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赋为词:柳永的市井之"俗"

"以赋为词"作为柳永作词的一个重要手法,与"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柳永长期混迹于市井民间,其受市井俗文学的影响具有客观基础和主观条件;另一方面,受市井俗文学影响的"以赋为词",又使得柳永一部分词作因词境的直露浅切、结构的平铺陈列而具有"俗"的特点."以赋为词"正是沟通市井俗丈学与柳永俗词的一个中介.     

词为诗裔与以诗为词——苏轼词体观念新论

北宋中叶,苏轼提出了“词为诗裔”的词体观念,这一观念具体体现在其“以诗为词”的创作之中。它旨在突破“词为艳科”的樊篱,对于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气格,形成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推尊词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观念及其创作也存在着使词诗化、消解词体艺术独立性的倾向。质言之,这一观念强调词与诗的同一性,而没有充分注意词与诗的差异性。     

性别视角下的文体特质——以词体美感问题为例

词体在早期阶段内容意识与外表形式上的特点,使其成为中国各种文类中最为女性化的一种.在词体发展演变的各阶段中,"双性"始终是衡量作品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词体在早期由"双性人格"所形成的幽微要眇、具含丰富潜能、易于引人生言外联想的特点,正是词区别于诗文等文体的独特之处,这一特质在词体发展演进的各阶段都延续了下来.然而即使不同性别的作者选取了相同题材的内容,因对词体美感特质认识与追求上的性别差异,也会引发后人不啻霄壤的评判.     

词体叙事中的留白——以《花间集》为例

词体虽然以抒情为主,但词中存在的叙事因素不容忽视。《花间集》作为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在体裁方面有调名点题叙事、联章补充叙事的特点;在文本方面有第三人称叙事视角为主、留白的叙事方式的特点。留白叙事方式与《花间集》全部是小令密切相关,其主要呈现出隐性、浅显性、深显性等形式,其分类取决于词中叙事要素的多寡以及叙事情节的完整程度。留白叙事手法的运用,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读者可以结合自身的经验进行再创造,使《花间集》情感内涵更加丰厚。     

俗语词成词理据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宋代笔记为例

宋代笔记中保留了丰富的俗语词资料,但历来对此的研究多集中在词义考释等方面,对俗语词成词理据的系统研究相对欠缺.本文选取宋代笔记中的俗语词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内部因素、非语言因素的影响,以及流传过程中的错解错用等方面,对关涉到俗语词成词理据的相关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从而有助于推进汉语语词的成词理据研究.     

中晚唐诗的词体特质——以温庭筠诗的词化现象为中心

晚唐时代,文人心态内敛,艳情题材增多,诗歌中产生了细美幽约之作,这种细美幽约的风格更适于在词中表达.在温庭筠之前,李贺、杜牧、李商隐的作品中已出现了词化特征,至温庭筠诗中,尤其是其乐府诗中,在造境、题材、语言、词境上也出现了明显词化倾向.温庭筠将作诗之法引入作词中,并首次大力作词,遂大启词端.     

“以诗为词”与“以词为诗”——论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现象

宋代田园诗词的创作都存在破体现象。北宋时期主要是词的破体,即把田园这一传统的诗歌题材引入词的创作领域,或化用诗歌的字句,或融其诗意,体式上也接近于齐言。苏轼完成了飞跃性的转变,其田园词在破体的基础上自有新创,语汇、句法和主题都对南宋田园诗产生重大影响。南宋时期,田园诗词的创作进入"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的双向互动阶段,田园词诗化和田园诗词化的现象同时并存。辛弃疾的田园词继承了汉代以来诗歌的优良传统,博采众家之长;诗词兼善者的田园词往往不可避免地接近其诗的面目腔调。而南宋劝农类的田园诗则全盘接受苏轼词的影响,更为普泛的现象是田园诗沾染上了些许词的格调韵味。宋代田园诗词的破体是良性的。经过破体,诗词互相借镜,相资为用,都取得了不俗成就,共同推动了田园题材在宋代的新的繁兴。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试论秦少游被贬之后的词

北宋婉约词人秦少游,多才多艺,被称为词家正音.他被贬以后的词写得哀怨凄绝,严重高古.与前期的词相比,内容注入了自己的身世之悲,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着色浅淡,造境凄迷;含蓄蕴藉,韵味悠长;语言清丽,警句叠出,传唱千古,对后世词家产生深远的影响.     

绮窗凄梦:词中之商隐——试论义山诗对梦窗词的穿透性影响

《四库提要》云:“词家之有吴文英,犹诗家之有李商隐。”义山诗对梦窗词的穿透性浸染主要表现在:一、以绮艳抒写深沉的人生感慨;二、致力于表现悲剧色彩的衰败、凋残之美;三、着力表现梦幻般的心灵迷惘;四、运用空幻回合、上下映带钩连的抒情结构;五、于藻饰典丽中潜藏浑灏流转的意脉;六、创作上同具“潜气内转”的心理特征。     

进士科考与晚唐词体文学发展关系考索——以温庭筠为个案

唐进士科考答卷不糊名的制度促使当时行卷之风盛行。为在众多行卷作品中脱颖而出继而登进士第,士子们在所行作品中除诗、赋、小说之外,或又添加了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词。本文即以词史上第一个大力作词的文人温庭筠为个案,探究进士科考制度对词体文学的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词学声律的潜规则论析——以《齐天乐》为例

词是音乐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晚宋以来词乐逐渐失传,因此,讲求文乐相和的格律派词人的作品是后人了解词律特征的必由之径。在各种词谱总结、标识的平仄格律之外,严谨的词家更是注意词律的细节,在模仿与创作中总结出了不少潜在规则,并约定俗成地遵守着。《齐天乐》是历代声律派词人偏爱的词牌,我们可以以此调为例,总结其在宋代如何定型,考察其在清代直至民国的承袭与演进,以探求词律潜在规则的存在与原因,从而尝试声律研究的新思路。     

小品词语义扩延的认知阐释——以 UP为例

小品词在短语动词的语义形成与扩延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尝试由小品词UP切入,援用经验主义原型范畴模式、家族相似性、意象图式、Lakoff的隐喻理论等,并结合人类的生理、心智和社会经验以及动态动词的类型依据,具体探讨小品词语义扩延的认知理据,进而阐明小品词在构建短语动词时的原理,旨在为短语动词理解和运用提供新思路。     

儿化词的家族相似性及其认知基础——以河北方言为例

儿化词在形式上是一种有标记的词语,在语义上它们体现出表小称爱的相似性,这种语义上的家族相似性,是以这样的认知为基础的由人的“小者”称“儿”,进而推及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中的小者,再进而到无生命的器具、天文、地理类名词,指其形状、体积、面积等较小者,从对自己子女的喜爱、亲昵的感情出发,从而推及其他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娇小东西,从而使“儿”具有了表达“喜爱的感情色彩”的意义。这一认知基础,可以从儿化词的形成过程得到印证。     

元宇宙的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以元宇宙“虚拟城市”为例

元宇宙作为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必将引起网络空间结构的深刻变革。网络信息空间曾经是以高度流动性、身体不在场为主要特色的缺场空间,而元宇宙则凭借新的技术手段打造三维拟真场景和身体高度涉入的沉浸感,从而对互联网缺场空间形成重构,使网络信息空间进入到“虚拟在场”的空间状态。元宇宙空间已经不仅是一个用于快速传递信息的节点间网络,更是一个有明确物质载体的数字地域共同体。网络信息空间变得具有更多城市空间的属性,网络信息空间中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像城市空间生产。从元宇宙“虚拟城市”的早期案例中可以发现,其既有资本主导、投机炒房等空间非正义的一面,也有用户自主参与、区块链去中心化等空间正义的一面。要实现元宇宙的空间正义,进行共享的、均衡的空间生产与分配,就必须超越数字资本主义。     

论宋代美学的雅俗分野与近代化转型——以宋代琴学为个案

宋代美学的近代化转型始发于上层审美意识形态的下贯,并最终实现了由雅向俗的历史转向。由北宋诸皇帝主导的古琴改制,突出地表现为皇权审美意识形态,尽管未必成功,却顽强地支持着琴学的高雅文化向度,以为贵族美学之号召。与此同时,因应于宋代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琴人队伍以弥散的方式实现了世俗化重组,包括琴僧、道士、江湖隐侠、权贵门客甚至青楼琴伎在内的众多民间琴人,通过对精英阶层琴学资源的获取与祛魅,改变了宋琴官方的传承谱系以及小众的传播路径,世俗化与平民化的个体主义风格兴起。基于琴的乐音调式向诗词语言发动了强大而复杂的渗透,琴词结合推进了宋词的雅化。经此过程,琴转型为流行乐器。对琴的认知与出于不同身份立场的审美价值判断,与基于程式化理性的技法化、专业化的艺术习训模式,形成了雅俗兼得的琴学生态链,以此得以窥见宋代美学雅俗的分野。     

元宇宙批判——以技术创新和数字化的本质与初心为视角

作为一个科幻小说创造的名词，“元宇宙”背后存在不可调和与逆转的头脚倒置的方向性错误。其根本问题在于它对真正自下而上的技术创新逻辑和将具体高度抽象化的数字化本质的背离，以及对作为现实世界中介的技术进化规律和基本商业逻辑的违背。在科技战和大国博弈背景下，元宇宙带来的浮躁和炒作将极大地干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方向。而学术界在学理和理性上的脱离，则使元宇宙丧失了创新的科学基础。因此，对元宇宙热潮的反思刻不容缓，其巨大的负面影响值得警惕，而学术界依然应该是最终的中流砥柱。     

历史记载与传说想象对人物形象的构建——以三国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为例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流传下来了无数动人的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特别是经过历代史家的历史书写、民间百姓的口头传说以及后世文人依据一定历史记忆所形成的历史想象,使得这些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说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形象、深刻.当然,历史的真实性也在这种传说与想象中变得越发模糊.三国时代刘备之孙夫人形象的历史流变即为此例.其最初是以一种没有被正史立传的模糊形象出现的,魏晋以后关于其成为(壤)矶娘娘的历史传说逐渐流传并日渐放大.年深日久,由于史书的散佚、文人雅士的艺术创造等原因,孙夫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便为历史记忆基础上所形成的孙安、孙仁、孙尚香等新的人物形象所代替.     

基于语境的创作与接受——以《青春之歌》为例

在文学接受过程中,受众往往受到现场语境的影响甚至制约,反之又对语境建设起到作用。这二者又共同影响文学创作。小说《青春之歌》从写作到出版,出版后又接受语境的规约进行了诸多修改,修改在突出语境要求的同时付出了损害文学价值的代价。繁荣文学的关键是尊重文学创作规律,创造适合文学发展的语境。     

士、商融合与文体之变——以王世贞的商人传记为例

明清之际江南士商融合的社会大背景,使得王世贞的商人传记在文体上有较明显的变化:倾向于选择士、商身份有过置换的传主,并热衷于表现商人身上士的素养和道德节操.士商融合的社会形势还导致了作家以及文学思潮和文学史写作的动态变化.     

论《才调集》凄怨怅惘的爱情世界——以《杂诗》《杂词》为例

《才调集》由五代后蜀文人韦毂编选而成,收入[唐]无名氏《杂诗十首》《杂词十三首》,其"韵高而桂魄争光,辞丽而春色斗美"的诗学思想贯穿全书,并引起了学界的研究热情。而"杂诗""杂词"作为小传统文学的存在,大多流于文献的考证,其包孕的艺术世界并未得到充分的阐释。"韵高"意在诗歌的音韵和谐,平仄起伏有序,也包含了情感的蕴藉渊厚;"辞丽"意在词采的华丽和情感的含蓄韵味。"韵高"与"辞丽"特征的结合保证了诗歌情感的真挚有力、语言的词采飞扬和韵律的婉转流畅三者的有机统一。"韵高""辞丽"可以透视诗歌情感的表现方式和感染效果,还原诗语后立体的爱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