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东渐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以《和汉朗咏集》为例

在中国文化东渐的背景下,经过不断地摄取、吸收和消化,“和汉融合”逐渐成为日本文化的基调,而日本古代知识阶层也形成了“和魂汉才”的知识结构。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将“和”与“汉”并列的作品,《和汉朗咏集》的文化意义值得特别关注。无论是分门别类的编排体例,还是汇集汉诗文与和歌为一体的作品内容,无不反映出一种“和汉融合”的编纂意识,而在这种编纂意识的背后,则是当时知识阶层“和魂汉才”的文学教养,以及学习、创作、朗咏“和”“汉”诗文的文学需求。《和汉朗咏集》成书后广为流传,作为文学艺术的经典和教科书被广泛阅读和研习,对其中作品进行注释的书籍也层出不穷,对后世各个时期不同文体形式的日本文学,以及“朗咏”“屏风绘”书法等艺术形式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简论儒学在朝鲜和日本的传播、发展及影响

中国儒学,源远流长,早在秦末汉初就传入朝鲜(韩国),随后又在日本等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形成了其各具民族特色的儒学,先后演变成为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占据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成为东亚的主流思想之一.人们习惯上把中国、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称之为"儒教文化圈".随着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考察和探讨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及影响,深入了解东亚国家儒学的发展及其特点,对于科学认知和评价儒学在东亚历史上、特别是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21世纪儒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儒学产生于中国先秦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学传入日本大约在距今1500年前。儒学传入日本之后,与日本传统文化如神道、佛教以及武士道等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学。江户时代是日本儒学发展的高峰期。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之后,幕府大力提倡儒学,从而形成了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义学派等各种不同的派别。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对日本的政治、思想、教育、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加速了日本的文明进程。     

明治日本“文明开化”风潮下的儒学

1872年颁布的近代《学制》开启了日本教育的"文明开化"时代。在这一时代,日本传统的儒学虽然失去了以往"官学""正学"地位,但依然以儒学教科书、汉学塾等各种方式存在着。除基本的文化知识传承职能之外,它还作为文化受体参与了西学概念的容受;作为"帝王之学"参与了天皇的成长;作为道德学说参与了道德重建。文明开化风潮下儒学的存在状态表明"文明开化"与儒学不仅不是否定与被否定的关系,甚至呈现出某种共生关系。     

中、朝、日儒学思想之比较

儒学随着社会的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并且，它还传播到朝鲜和日本等国，与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形成了“东方儒教文化圈”，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中、朝、日儒学思想有不少共同点和不同点。其共同点表现在：（１）社会政治思想基本相同；（２）制定典章制度和法令的依据相同；（３）教育制度和内容相同；朝鲜和日本依照儒学思想，建立了儒学教育制度；朝鲜和日本以汉文字为参照系各自创制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朝鲜和日本各自发展了本国文化艺术。其不同点表现在：（１）儒学的作用不同；（２）宇宙观有所不同；（３）伦理思想不同；（４）文化教育思想同中有异；科举制的有无不同，私学的有无不同。     

“五四”与儒学

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碰撞,对儒学的态度演变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观念的对立,"五四"人批判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其核心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精神相悖,试图用民主、科学在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及学术思想,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没有存在价值,割裂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反思"五四",牟求儒学的新发展,应继承、发展"五四"的批判精神,实现对传统文化破与立的结合,推动它的现代转型。     

浅论日本的翻译理念“和魂汉才”与“和魂洋才”

本文运用对语言学、文化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以日本古代、近世、近代文学作品、典籍报刊杂志等出现的词汇为例,详细论述了日本是如何在翻译中体现相当于＂中体西用＂的＂和魂汉才＂、＂和魂洋才＂这一翻译理念的精神实质以及在日本翻译事业中的实际应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日两国翻译事业的相互影响。     

"一阳来复":新轴心时代的儒学前景--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简论

杜维明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不断开拓儒学论说的空间,创造性地提炼、转化儒家文明的核心价值并将其传播、贡献给人类社会,并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设想。本文在杜维明提出的"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和全球社群的宏观背景中,从其整体思想,即传统思想的现代化把握其解释理路及其论说的创新要点,彰显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向现代化创造性转化所具有的意义。     

关于日本文化本质属性的思考

文章通过对日本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考察,认为日本文化在形成与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第一,日本文化是在不断摄取外来先进文化营养中成长起来的,具有明显的外向性特征和随时进行"拼接"的文化结构机制,同时还产生了另外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使之"本土化";第二,架构日本文化的主载体是日本的神道和中国的儒学,它们构成了日本文化的本质内涵,也是衡量和接受一切外来文化的价值标准;第三,每当日本社会危机发展到必须变革的关键时刻,日本人总是首先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为武器进行变革,最终使社会发生进步性的质变。     

和：齐文化精神的思想脊柱

我们今天论及齐文化精神,往往从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军事文化、意识文化等不同角度高谈阔论,单元性研究有余,综合性升华不足,执其一隅而略视全局,其结论往往也就大有盲人摸象之感,言及齐文化精神便数言难尽了."和"是齐文化精神的基本脊柱,这在齐国800多年的发展历史链条中可谓清晰可见.儒学中的"和"与齐文化中的"和"是一致的,儒学中的"和"是齐文化中"和"的继承和发展.这也是齐文化汇入儒学的一个明证.     

朱熹与伊藤仁斋关于孟子仁说之异同及其意义

朱熹是宋朝理学思想集大成者,伊藤仁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的开创者。二家均以《孟子》之仁学理论为基础,阐发对儒学思想的理解,引领学术发展。但朱熹在中国传统天人一体观念背景下理解"仁",通过"仁"使天地万物与人连为一体,人心德行与宇宙真理融化为一。仁斋则是以日本本土神道文化为背景理解"仁",将天道与人道独立、人心德行与自然法则相分离,从而将"仁"看作是真实无伪的人伦情感以及推己及人的大爱之德。二家之不同,既透视出儒学对中日两个民族的不同影响,也可以看出两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对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把握,从而理解其在历史道路、中西文化、社会制度上作出不同选择的思想端倪。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简评陈明的“文化儒学”

与蒋庆、盛洪与康晓光汲汲于儒学的政治路向不同,陈明以"即用见体"为立论基底,以"公民宗教"为现实进路,力图从文化角度来重建儒学理论体系。所谓"即用见体",是指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们通过创造性活动,把生命存在的内在可能性完满地表达、呈现出来,进而构建新的生活形式和新的生命形态。陈明以"即用证体"和"即用建体"来构建儒学理论体系,超越了"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对举模式。通过批判国教说,陈明提出了"公民宗教"作为实践"即用见体"的现实进路,强调其社会基础和对个体生命之思想体系的完善;认为儒教的实际功用、现实境遇和研究现状为"公民宗教"提供了可能;进而认为儒家的"生生之德"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的善"可使"公民宗教"与宪政实现对接。陈明之"文化儒学"将国人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与文化重建联系起来,更具开放性和灵活性,极大地拓展了儒学研究的思维路向,但也面临着挺立与完善"文化儒学"的本体形态和宗教进路的现实困境等难题。总体上,陈明"文化儒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大陆儒学复兴路向的新展开。     

儒学与东日本国际大学--为庆祝东日本国际大学百年华诞而写

东日本国际大学办学百年来,始终坚持以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的教育思想为办学的指导原则.在创立阶段,以田边新之助为代表,创建昌平中学,以儒学"修己"精神,制订"17条修为"作为人格培养的办学的教育纲领;在中兴阶段,以田久孝翁和山冈庄八为代表,创建盘城短期大学,继承并发扬德川幕府以来的儒学传统精神,并制订"行义以达其道"的校训,共同致力于二战后的教育振兴;在当前的大发展阶段,以田久孝翁为代表,创建东日本国际大学,继续用儒学"修己"精神进行灵魂教育和人格培养教育,用儒学"经世济民"精神,开创"和平经济学"研究,倡议建立儒学文化圈,以走向全球化.     

大陆儒学日本中世沉落端委考

大陆儒学在日本中世时期成为贵族阶级的消闲文化与风雅附庸。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律令制国家建设告停,使得儒学在日本政治功利作用不再。另一方面,由于用意于宣扬日本国威的《日本书纪》未能在海外一炮打响,从而削弱了日本贵族阶级曾以儒学为邦家经纬的信心与信念,致使大陆儒学在日本长期冷落,直到江户时期才又风生水起。     

日本“家”文化刍议

界定了中日两国"家"概念在姓名体制、血缘关系和家业继承等方面的差异,并简要地评述了中国儒学东传日本后产生的变异,指出其在推动日本"家"文化的形成以及在日本社会结构方式、家业继承和"忠孝"观念的形成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浅析江户时代中国儒学对日本人文化心理产生的影响

本文通过江户时代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的对比,着重分析了日本儒学的多元包容性、道德观念及其认识论对日本人的文化心理产生的影响.     

论“五四”时期梁漱溟的儒学观

"五四"时期,面对围绕儒家文化所引发的各种争论,梁漱溟以"有责任讲明孔子学问"之态度,对儒学宗教性问题和西化思潮做出回应。他重新阐释儒学性质,重新鉴定儒家文化的蕴涵与价值,并在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路向中为儒学的复兴指出了具体途径。     

日本武士道的演变及其理论化

武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其作为历史范畴,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最初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行为准则。到了江户时代,山鹿素行等儒学家,以中国的儒学理论为指导,把儒学中的"道"作为哲学基础,构建了自镰仓时代以来一直都缺乏理论性的武士伦理,使传统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士道,成为武士阶级的主要生活指导原理。     

弘扬儒学思想精华促进两岸文化发展——“儒学与海峡两岸文化根基”学术研讨会综述

“儒学与海峡两岸文化根基”学术研讨会就儒学与两岸文化重要根基、儒学在台湾发展、儒学在大陆发展、儒学内涵及特性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用儒学力量凝聚两岸同胞文化共识,弘扬儒学精华以巩固两岸文化根基,为发展两岸文化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服务。     

儒学的治疗学意义与生命教育——以唐君毅《病里乾坤》为例的生命学解读

生命教育必须以本土文化为土壤才可以真正得到现实的落实.传统中国社会号称是以儒学作为主导性文化的社会,尽管中国社会不完全等同于儒学社会,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儒学知识系统下的价值理念与理想目标,远离了儒学的人文心灵与价值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学与社会是完全脱节的,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儒学的文化理念对现世生活仍有相当的关联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儒学的治疗学意义还是有或多或少的依赖,尤其是在精神的心灵安顿上,常能获得儒学的文化滋润.正因为此,在当下推行生命教育,从儒学的治疗学意义寻求文化根基,是建构本土化生命教育和提升当下中国人生命意义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