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觉及其问题--现代直觉主义伦理学析评

现代西方直觉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概念和道德判断是自明的,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以摩尔为代表的价值论直觉主义与以普里查德和罗斯为代表的义务论直觉主义在"直觉"的基础上构建了20世纪直觉主义伦理学的大厦。但由于其"直觉"概念的本身的神秘性,直觉主义者无法合理地说明这个概念,同时也无法合理地说明与之密切相关的道德概念和道德判断的自明性、道德冲突的解决等问题。最终,直觉主义伦理学作为一个学派,结束了其存在。     

道德判断与伦理学的情感主义化

道德判断的非认知化是20世纪伦理学非形而上学化的体现传统认知主义道德判断以自然主义即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划分特征,现代非认知主义道德判断则以直觉主义对自然主义的否定,以及情感主义对直觉主义的改进为标志从价值的方面而不是从事实的方面来看待道德判断的性质,是现代伦理学区别于传统伦理学的主要特点一传统自然主义由于摩尔直觉主义的批判而走向衰落,情感主义借助哲学中语占学的转向实现了伦理学由传统向观代的转型。但另一方面,伦理判断是否一定表现为情感判断,由此而引起的分歧,又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出情感价值主义判断取向的不完善性。     

哲学人格与道德人格的内在契合

从哲学人格理论的视角看,道德实践领域的人格失范和理想人格的失落,就是哲学人格的缺失。道德人格的塑造与提升实质上是人的主体性资格自我确证的人格行动。以哲学人格意识作引领,生成主体性道德人格,将促进人格的完善,为人的价值生命提供担保。文章通过讨论哲学人格与道德人格的契合,表达了道德人格建设的哲学人学诉求。     

道德判断与伦理学的非形而上学化

20世纪伦理学起始于摩尔直觉主义对自然主义的批判。自然主义坚持道德判断可以还原为事实判断,直觉主义则声称"善"不可定义。情感主义反过来把道德判断看作主要是一种情感判断,力图从价值方面而不是经验方面来理解道德判断的性质问题。非认知主义进一步发展了情感主义的命令性语句样武,并由此揭示出造成传统伦理学谬误的根源。     

哈贝马斯对语言哲学道德理论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既源自语言哲学,又超出语言哲学.之所以要超出语言哲学,乃是因为以摩尔为代表的伦理直觉主义、以史蒂文森为代表的情感主义和以黑尔为代表的规定主义都基于各自的前提走向了道德怀疑主义,或者说,都对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哈贝马斯要从理论上论证或者捍卫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就势必要对伦理直觉主义、情感主义与规定主义各自的主张作出检视与批判.其对话伦理学也正是通过一改语言哲学把实践性道德问题排除在真理问题范围之外的做法,从而得以突破语言哲学所囿于的经验主义怀疑论框架.     

道德学习的哲学思考

由道德教育向道德学习的新的德育观的转变,需要哲学基础的论证及理论定位.道德学习是一种接受、内化社会规范,通过获得、体验、综合建构等途径,形成并完善道德信念与行为的价值性学习.道德学习是可能的,其哲学依据可以通过直接的道德教学与道德学习、间接的道德教育与道德学习的合理性确证中寻得.道德学习的可行性亦可循此予以合理的哲学推究.     

现代管理科学中的直觉主义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迅猛,管理科学移植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取得极大进步.然而,在管理实践工作中却经常受到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探索这种局限性的根源,指出直觉以及直觉主义在管理中的哲学意义;提出在管理科学中把握直觉的本质,将直觉主义引入管理科学,从而有效地选择战略和决策.     

现代社会的道德分歧与道德合理性论证

在哲学探讨中道德这一范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西方哲学对道德的探讨是伦理学的主要问题,从中国哲学的角度重新分析道德可以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分歧提供一些启示。本文试从中西哲学不同的角度探讨道德,麦金太尔对西方道德观念的考察与对西方道德思想的反思为我们的思想提供了新的观念,集中反映了道德分歧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对道德问题从中国哲学思想的本身出发进行探讨,做出不同文化背景下东方和西方两种思想在道德层面的对比。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直觉主义性质

直觉主义具有不可解释性与无优先的多原则性,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试图超越直觉主义,但未成功。失败的直接启示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直觉非理性与契约理性的整合;伦理学和哲学在原点上大都具有直觉主义倾向。     

设准与呈现：康德与牟宗三关于道德之认识

道德之于人类实践的意义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牟宗三的观点与康德哲学多有共同之处,都认为道德是人之所以成,道德是无条件的自律性、普遍性行为。二者不同在于：康德否认人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认为道德是意志对理性的无条件服从,这种服从的前提是人有意志自由,但这只能是一个设准;牟先生则认为人不仅先天地拥有完全的善的意志并随时呈现,同时这种意志也是一种智的直觉,对无限的本体的直觉,是人绝对而无限的性体,是万物的生生之源。牟宗三将他与康德之间的差异解释为对人是否可以既有限而无限这一本质问题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背后的根源则在于东西方哲学的不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