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与改造:康德伦理道德思想在近代中国

康德哲学及其伦理道德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前传入中国并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初期,蔡元培、杨昌济及青年毛泽东等中国先进人士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导入和传播康德哲学及其伦理道德思想,他们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式系统地研究和吸收康德的学说,并联系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努力将其改造转化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思想资源,从而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汲取康德哲学及其伦理道德思想的精华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试论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产生于危机当中,是对当时国家安全威胁的一种反应和反思,它的发展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国防重心的转移,而且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开启。     

近代中国公德建设思想探析

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和公民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树立至关重要。为了给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本文从近代中国思想家公德观入手,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近代思想家从救亡图存的爱国之情出发,批判"各恤其私"的传统观念,认为公德是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是群体之灵魂,国家之元气,提倡培养民众的公德意识。合群进化是近代中国公德思想的理论基础。近代公德思想与救亡图存的爱国意识紧密相连。     

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和制度变革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始的,与它相伴而来的是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喧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侵略战争的硝烟,拔开文化冲突的迷雾去审视这一进程的话,就不难发现,在所谓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后面,其实是一个制度危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近代化是一个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民主制度转轨的问题。这也是解决上述危机的关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过“物质—制度—文化心理”等不同层面的觉醒,但却始终未能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对社会的理性反省与统治集团为维护其权益的种种借口区别开来,便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从而消解了自己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应该倾注的努力     

宪政制度在近代中国为什么难以确立

宪政制度是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自然演化的结果。从救亡图强的目的出发 ,近代中国在学习宪政的过程中 ,未能深入分析宪政的涵义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背景 ,而是将宪政作为救国图强的必经之路 ,进而甚至将宪政制度本身作为追求的目的 ,而忽视了近代中国缺少宪政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 ,因而注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失败而告终     

论中国近代工业化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中国近代工业现代化思想萌芽于林则徐、魏源,最终形成于孙中山;中国近代工业现代比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充满痛苦的思想历程;先驱者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对我们今天的工业现代化仍有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探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层面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和社会思潮演变的脉络走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创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地位等三个方面可阐述以近代中国社会思潮为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的学理依据。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研究应该重视六个方面。     

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中的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古老的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特别是在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强势文化的不断入侵，中国思想文化中原有的大同思想也呈现出近代特色——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大同主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偏差及其原因分析

古典自由主义把私有财产权和市场机制作为政治和社会文化自由的基础与动力,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却只要求政治与文化自由,在经济上则普遍排斥私有财产权和市场机制。其原因在于:在自由主义被当作救国工具的前提下,其核心价值不能不被时代性的民族主义夙求所遮蔽;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道德至上倾向和对经济生活的陌生与鄙视、政治全能主义、大同理想,也深刻制约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偏好;知识分子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和对扭曲的市场经济的抗议,而产生了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幻想;同一时期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及对统制经济的迷信,也影响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选择。     

近代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抗拒与适应

文章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关系就是与朝贡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制度就是“朝贡制度”。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旧有的朝贡体系，改变了中外关系的旧有程序。面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挑战，近代中国的反应先是拼命的抗拒，继而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与适应，以致最后主动完成了外交近代化的过程。本文分析了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下，清政府经过了抗拒→适应→再抗拒→再适应的痛苦历程，逐渐完成了外交制度近代化的过程     

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与顽固派、改良派围绕“要不要学习西方”和“怎样学习西方”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论争及洋务运动的实践促进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觉醒与社会的进步。此外,洋务派兴办的洋务学堂对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也有着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著作权制度移植和失败探源

著作权制度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晚清政府同美、日、英国的知识产权谈判催生了近代中国的著作权制度。移植是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唯一的路径选择。著作权制度移植失败表明,在移植西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同时,应着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创新,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和发展,使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产生内在的需求动力,这样才能使知识产权这棵人类智慧之花在近代中国这块土地上开花结果。     

制度和谐思想的近代流变

中国传统和谐观主要停留在人际和谐、自然和谐等理念中,直至近代以来和谐观才表现为对制度和谐的追寻。从明末清初至戊戌变法时期,启蒙思想家开始了对社会制度的伦理思考,内含着对制度和谐的期待和追求。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思想偏差及其原因分折

古典自由主义把私有财产权和市场机制作为政治和社会文化自由的基础与动力,而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却只要求政治与文化自由,在经济上则普遍排斥私有财产权和市场机制.其原因在于在自由主义被当作救国工具的前提下,其核心价值不能不被时代性的民族主义夙求所遮蔽;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道德至上倾向和对经济生活的陌生与鄙视、政治全能主义、大同理想,也深刻制约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偏好;知识分子对社会转型的不适应和对扭曲的市场经济的抗议,而产生了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幻想;同一时期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及对统制经济的迷信,也影响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选择.     

试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演变及其发展

中国近代历史是在历次政治思想演变的推动发展的历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本文从时间、内容两方面界定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概念,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视角,简要探析了从"开眼看世界"到新民主主义思想的五类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及其演变过程,展示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整体画面,指出救亡图存、民族独立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两大主题,从三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强调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思想

晚清教育改革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形成了较系统的留学教育思想：提倡留学,力主留日,注重实用,加强管理,以培养合格的洋务人才。他以“中体西用”为主旨,去努力实践其留学教育思想,推动了留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进步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才。     

试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特点

近代意义上的即资产阶级的警察伴随近代西方国家制度和法制理论而诞生,依据宪法和法律而存在,是国家行政部门中执行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治安职能的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专业性文职机构和人员队伍。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开创于清末,形成于北洋政府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在其创立以及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开创的被动性、发展的阶段性、前后的继承性、内容的引进性、职能的镇压性。     

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

随着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制度变迁历程的完成,行业组织的制度功能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化,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在组织功能上,行业组织从行会制度下按习惯与习俗运行为主转向同业公会制度下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运行,社会功能方面实现了由传统的伦理道德取向向资本主义理性功利取向的转变,经济上则完成了由非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功能的转化,政治上从传统社会中的“在商言商”向工商社会里的“在商亦言政”过渡。尽管还带有某些传统痕迹,但制度功能的转化,总体上有利于行业组织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     

近代欧洲各国的制度竞争

制度竞争是资本主义发生在欧洲的一个重要因素。欧洲的制度竞争既得益于欧洲特定的分权政治体制 ,也得益于欧洲文化的统一性。制度竞争促进了制度实验的多样性和好制度的传播。正是大一统的体制以及制度竞争的缺乏导致曾经先进的中国和印度最终落后于西方国家     

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变迁特征探析——以银行制度结构为中心

中国近代银行业是唯一一个几乎统一采用股份公司制度构建的行业。尽管中国的银行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超前性,但从其制度结构的变迁来看,明显具有路径选择上的渐进与强制并存、内部组织构成中的中外制度要素嫁接、外部机制中的连锁董监制、产权与控制权形式的多元化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