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鲁会见”是真是假?

《图书馆杂志》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孙雄飞的《忆赵丹谈“毛鲁会见”的经过》一文。作者说,1979年冬的一天,他陪赵丹从徐汇区文化馆步行回上影厂,适中谈及电影《鲁迅传》,赵丹便把1961年5月1日毛泽东接见时的谈话告诉了他。毛泽东问赵有没有见过鲁迅,赵荅“没有”。其后毛泽东说:“我见过鲁迅,所以对你演鲁迅演得象不象,我有发言权。我是在北大见过,以后又去鲁迅家登门拜访。我见鲁迅时,鲁迅在教育部负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读《题〈呐喊〉》与《题〈彷徨〉》

《呐喊》与《彷徨》是鲁迅在“五四”到大革命时期写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呐喊》收入一九一八年四月到一九二二年十月所作小说十四篇,一九二三年八月出版。《彷徨》收入一九二四年二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所作小说十一篇,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到三十年代初期,鲁迅站在新的思想高峰,对前期写的这两部短篇小说集,题了两首五言绝句。这两首五绝是我们研究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的最可宝贵的资料。     

谈例证

例证的重要性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鲁迅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革命义愤,挥笔写了著名的战斗檄文《“友邦惊诧”论》。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电”的论点,直接展开批驳的。文章写得犀利、有力。但是,“写此文后刚一天,就见二十一日《申报》上登载”了两则消息:一则是“南京专电”,说前几天盛传有两名国民党政府官员“为学生架去”,一人受伤,另一人失踪,现已查明,“并无受伤之事”,“更无失踪之事”;另一则     

孔乙己和陈士成——鲁迅小说人物漫谈

鲁迅在继《狂人日记》之后,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写了《孔乙己》。后来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又写了《白光》。在这两篇小说中塑造了孔乙已和陈士成两个典型人物。鲁迅之所以要塑造这两个人物,其目的就是向人们揭露封建社会孔孟之道培育了一些迂腐、麻木、愚昧的读书人,最后旧社会又无情地把他们抛弃。就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把他们扫掉,以至无声无息的毁灭。《孔乙己》发表之后,鲁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一篇《〈孔乙己〉附     

“狂人”——鲁迅的影子

多年前初读《狂人日记》,茫然不解。后来读了一些解说性的文字,仍多不解之处。鲁迅自己说这篇小说是揭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罪恶的,可是看一些解说性文字,揭露家族制度一项似乎没有着落——在这篇小说中,是怎样揭露家族制度的呢?小说写:四千年历史每一页都是“吃人”两个字。所谓“吃人”自然不限于真地把人肉送到嘴里。吴虞写过《吃人与礼教》一文,意在为《狂人日记》作疏证,其中广泛搜罗历史上吃人肉的记载,于揭露礼教有意义,若以论小说,     

拙劣的伎俩 罪恶的目的——斥苏修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

近年来,在苏联的报刊上,苏修御用文人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纪念”鲁迅的文章,无耻地攻击和污蔑鲁迅。说什么:鲁迅是“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鲁迅。从来不像北京的宣传机器试图描绘的那样,是个政治上的‘左派’,创作上的‘反人道主义者’”,并绞尽心机地在《鲁迅全集》里找出鲁迅一九二二年写的《鸭的喜剧》、《兔和猫》两篇     

从《出关》谈鲁迅先生之于孔夫子

《出关》写于1935年12月,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一篇历史小说。这篇小说发表以后,曾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致鲁迅先生不得不又写了一篇《出关》的“关”》来加以说明。幸亏鲁迅先生有这一篇说明,不然《出关》的意旨是不会象现在这样昭然的。当时,正是国难当头,东北四省早已沦亡,华北岌岌可危,鲸吞之祸已临眼前的时刻,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先生写这样古老的题材,意图是什么呢?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无怪乎揣测纷纭了。对于这些揣测,鲁迅先生都漠然置之,唯独对于“自况说”,却颇有些忿然,因为这是与《出关》的意旨大相径     

关于《孔乙己》写作年月及其主题思想的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孔乙己》的写作年月,有的论家根据鲁迅在《孔乙己》篇末注明的写作年月,确定为一九一九年三月,(冯雪峰论文集》下集,《孔乙己》)有的依据鲁迅在发表这篇小说时,写的一则附记中提供的时间,确定为一九一八年冬天。这两种意见并存于鲁迅小说研究领域中,从未引起过争论。似乎人们认为研究这篇小说的写作年月这类无关紧要的问题,     

关于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鲁迅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京新落成一座孔庙,特地从中国把孔子的“圣裔”孔德成请去,正在那儿兴高采烈地拜他的老祖宗。鲁迅是有所感而发的。但是鲁迅写这篇文章并不是仅仅针对这一件事,而是有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孔子和他的学说都被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压迫和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五四”运动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孔子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提倡的     

“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略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思想

社会政治学说是卢梭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在他写了《论人类不平等起源》一书之后,继而写了《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最集中地表现了卢梭的主要政治思想,它在启蒙运动中首次提出了“人民主权”的口号,为未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政治设计,成为世界政治学说史上最著名的古典文献之一。 一、《社会契约论》中心──“人民主权”的思想 如果说,《起源》主要着眼于批判私有制的文明社会,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那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提出了他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两部著作之间,有着从“破”到“立”的内在逻辑联系。 （一…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鲁迅《中国地质略论》作意辨证

鲁迅留学日本的第二年(一九○三年),在《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地质略论》(以下简称《略论》)。青年鲁迅为什么写这篇论文?以前曾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当时深以‘地质学不发达’之虑,……因此撰述这篇关于中国地质的论著,以示创导”。这是说,鲁迅为了引起大家对地质学的研究兴趣或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而著此论文。最近,杨天石同志对《略论》重新注意起来,进行了考察、研读,他虽然指出“鲁迅写作《略论》”,是与沙俄帝国主义借中国买办商人出面骗取开采权以掠夺我国矿产资源“这一史实直接相关”,     

先觉者的悲愤和痛苦——谈鲁迅《野草》中的两首《复仇》

在《野草》的二十多篇散文诗当中,只有两篇作于同一天,也采用了同一标题,这就是1924年12月20日写的两篇《复仇》,稍后又同时发表在《语丝》等七期(1924、12、29)上。这两篇都是讲如何向“旁观者”亦即鲁迅先前一再慨乎言之的“看客”复仇,复仇的方式和深度则不     

魯迅和形象思維

一位老朋友给了我写这稿子的任务,原想标题《鲁迅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不说“对于形象思维”,因为在《鲁迅全集》,包括《鲁迅日记》等上面,我没有见到“形象思维”字样;在谈话中也没有听到过。可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无论诗歌和小说,散文诗当然在内,无疑都饱含着高度的形象思维的痕迹;而且,许多有关形象思维的论述,零零碎碎地散布在他的书信、杂文和序言之类上,拼凑起来是足以说明他在怎样运用形象思维,把作品写得生动深刻,强有力地感动读者的。觉得“论述”两字不能概括,这才改作这个标题。     

《野草》与厨川白村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这期间,鲁迅翻译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鲁迅的《野草》深深地受到了厨川白村这两部著作的影响。     

“平实见峥嵘、简朴存风韵”之法:诗的渗透

鲁迅的小说充盈着诗情,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日本学者增田涉说:“鲁迅写小说的时期,是他生活中的早期或前期,……他的诗人的、或抒情的一面,适度融合于为进化论的人道主义所支持的尖锐讽刺里,开展了有声有色的世界。”(《鲁迅的小说》)唐弢则认为:“从作品存在的普通特征考察起来,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另一独特的内容,是它的抒情性,凝炼通达,酣畅舒展,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是一首动人心弦的抒情诗。”(《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这方面的论述,还可以举出许多。众多的论述对于“融合”的范围、程度等虽有不同认识,但认为“抒情”乃是这种“融合”的标志,庶几相近。     

观察细致 描摹生动——动物的说明之一

鲁迅先生说:“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又说:“对于任何事物,必须观察准确,透彻,才好下笔。”这是鲁迅先生创作的经验之谈,《一只蚊子的自述》也正是“留心”、“多看”的产物。 例文的作者对蚊子细致准确的观察认识,体现在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