文试从顾恺之的“痴”与两晋士人的“痴”入手,从魏晋人物品藻和时人风度来分析顾恺之的精神人格与魏晋士人的审姜风尚。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集中摹写了魏晋士人这一鲜活的群体。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所推崇和实践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风貌。魏晋士人超越世俗、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折射出魏晋时代儒家价值观的式微和道家价值观的兴盛。魏晋时代的人格之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关的丰碑。     

自然山水与魏晋士人的飘逸美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士人与自然山水之美相得益彰。魏晋士人在现实生活中无以寄托自己的深情,遂将之转化为“物情”,“通物情”为他们的深情找到了一个寄托园地——自然山水。士人们畅游自然山水,就有精神回乡的感觉,也使他们展示出飘逸的人格美。     

可居可游:陶渊明田园思想审美意义新探

魏晋士人园林将可居的现实需求与可游的审美需要结合起来,以山水为核心突出了士人园林独特的文化意味。陶渊明的田园应置于此文化氛围中来考察,他在田园中的居处活动,与其仕隐抉择和人生思考是起伏相印的。与高门士族的山水庄园相比,陶渊明田园具有规模结构之"小"、景观布局之"简"、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之"和"等特征。依托田园的生命实践,陶渊明表达了以道抗势的道统意识,树立耕隐结合的自由人格,以及称心适性的自然人生观,赋予田园深厚的思想审美意义。田园作为可居可游的文化意象,在陶诗中才开始成熟丰富起来,田园归去也成为后世士人永恒的文化情结。     

论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是当时的审美理想。魏晋士人们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下醉心清谈、饮酒酣畅、纵情山水,他们以独特的言行释放着内心情感,展示着魏晋时期特有的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诠释了后人虽不能为之而心向往之的诗意人生。     

论山水审美中士人的主体建构与人格完成

山水诗展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心灵境界。山水审美参与士人主体的内在建构和心灵完善,是对传统政治人格的极大补充。这一参与建构的过程呈现出历史阶段性：晋宋山水突出了个体意识的觉醒,为士人打开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朝廷、政治的审美境界,为个体人格注入了非功利的审美因素,山水的审美品貌和依托形式也大致确立;唐人山水突出了情理的和谐交融和感性生命的自由舒展,创造出壮阔雄浑的山水兴象和秀逸明净的山水诗境,但中唐的文化转型造成传统人格的萎缩,也使山水境界从荒野林泉转向都市亭园,启迪着宋人的山水新路向;宋人山水突出了对宇宙人生之理的关注,将山水也纳入人文精神的范围,宋学中理学标举的天理本体与苏轼蜀学所提倡的情本体,使士人在山水中定位的理想人格朝不同方向发展,并对明清以后的山水美学与人学产生深刻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调远”范畴考论

"调远"范畴是刘勰<文心雕龙>中一个不太显著的文学概念,但在后人文论中却一再称引.文章考察了"远"与"调"的渊源,"远"与"调"具有审美意义开始于魏晋时代人物品藻,并开始在南北朝诗论中出现;刘勰<文心雕龙>首次将"远"与"调"组合使用,意为情思高远,格调高超.     

《世说新语》审美范畴摭论

作为审美范畴,“清”、“远”、“神”产生于魏晋人物品藻,而最早集中体现于《世说新语》一书中。这三个范畴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共同昭示出六朝美学的新转变,标志着中国古代独特的超越美学的诞生。     

自然之美与人格培养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 ,中国古代美学注重自然与人格的融会 ;从先秦到六朝的“比德说”与人物品藻 ,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古代美学主张从自然中获取人生自由与人格独立 ,摆脱世俗的束缚 ,得到真淳的审美愉悦 ,培养高尚的人格。这些思想对我们今日的美育都很有启迪意义     

论魏晋士人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集中体现了玄学背景下魏晋文人士大夫崇尚自然的生态智慧与皈依自然的生命选择.他们内在地追求本真、自由的自然之性,外在地建立与自然山水之间共生、亲和的关系,从而导致了违礼越俗的人格个性追求与怡情山水的诗意栖居方式.在"仕"与"隐"之间,"自然"既是魏晋士人所依赖和亲近的生存环境,也是他们的精神、灵魂的寄托与归宿.这种古典形态的生态智慧与生命选择对于当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魏晋士人生活审美谈

造就魏晋士人诗化人生最直接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哲学自然观的树立;怀疑论哲学思潮的流行和对人的 生命的高度自觉;人物品藻和对人的内在精神面貌的重视。     

山水诗肇始的美学动因考察

山水诗歌产生的原因很多，美学动因是其中的核心。该文从山水语言的诗化和山水审美意识两个方面对此分别做了具体深入分析。先秦至东晋各种文体中的山水描写成分．为山水语言的诗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魏晋以来，随着人物品藻，玄学和佛学的兴起，以及对山水的娱悦之风，导致了群体性的山水审美意识的萌芽和勃兴。     

魏晋人物品藻对人物画创作的影响

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然而在艺术上却有着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人物品藻”的兴盛,对中国的人物画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均有不同流俗之处,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就反映了魏晋风流的这些精神实质。     

论谢灵运山水审美的发生机制——兼论当下学界对谢诗“玄言尾巴”解读的失据

魏晋玄学与魏晋山水审美的联姻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完成的,具体到谢灵运来讲,他的山水审美则主要是从把山水之爱当作人的本能需求的角度切入的.由于把人的山水之爱归结为人的生命本性对自然美本身的本能追寻,而并不像有的士人那样,只将山水视为某种哲理或某种生命境界的展现,如此就使谢灵运的山水审美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是一改对景物静观默照式的悟赏,而为兴味盎然,近似疯狂的邀游;二是在山水诗创作鼢中对山水美本身有了更多的关注.谢灵运山水审美机制的改变与魏晋玄学对人性至善的积极肯定密切相联系,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诗歌总有一个玄言尾巴,主要是由于对于他的山水审美切入方式发生误读造成的.     

“魏晋风度”的美学特征

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审美人格的感性显现,也是魏晋玄学精神的感性显现。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可用一个“清”字去概括,“清”是具有高品位的美学特征。这种特征从魏晋士人的仪态风神和内在性格中表现出来。     

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嬗递

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山林传统,以儒道隐逸理论的核心价值为思想资源,围绕"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文化调节而产生,逐渐成为相对于朝廷、政治的自足的文化系统,是士人维系个体独立、缓解与政治威压紧张关系的重要平衡力量。在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萌发并融入隐逸文化的魏晋之前,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经历了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的嬗递。考察这种嬗递的历史动因和演变形态,有助于理解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山林"所彰显的隐逸精神价值,也可以从中厘清山水审美依托隐逸活动而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