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研究》学习札记──纪念吾师萧涤非先生

“知人论世”是我国至今仍有很大影响的传统批评方法。《孟子·万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朱自清《诗言志辨》指出，孟子的“知人论世”，“并不是说诗的方法，而是修身的方法”，即“尚（上）友古人”的途径。然而，“知人论世”自身具有的广阔的内涵空间却使后人得以不断充实，使其发展为我国最具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而这种批评方法之产生，首先与儒家对文学作用——“诗言志”的认识有关。诗是表达内心感情世界的工具。然而，古人早已意识到语言表达思想感情的局限性，所谓“诗无达治”、…     

孟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孟子用《诗》多为引诗证己,即借《诗》来说理论事,但孟子却不再把《诗经》奉为圭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变通的说法;孟子《诗》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另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孟子提出了关于“怨”的定义。     

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谈《文心雕龙·时序》札记

《时序》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五篇.“时序”就是时代顺序的意思,即按时代顺序论述各个时代文学演变发展的情况,说明时代的演变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是一篇探讨文学发展规律的专门论文,集中地体现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关于文学艺术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周代晚期的孟子曾有“知人论世”之说,他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是从阅读的角度,探讨了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之辨正

本文对诸多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一是孟子并未实践其“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二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方法是对“断章取义”用《诗》方法的否定,分别给以辨正。并简要分析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的得失。     

试论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先秦文学批评和文学鉴赏的最早的方法论,它是孟子对先秦文学理论领域的独特贡献。本文力图探求“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的真正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即阅读理解作品应在读者正确把握其内容的基础上,推求作者的写作目的;并联系作品的时代和作家的思想,针对不同作品的不同背景作不同的分析,从而使读者对作品的批评与鉴赏更为准确,更为全面。     

孟子诗歌鉴赏述评

孟子是战国中期一个诗歌鉴赏的实践者和诗歌鉴赏理论的提出者。他的诗歌鉴赏是通过引诗和问答两种途径来完成的，具有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己见和他说相结合、诗义和实际相结合三方面的特点。孟孚的诗歌鉴赏为中国古代诗歌鉴赏的逐步发展和成熟作出了贡献。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浅论彝族的三段诗

中华民族的诗歌,犹如一座姹紫嫣红的百花园,千百年来,各民族人民用诗歌来吟唱生活,表达情怀,创造了多种多样的诗歌形式。“三段诗”,是彝族人民为民族诗歌园地增添的一朵奇葩。 彝族人民喜爱诗歌,彝族生活中离不了诗歌。举奢哲在《彝族诗文论》中说:“人间有诗歌,诗歌天下传。”“诗歌在人间,世人都喜欢,……诗的作用大,诗的骨力劲。它能使人们,人人都欢畅,人人都高兴。有时它又能,使人心悲伤,使人心惆怅。”实乍苦木说:诗歌是“人类的精神,青春的颂歌,诗歌是光明,皎皎如明月,在世永流传。”“诗歌是明月,诗歌是阳光”(《彝诗九体论》)。“彝族是一个用诗思维的民族”(刘锡诚《(论彝族诗歌)序》),     

翁方纲《诗法论》解读

《诗法论》是翁方纲诗学专论中重要的一篇,代表着作者对诗法问题的总看法。本文联系作者其他言论,对文中诸多难点和矛盾之处加以阐述。翁方纲对诗法的总观点是有法而无定方,重复了诗法论的传统观点;他把诗法为“正本探原之法”和“穷形尽变之法”,而对其意义的阐述又有矛盾之处,本文认为这一矛盾正反映中国诗法论的固有特征。翁方纲《石洲诗话》历代诗歌的分析,正是以“穷形尽变”之法进行诗歌“肌理”批评的实践范例。     

《文心雕龙·知音》篇理论性质辨析

“龙学”界目前对《文心雕龙·知音》篇的理论性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批评论,有的认为是鉴赏论,也有的认为既是批评论,又是鉴赏论。本文通过对以上三种观点的辨析阐明刘勰的《知音》篇实际上是以融批评与鉴赏于一炉为显著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作为特定的论述对象的,故而《知音》篇的理论性质应该表述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论     

先秦诗歌鉴赏的发展轨迹

就现有资料而言,先秦时期较早的诗歌鉴赏者是季札。季札的诗歌鉴赏是诗乐结合,只谈对作品的笼统感受。季札之后的诗歌鉴赏代表者是孔子。孔子的诗歌鉴赏具有摘句鉴赏和整篇鉴赏两种形式和概括诗之主题、揭示诗之情感、表达读诗感受三个特点。孔子之后的诗歌鉴赏代表者是孟子。孟子的诗歌鉴赏形式与孔子的相同,但其在鉴赏实践中具有阐述鉴赏理论、引用他人的鉴赏材料、结合生活实际理解诗意等特点。从季札诗歌鉴赏到孔子诗歌鉴赏再到孟子诗歌鉴赏,大致反映了先秦诗歌鉴赏的发展情况。     

历代“诗眼”说述评

“诗眼说”是在文学土壤上产生的,然而,何以以“眼”说诗而提出诗眼概念,这是受到哲学和绘画理论的影响。孟子尝云:“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子·离娄章句上》)这里,孟子生动地说明了“眸子”这一局部与“人”这一整体的关系,最早涉及到了以“眼”体现人的精神的问题。我国古代绘画在魏晋发生了重大变化,由着重于借签得失的功能转向于表现人的内在精神。在这一变化中,顾恺之的“传神论”有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胎性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诗学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道。在其诗学论述之中,尤以其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胎性说”是钱谦益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它包括“先天胎性说”、“圣胎说”两层含义,是钱谦益考察诗人诗歌水平优劣高低的基本方法,在中国古典诗歌批评、鉴赏活动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实用意义。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卓绝一世 彪炳千秋——“屈原精神”试论

屈原在古今中外享有的盛誉,已成社会共识,然而屈原何以如此享誉,对于许多人来说,理解上就未必尽然一致了。孟子说过:“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他这话相当高明,同我们今天所说的知人论事,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人和事的观点是相通的。本文即从这种认识论出发,探讨屈原为什么赢得后世人们的无比钦敬和热爱。     

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

本文总论《沧浪诗话》的诗学体系。文章从清理《诗辨》中的有关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入手 ,初步揭示了《诗辨》中的诗歌创作主体论、诗歌文本构成论、诗歌风格论、诗歌本体论四个方面的有机理论构架 ,并指出“诗道”是严羽诗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兴趣”、“妙悟”均是“诗道”概念的理论展开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申述

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即西周之礼乐制度崩而《诗》亡。孟子以王道一统天下为政治理想,所以他强调孔子作《春秋》是秉承了《诗》之礼乐血脉,《春秋》所叙即为“天子之事”,这也就是他说“《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深层用意。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