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化中的国家与社会

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关系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社会生活的自主化,是我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必须加以正确认识并妥善予以处理。首先,要弄清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起源问题,充分认识国家自主性对于满足社会需要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其次,要在实际中分析政府(国家的具体化)与社会之间的应然关系和实然关系,尤其要了解我国目前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以便选择一种既从现实出发又有努力方向的解决办法。第三,目前我们应该朝三个方向努力:一是增强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二是彻底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开;三是为发展社会自主力量创造各种条件,不断培植与政府权力相反的自下而上的权力。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新型政企关系

政企关系问题 ,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要遵循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 ,将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行政隶属关系、财产所有关系、行政管理关系、直接控制关系等等 ,相应地转变为法律关系、财产组合关系、社会管理关系和间接调控关系。通过理顺政企关系 ,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 ,并提供强有力的机制保障。     

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方向与中心环节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第一轮以放权让利为特征、以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为中心环节的“体制转型红利”已经基本结束；新一轮经济改革即将开始,方向仍然是坚持市场化取向,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目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潜在冲突,都与市场化改革取向不足和市场化取向不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的需要,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推进第二轮的经济改革,除了要推行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外,还涉及两项最重要的工作: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包括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限制政府权力,以及对处于不断扩张中的“央企”的规模、范围、领域等进行必要的限制；二是政府内部的关系,根据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基本原则,应重点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关系,强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并防止其发展风险.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政企关系问题探析

政企关系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国有企业中的政企关系基本内涵包括三对关系,分别是政治维度下的治理者与工具关系、经济维度下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关系以及本质维度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多维度、多层次的政企关系最终规定了国有企业的双重性特征,这种双重性特征主要表现为身份的双重性、管理的双重性和价值追求的双重性。从政企关系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最优选择在于寻求政府与市场的均衡点,通过类别划分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以管资本为主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增加企业市场竞争力,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保障公共责任的实现。     

多元化社区服务的特点、问题和机制建设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我国社区服务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伴随体制转轨所带来的单位制解体,政府的控制式服务和单一的政府提供主体,已明显不适应多元化利益主体的需要。当前社区服务要实现从政府控制式的“一元化”向政府、非营利组织、私人单位、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转变,要在原有行政化机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化机制,引入市场化机制,综合协调三种机制效用,推动社区服务发展。     

论中日"囚徒困境"的存在及逃逸

本文试图用博弈论方法分析中日关系发生困难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点解决问题的思路。目前中日关系已在重复博弈中陷入了“囚徒困境”状态。“囚徒困境”不仅为第三方势力提供了渔利的空间,直接损害了两国战略利益,而且其“溢出效应”还损害了全体东亚人民的利益。只有透过中国和平发展的参照系考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能把握当前中日关系困难的本质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前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基本处于同一层次,都追求区域战略利益,双边博弈属于暂时对称性博弈。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持续进行,中日博弈终将从对称性博弈转变为非对称性博弈,中日“囚徒困境”最终将烟消云散。因此,中日关系的根本好转必将是一个“自然过程”。现在中国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足够的耐心,等待着让时间解决这个矛盾。     

农村金融制度供给决定的博弈分析

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历程中,利益主体呈现多样性的特点,相应地农村金融每一次改革都受到各种力量的约束,可以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概括为一个基于多方非平等主体的制度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过利益博弈,最终决定了农村金融制度供给的形式.要解决农村金融面临的困境,必须彻底转变各博弈主体的收益矩阵.     

论加强政府信用建设

政府信用是政府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就是要以建设“有限、责任、法治、透明、公正”的信用政府为目标,构建政府职能明确、配置科学合理、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有限政府;建设依法行政、行为规范的法治政府;建设职、责、权、利统一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服务周到的责任政府;建设决策、执行、监督的信息公开的程序科学合理、民主参与、公开透明的透明政府;建设政企、政市、政事、政社分开的管理服务与部门利益分离的以保持社会公开、公平、公正为己任的中立政府。     

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我国近16年的改革历程,实际上就是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是企业、市场、政府以及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几个方面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企业通过转换经营机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的微观基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企业做到“四自”的前提和保证,就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和市场的充分发育.政府转变职能主要是指政府转变领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北京的发展和不足

本文分析了全能政府体制的形成和特点 ,对北京市近年来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过渡中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 ,按照“有限政府”的目标 ,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关系新格局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 ,使民营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积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大力培育行业协会等各类非政府组织 ;进一步规范公共权力体系的内部关系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制的博弈分析

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文章建立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静态博弈支付矩阵,通过引入地方政府过度举债被中央政府监管发现后所付出的成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被媒体曝光而导致公众的担忧等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债务风险控制上达成一致的均衡条件;由于地方政府间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文章考察了地方政府间举债发展的重复博弈模型,通过引入奖励变量,改变了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的纳什均衡解。结论为中央政府严格监管与适当奖励的搭配使用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规制在合理的水平。     

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非政府组织是非政府性质的公共机构和组织实体,是介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种社会组织,它为社会提供各种政府行政机关难以做到的公共服务。在我国,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委托”和“替代”这两种方式来实现其履行部分公共职能的目标。非政府组织履行部分公共职能将在新世纪呈普遍化的趋势,也将是我国当前改革政府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实现高效制度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新尝试。     

房地产周期、人口流动与地方债风险防控

基于城投债交易数据构建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指标,从房地产周期和人口流动视角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房地产周期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存在着“逆周期”关系,促进人口流入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具有较好工业基础的城市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流动人口带来的外溢效应,而对“土地财政”具有更强依赖度的城市受房地产周期的影响更明显。认为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须适时动态监测房地产周期走向;增加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和留城意愿;解决好吸引人才和发展本地经济的问题;要处理好土地财政依赖与地方政府债的关系。     

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应理顺四种关系

社区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热门话题。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期 ,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由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共同促进的社区共建机制 ,这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社区建设思路和模式。沿着这一思路和模式 ,当前的社区建设应着重理顺“四种”关系 ,即党政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和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关系。     

日本当代城市制度研究

日本的市制已经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现行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制度自1947年基本形成以来，以自治为理念，以法律为基础，在兼顾地方的自主性的同时，指挥和发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对保持较小的地域差距和建设安定的社会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重点介绍日本城市管理体系，包括行政区划、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大中城市的管理方法、各级政府的具体的分工情况、组织结构和财政制度等，并分析该制度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我国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提供参考。     

转型期中国企业政治行为的合法性空间及其规范

社会转型期的不确定性决定着政府规制改革的理念、力度和方式的混沌性,进而导致了企业经营政策性环境的不确定性.在这种社会境遇中,企业和政府都有加强互动和交换的动力和压力.因此,中国企业政治行为存在合法性的空间.但是,受社会转型衍生的制度漏洞和公共文化嬗变等因素的约束,企业政治行为又潜藏着大量的违规性问题,为社会民众所诟病.化解这一矛盾的路径不应是限制企业政治行为,而是要强化对企业政治行为中政企双方的监督和规范,引导其发挥正效应、减少负效应.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现状及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国企经历了“放权让利”“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三个阶段的改革，在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经营机制、政企关系、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存在三个层次的问题与矛盾。本文在考察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和现状的基础上，对“多兼并，少破产”“抓大放小”“政企分开”“三改一加强”等思路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     

规则与权变:群体性事件及其处置中的政府责任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是因利益问题引起的,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快速社会转型导致的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使无规则的利益博弈不断挑战社会的利益均衡而引起的.作为转型时期的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面临着管理模式的转变,同样存在制度缺失和规则失范的窘境,同时由于作为利益主体参加利益博弈,行为也易变得无序和权变.这种情况使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当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而成为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因素.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在于进行制度建设以减少无序、失范和权变情况的发生.     

面对产权多元化的政府有效调控探析

政府的有效调控应当针对社会范围内产权多元化和企业内部产权多元化这样两个层面分类实施。其中 ,面对社会范围内产权多元化的政府有效调控 ,需要紧紧依托于政府与非国有制企业以及政府与国有制企业之间政企关系的优化 ,依托于国有制与非国有制企业之间产业关系的优化来实施 ;面对企业内部产权多元化 (包括横向多元化和纵向多元化 )的政府有效调控 ,则又有赖于国有股权的有效运作、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 ,以及“内部人控制问题”的着力解决。     

"中国模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是在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下,不断试验、反复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模式"具有五个特征: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参与全球化与保持自主性相结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进行突破性改革."中国模式"的内容体现在思想、组织和制度创新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