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意识：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变的前提——基于村民自治角度的分析

社会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是中国农民的现代化。而中国农民当前各方面的主要特征仍是“村民”,而不是公民。所以,中国农村现代化,实质是实现农民从体现传统社会特性的角色转变为体现代社会特性的公民角色。其中,意识的转变是前提和关键。笔者试图从村民自治的角度分析目前农民的公民意识,并提出公民意识是农民向现代公民转变的前提。     

民国时期离村农民的心理嬗变

民国时期,农民离村进入城市对较为落后的农村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城市在培养离村农民的现代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里严酷的社会压力与生存竞争对他们闭塞守旧的传统观念和生活习俗带来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使他们故有的价值观、生活方式被改变,并逐渐让位于新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农民离村流入近代城市,使农民的传统观念遭到瓦解,并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形成巨大冲击,其结果是宗族成员的游离性增加,家族观念逐渐淡化。这也进一步引发了乡村社会在文化观念、思维模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层变革。     

中国现代旅外游记的文化心态

中国现代旅外游记真实记录了作家们游学国外的见闻、思考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走出国门而置身异域 ,面对不同文化的迎面冲击 ,作家们经受了复杂的心路历程。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 ,又擅于吸收西方现代文明思想和求实创新精神 ,因而其文化心态内蕴丰厚而呈现出既传统又现代的多元特征     

转型时期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与消解策略

急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导致中国农民心理的深刻变迁。一方面,农民表现出高度的调适性；另一方面,农民体验着深刻的冲突性。这种冲突性表现为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转型时期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与社会转型的冲击、农民的素质、农村文化的“贫血”、传统文化的“穿透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教育、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等多种策略可以实现农民社会心理困境的顺利消解。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 ,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 ,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 ,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坐标选择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有不同的特征,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一时空背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观照,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面临的两难：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性的双重效应日益凸显,同时又处于前（ 现代） 后（ 现代） 的夹击之中;既要实现现代化,又要超越现代化,而这种追求又处于同一时空之中。要超越两难,必须变革思维方式,实现从本本主义到问题意识,从解释到创造,从“话语”到实践的转换。立足现代,后顾前现代,前瞻后现代,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交汇处寻求坐标系,这就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坐标选择。这一坐标系包括三个维度：时间之维、空间之维和主体之维     

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本文从村民委员会直选的角度对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农民政治参与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农民自主意识和民主、平等观念逐渐增强而产生的政治要求。农民政治参与主要受制度、社会、农民自身素质三方面因素的制约。在现代化进程中应从参与渠道、社会环境、农民自身素质三方面入手来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     

浅析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家庭动力——以“三纲”权威主义与“五伦”仁爱思想为中心

现代新儒家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儒家传统要想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诸如“平等、自由、博爱”等业已被中国人接受的价值观念作出有力的回应，就必须在现代进行转化，而这个转化过程应该包含解构和重建的双重任务。以践履为特征的儒家传统哲学，在经历了“五四”的重创之后能否重构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价值追求。儒家“三纲”体制下形成的权威主义心理被中国人全盘否定的同时，也导致了现代中国人权威意识的缺失。抛开“三纲”在历史上曾经的政治控制目的，以“三纳”权威主义和“五伦”仁爱思想之间的互动模式为镜像，可以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提供一些心理文化动力。     

关于农民市场风险的一种表述 ———市场“规则”与“场所”的关系逻辑

在社会学视野里,市场风险是在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现代变迁中被问题化的。这个变迁过程是市场的两个基本含义“规则”与“场所”从统一到分离的过程,市场“规则”与“场所”的分离使得市场风险成为现代市场制度的内在因素。中国农民所处市场的“规则”与“场所”的分离是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中逐渐实现的;从那时起,中国农民开始承受现代市场带来的市场风险。     

中国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的初始探索--论中国早期言情片与好莱坞之影响及其电影史价值和意义

中国早期电影因为长时期游离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而被严厉批评,所以,追求现代意识和文学深度,也就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努力探索的方向。受好莱坞影响而兴起的早期言情片,正是中国电影在这一方面最初开始的艺术探索,具有重要的电影史价值和意义。在此借鉴和探索过程中,早期言情片透过哀情、爱情、艳情描写社会人生,注重人物的性格描写和情感表现,促使中国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逐渐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发生关联;而言情片强调“影戏之要素为美也”,使导演、表演和摄影注重影像画面的审美创造,又加强了早期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的艺术表现力。     

中国现代山水画之演进脉络与风格趋向

中国山水画发展到20世纪,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和现代社会历史的演进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核心是传统的以笔墨为中心的审美追求,逐渐被重视造型、色彩和构成等视觉特征的价值观念所取代,进而使现代山水画的风格面貌逐步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现代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存在同一性的思考

人既是社会的存在,也是自然的存在。在以关注现实斗争为首要任务的现代文学中,人与自然表现出一种持续的互动状态。生存主体面对社会动荡和理想飘摇,心灵视野不断拓展,既渴望逃离困境,又眷念家园故土;既向往现代文明,又留恋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原生态的自然存在。这种复杂现象曲折地表达了现代作家在探索人生和社会理想时的彷徨和清醒,其中既有现代性的追求,又蕴含现代性的反省与超越,显示出现代作家对外在世界独特的理解及接受方式。     

"五四"时期现代长篇小说论

中国“五四”时期现代长篇小说是在“五四”“人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才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初步转型。人的文学的凸现使“五四”现代长篇小说家们开始在广阔的艺术视野中探寻世界 ,表现人生 ,作品所表现的面对命运与既有秩序的抗争态度 ,与“五四”文学“人的自觉”的光芒相映成辉。有个性的复杂人物的描写 ,双重视角的透视特别是对人的自身弱点所酿成的悲剧的批判 ,人的多重意识世界的揭示以及在双重文化的烛照中透视国民的灵魂 ,在追求叙述手法的多样化和强化叙述的主观色彩的同时走向文体的自觉等艺术特质 ,使它和旧文学彻底区别开来 ,并真正迈开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现代化的步伐     

农民家庭心理归属取向的现代演变——以J庄的实证研究为例

在辨析"农民家庭心理归属取向"概念的基础上,从私人情感层面讨论农民家庭心理归属取向的现代演变,重点分析农民个人的情感在其家庭心理归属取向演变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在过去50多年里,农民家庭情感的变化导致了近年来农民"私人"家庭心理归属取向的急剧发展,在这种家庭心理归属取向下,传统农村的家庭孝道、夫妻间尊卑意识在逐渐衰落,但农民家庭中的个人欲望与个人自主性却得到了解放和增长。     

中国农民现代意识的萌芽──简论解放区农村题材短篇小说

本文论述了解放区农村题材短篇中所反映的农民现代意识觉醒的意义。指出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农民，接受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教育，从而开始摆脱封建迷信思想及其道德观念的影响，确立了初步的现代意识，在这个意义上，显示了中国农民思想的巨大进步，五四启蒙运动所提出的对农民的思想教育的理想，在解放区逐渐变成现实。     

论李一清小说的悲剧意识

李一清乡土小说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呈现西南巴蜀地区的乡土景色与风土人情,展现农村底层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世界。最核心的是李一清始终专注于现代与传统的较量,刻画现代人处于一种传统文明被现代文明取代的焦虑中,揭示出人类所处的困境,镌刻人类在此种困境中的反抗与挣扎,这种反抗精神本身就蕴含深刻的悲剧意识。以他的《山杠爷》、《农民》以及《木铎》三部长篇小说为主,从悲剧人物的形象塑造、悲剧人物的悲剧指向以及悲剧意识的意义三方面对其作品进行分析。     

认识被化外的自我: 后五四时期对乡村的关注和农村的问题化

乡村曾被视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础, 在近代改称 “农村” 后, 逐渐被认为出了问题。 农村 怎样成为 “问题” 及其所成的 “问题” 本身, 既伴随着中国现代性展开的进程, 也因其间的 “现代” 眼光 所生成。 这背后的一个要因, 是城市的兴起和城乡的对立。 由于城市被视为国家的主体, 原来作为广土众民 代表的乡村逐渐沦为化外, 不复能表述自己。 在五四后出现一种读书人想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倾向, 先是开始 关注已近于未知的农村, 观感褒贬参半; 接着是被关注者逐渐问题化, 见解贬多于褒; 最后是问题化的农村 升级为 “破产” 或 “崩溃”, 表述以贬为主。 其间一个重要特点, 是一些人因缺乏了解而把常态看成变态, 甚至把国家整体的危难移植到农村身上。     

“现代”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重返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的对话

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三次到访中国。他在20世纪30年代与鲁迅等人的交往十分著名,但他在50年代两次以官方身份访问中国并深度参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交流的经历却被人遗忘。新一代研究者对于普实克的理解通常来自两组对照关系：一是普实克与夏志清的论争,二是王德威将普实克与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一同划入所谓的“抒情传统”谱系。普实克在这两组对照关系中都被塑造为僵化且过时的人物。回到相关著述会发现,普实克与夏志清、王德威之间真正的分歧,在于对中国现代转型的动力来源和革命的内涵有着不同的认识,普实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找到的现代性,不是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作为“回应”的现代,而是一种根植于中国自身土壤的独立的现代。     

从“两栖”到“三栖”:农民工生存方式的变化及其影响

近年来,随着对农村和大城市适应能力的逐渐弱化,很多农民工选择了在农村老家的县城（或中心乡镇）另置房产,其生存方式也由原来的“两栖”向“三栖”转变。在“两栖”状态下,农民工“打工在城市,家在农村”,而在“三栖”状态下,农民工则是“打工在城市,老家在农村,新家在县城（或中心乡镇）”。对于农民工而言,“三栖”生存代表着有资产、有家和贡献县城,具有不同于“两栖”生存的特殊意义。不仅如此,农民工的“三栖”生存,对于中国农村的家庭、社区乃至区域社会结构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冲击,其社会意义更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