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称谓及其内涵研究述评

文献综述发现,“新市民”内涵主要有5种,分别是“新兴市民阶层说”“新市民文学说”“新型市民说”“市民新型权利说”和“进城农民说”,其中,以“进城农民说”最为典型,近年来成果也最多。由于农民“新市民”尚未完全融入城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故“新市民”概念的内涵有待新的拓展。     

市民社会语境下的农民市民化

在市民社会语境下审视农民市民化问题,旨在突破“农民市民化”思维局限,着力于农民整体实现自己的市民社会。通过研究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及探究市民化语境渊源,发现我国的“农民市民化”仅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平等待遇问题,而更广泛的农民群体境遇的普遍提高仰仗于在市民社会中得以享有自主权利,分享全部的文明红利。研究认为,中国存在市民社会,农民与城里人同为市民,二者应当共同享受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当前农民市民化程度却相对较低。农民应当共建生活空间,自主争取权利,整合国家、各类社会群体、农民自身等各界力量共同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俄国封建晚期城市人口的社会转移

城市诸等级间均存在着社会转移, 但其开放度大相径庭。农民、市民和军人等级间的纵向和等级际转移主要归结为农民转入市民, 农民和市民转入军人; 而由市民转为农民、由军人转为市民和农民、由纳税等级转入非纳税等级均相当少, 由非纳税等级转入纳税等级更少; 农民是补充市民和城市人口的基本来源, 农民占城市人口比重相当高, 左右着俄国城市化进程和性质; 贵族和官僚与军人等级只入不出, 因不断从其它等级吸收 “新鲜血液” 而强化了专制制度; 僧侣等级因人才大量流失和禁止他人加入而萎缩。城市不同等级集团社会转移的程度反映出了城市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     

皖北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的角色转型研究

对皖北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皖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此过程中,由于观念落后、制度保障不全和社区管理不善等问题,“农民”变“市民”的角色转型滞后,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为此,提出了加强新市民教育、推进一体化建设和完善管理机制等途径,以促进“农民市民化”.     

妻子卖艺9年为夫治病

“生时共有梦，死亦同追求”。从“同桌的你”到“知心爱人”，再到“患难夫妻”。从12岁到53岁，武汉市民袁春生和陈惠芳夫妇在一起已经相知相守了41年。     

中国农民贫困的政治因素分析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架构决定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态现象：一是农民与市民相比政治权利缺失，没有权利和机会为自己争取利益；二是农民政治素质低下、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形成了“等、靠、要”的政治态度，没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意识;三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去代表农民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使得农民在政治上“失语”，政治上的“失语”则又导致经济利益的受损。因此，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入手·也要从政治的角度考量。     

全球化背景下都市民俗研究对象变迁论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它由原来静态的、平面的市民研究转向“农民—居民—市民”的动态研究,也就是对市民化的全方位考察。其研究对象的变迁具有深厚的现实根基和理论基础。     

拷问灵魂:抗战及其后知识者小说的主题考察

一“五四”之后的现代小说,“拷问灵魂”主要表现为一种“向外”的探索,即被拷问者主要是农民和市民(如鲁迅、老舍、张天翼的作品),很少主要指向知识者。抗战开始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一大批     

附地而生的困惑——农民遭遇现代化进程

城乡二元制在客观构成城乡之间的差异,走出农村的农民在城市谋生时并不是把城市当作自己生存的根基,他们在心理和生活的归宿认识上仍然是"附地而生"的."附地而生"的形成原因应该从两个角度分析:一方面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使他们对于所介入的城市没有什么感情,他们所关注的往往是利益,不在乎自己的道德失范行为会给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另一方面,进城后的民工在由于社群关系的缺失而丧失了来自于社群内部的人文关怀的同时,由于市民的公民心态没有成熟,进城的农民无法从市民那里获得必要的人文关怀.综合造成农民"附地而生"的原因,笔者提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构建现代社会的人文关怀体系.     

“人人都是东道主，个个代表新南京” 把南京人的文明形象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人人都是东道主，个个代表新南京”是南京迎“十运”对全体市民的要求。在十运会开幕式前夕，南京市从细微之处人手，全市范围内实施“市民参与十大工程”，努力提升市民素质。“市民参观”激发了市民热爱南京、建设南京、美化南京的热情；“市民学堂”使市民长知识、受教育、得实惠；“市民实践”让广大市民在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各项工作中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十运会产生强大社会凝聚力和精神感召力，     

城郊失地农民就地城镇化状态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辽宁省兴城两个实行就地城镇化模式的失地城郊村的问卷访谈数据为依托,从失地前后生计变化、市民身份认知、主观幸福感变化、城镇化意愿四个方面细致考察了城郊失地农民的就地城镇化状态,并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从个体特征视角分析了失地农民城镇化状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郊失地农民的生计及主观幸福感状态良好,倾向认为“当市民好”、“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及“不希望”宅基地动迁;补偿满意度、乡土/城市情结、有无“一技之长”、村集体福利状况等对城镇化状态有显著影响。针对分析结果,从尊重农民意愿、城郊村城镇化定位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城郊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统筹城乡发展典型模式的制度缺陷及改革路径

重庆市“三三五”户籍改革、山东省诸城市“村改居”、广东省“积分落户”和陕西省“推进有条件农民工进城落户”统筹城乡发展模式,以资源置换或精英移民为核心,折射出的仍然是农民身份歧视、城乡分立思维.改革并没有在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呈现的还是城是城、乡是乡的格局,不仅没能消解城乡居民之间经济福利和生存安全的制度保障差距,还不断强化了城乡居民生存成本和生存预期的心理距离.统筹城乡发展各项制度设计必须以农民身份为基础,构建城乡居民平权机制,尊重农民合理发展权,加快农民社会权利支持资源建设,实现农民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世象

“办家宴专业队”现身苏北小镇，兰州“信息豌豆”表祝福，广州市民除夕夜吃掉了上亿元，治夫妻吵架妙招，街头实施救助 乞丐见了就跑，上海人不愿说普通话，重庆贫困留校生有“压岁钱”，推销员最热驾驶员过剩。     

“市民学堂”缘何火热南京？——专家学者热评“市民学堂”

新闻背景：为贯彻落实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提出的建设新南京的总体要求．在科学发展中提高执政能力．在加快发展中实现争先进位．在协调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市委宣传部围绕文明城市创建。以“市民参与工程”为主题．着手开展了“市民论坛”、“市民学堂”、“市民听证”等特色活动。其中。“市民学堂”，作为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知识文化需求、提升市民素质、推进市民现代化的一项“民心”工程，于今年年初启动。“学堂”围绕家庭教育、医疗保健、文明礼仪、成才成长、投资理财等主题，至今成功开讲17期．深受好评、社会反响强烈。到现场听讲的市民这1．8万多人．填写反馈意见表的市民达到700余人次，拨打热践电话咨询的市民超过8000余人次，许多热心市民还专门写信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求在电视台播出录像．制作光盘、编发讲座内容的小册子等等。如今．“市民学堂”已成为南京周末一景，成为文化古都南京在新时代打造学习型城市的一个缩影。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中国梦”实现的路径探析

“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而对农民来说,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是他们为之苦苦追寻的梦想,而农村与城镇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距让农民对城镇的向往之心越来越强烈。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就是人的城镇化,使进城农民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同时实现城乡的一体化和人的无差别发展,它不仅是农民“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农民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载体。我们要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助推城镇化,通过发展产业支撑城镇化,将文明生态理念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实现城镇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法域之“三农问题”论纲

“三农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法治社会角度而言“三农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法问题。社会法是国家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具公、私法相融合特点的第三法域。私法仅就农民利益问题寻求救济,而国家行为对市民社会亦难以作为,故“三农问题”由于牵涉到社会整体利益,应归于第三法域———社会法调整范畴,文章以社会法视角,从降低农业人口、农村城市化和农民教育三方面,审视我国当前“三农问题”。     

关注人的解放

刚刚收到《市民》杂志第4期，读后感触很多。尤其是卷首语“垄断不息，民生多艰”，我深有体会!我在农村办农牧企业21年，最深感受就是农村发展受制约太多，人们就业难是因为创业难。不论是生猪屠宰、农资专卖，还是民办医疗、民办教育的审批，金融、土地的限制和管制，林林总总的部门法规都不同程度地强化了“三农”问题，形成了“农村住的就是农民，农民就是种地”的社会格局。     

香椿树绿化道路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以长丰县"村村通"工程为例

选择长丰县“村村通”工程为研究对象,提出以香椿树作为新修乡村道路的绿化树木,通过每年采摘树芽产生效益,增加道路养护资金的来源。经过对经营者、投资者和管理者三个方面的可行性论证,建议形成“政府牵头、市民投资、农民经营、共同受益”的农业经济的长效发展格局。     

试论近代农民的思维方式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近代,绝大部分的劳动者都是农民,即便是城镇中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市民等阶级或阶层,也无一不与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常说的“中国国民性”,实际上就是以农民的特性为其代表。因此,研究近代农民的思维方式,是了解中国国情,研究近代国民深层精神结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农民市民化岂能户口一转了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如火如荼的农民市民化“运动”如影随形,然而农民市民化远非户籍城镇化一转了之,市民化农民需要的是权益共享,否则市民化后的农民就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既不像市民,又不像农民,既有的权益已经失落,期待的保障却不能兑现。一言一蔽之,市民化后的农民需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身份认证,而是身份背后的权益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