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的君臣观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对君与臣的关系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从君与臣关系的实质、君对臣的控制、君与臣的矛盾等三个方面对韩非的君臣观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其君臣观的实质和具体内容。     

韩非“以法治国”思想及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比较

受中国传统社会的制约和历史局限性的影响,《韩非子》中尚未出现完整的法治思想,但已出现以法治国思想。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既有近似又有差异。     

“合约相关者剩余”视角下的“封贡互市”协议

明蒙封贡互市协议之所以能结束明蒙双方长期对抗局面,有效地促进双方经济社会发展,从合约相关者剩余的视角看,是因为封贡互市协议为明朝政府、蒙古俺答政权、明朝人民和蒙古人民四大利益相关者创造了剩余。而封贡互市协议有效的边界条件,是明朝在边境的军事实力超过或者至少相当于蒙古。     

唐代“互市”法律制度探析

唐朝政府很重视对外贸易中的“互市”,为其顺利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唐代“互市”法律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法律的一部分已经较为完善,其对于互市组织、互市场所、互市形式、互市程序、禁止互市的商品等都有明确规定。唐代互市贸易法律具有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主要是互市贸易管理法律,其构成以成文法为主,另有一部分贸易惯例。     

君主专制下的两难言说——论韩非的"谏说"思想

在韩非的政治理论中,"谏说"思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其对战国时期君臣关系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后得出的理论结晶之一。韩非的"谏说"思想主要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来论述,竭力从政治思想上维护专制君主权力的存在与利益,这是其"谏说"思想最根本的精神实质。韩非也从臣属的角度思考"谏说"行为的存在与发生,试图找寻能够对专制君主进行有效"谏说"的实际途径,确保君主在最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专制统治。     

从君臣对策看朝鲜时代的汉字研究

在朝鲜王朝正祖十六年的内阁日历里,记录了正祖策问和诸大臣提交对策文的史实,这是朝鲜时代汉字学研究史上的一件盛事,对之后的汉字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和重大意义。通过对正祖策问和六位大臣对策文的分析,可以了解到朝鲜时代汉字研究的状况及其水平。     

试论明朝政府的“茶马互市”管理制度

“茶马互市”是指以内地茶斤交换藏区马匹的经济活动。唐、宋以来,以明朝政府对“茶马互市”的管理制度最为完备。本文从明朝政府对茶叶生产、茶叶运输、茶叶贮存、茶叶销售的有效管理,以及修复和拓宽茶马古道等方面,阐述明朝政府通过熟练地运用“茶马互市”的经济杠杆,以达到治理藏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     

说“人气”

收集了“人气”一词古代至当代的部分应用举例 ,结合实例阐释了“人气”的多种义项 ,并分析该词词义的演变、发展及其原因 ,得出“人气”不是新词的结论。     

韩非的“刑德”世界图式

韩非兼容法、术、势的特点而形成自己的法家特色,认为采用法来治理社会,是自然的举措。法具有的整治邪行、治理混乱、祛除贪欲,剔除非法行为的功能,在于法本身的公正性以及无对象性;时代是法的必然内容,没有一成不变的法;选择法的心理基础在于"用其不得为非",因为,人性"欲利"的因子,存在通向邪恶路径的无限可能;但是,社会秩序的井然仅仅依靠刑法是不行的,还必须辅之以道德。显然,韩非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人类社会的公正,让社会充满爱意,这区别于儒家空洞的仁爱说教,韩非提出了在本质上解决社会秩序祥和的对策。这是应该注意的。但是,韩非虽然注意到了刑法"矫上之失"的方面,但这"上"在一定程度上,指的不是君主,而是上层官吏,所以,君主仍然在司法的域场之外,韩非仍然没有能够超越先辈法家的局限,这也注定了中国没有真正的法的可悲事实。     

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以“德”抗“位”的回归——论孟子、赵岐和朱熹的君臣观

在君臣关系上,先秦孟子主张德高于位,东汉赵岐虽未能继承孟子衣钵以德抗位,却也守道不违,守住了人臣的基本原则。而至南宋朱熹在吸纳与反省宋代《孟子》议题的时候,再次开掘和彰显仁义道德本真,以德抗位的人臣之本也自东汉赵岐之后得以回归。     

论“和亲”对“通贡、互市”的意义

“和亲”外交策略对中国古代解决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中原王朝和西北少数游牧民族的“和亲”为民族间的“通贡、互市”提供了政治保障,也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为中华多民族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也为世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榜样。本文通过简述中国古代和亲外交历史,阐释“和亲”对各民族之间“通贡、互市”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韩非“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从法家思想的源流出发,探讨其重要代表人物韩非的“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同时对其历史局限亦作出大胆扬弃,以进一步辩识法家思想的合理内涵,为现代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宋代君臣士民的“环保”言行评价

"环保"意识,不是现代人才有的专利;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古人已有"环保"的理念与措施;宋代已初步形成传统的"环保"理论与措施体系。中国传统的"环保"意识与现代的"环保"观念虽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宋代一些君主、朝臣与许多士人以及大量的普通百姓包括僧侣等多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曾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环保"主张,有些言论客观上甚至包含有希望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并且采取了一些至今值得肯定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有益措施。宋人"环保"言行的出现是与当时的环境相适应的。因地广人稀,宋代的气候、水文与生物环境在大部分地区仍停留在相对原始的阶段,与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要素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美为人而存在”:鲁迅“立人”文艺观论析

21世纪的鲁迅研究应当致力于鲁迅整体价值观念和精神框架的建构而非解构,＂立人＂作为一条明晰的思想脉络贯穿其全部著述及文学活动,是鲁迅思想的核心,也成为他的基本价值尺度,成其始终不渝的理想乃至信仰;唯有承认＂立人＂的本质性意义,才能合理地解释其文艺思想强烈的现实性。其人本主义的文学起源观与创作观、超越＂功利—非功利＂界限的文学功能论以及＂不用之用＂的批评实践特色,从本质、效果、方法3个维度构成了鲁迅的＂立人＂文艺观。     

从“意识形态”说到“事件”说——试论伊格尔顿文学观的变与不变

近年来,伊格尔顿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践取向和理论反思统合起来,通过对文学本质及功能的进一步讨论,试图建立一种策略式的新文学事件观:文学具有自律自足的本体价值,同时在伦理学意义上起示范作用,以事件或行动的方式参与对世界的建构。这种从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到结构化的事件观的焦点转变,体现了他对自身理论的不断修正与完善。基于人类存在、政治效用与文学本体而言,伊格尔顿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始终未曾改变。     

法家“理”的理论审视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法家的标志性概念是“法”.其实,法家的标志性概念是“理”,不是“法”.法家在推崇法度的同时,更加强调“理”,因为法度在实践中存有偏离本来航道的危险性,预设“理”来保证航道的正确方向,其运思是精密的.这是在法家道德文化资源利用问题上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关键问题之一.     

近代“西体中用”观探析——郑观应的“体”“用”思想

对于近代的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西体中用"观,郑观应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把对西学的认识和运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郑观应认为,"西体中用"观的落脚点在西体,即政治上的议院、经济上的商业为本、文化上的教育为本。郑观应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体西用"观的继承和发展,还与"西学中源"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他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总体而言,郑观应的这一思想还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