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乡研究的反思与辩护——基于两项教育民族志的研究

“家乡研究”是中国人类学的特色领域,其长短得失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作者以自己的教育民族志研究为经验基础,对人类学家乡研究作了反思和辩护。     

天真的人类学家与人类学的"天真"--民族志反思的反思

民族志是人类学的翅膀和根基.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天真的人类学家>就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文学性民族志作品,它以轻佻嘲讽的口吻,幽默辛辣的手法,开启了对人类学深沉、严肃的反省.本文试以<天真的人类学家>为分析文本,揭示出当前人类学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总结其提出的问题和给予我们的启示.     

论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在商务实践中的运用

经典的民族志与人类学的传统密不可分,目前,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商管理世界。人类学民族志与工商管理民族志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传统上以奇异的文化为对象,而工商管理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工商组织及其经营领域。这一人类学方法也区别于其他定性和定性的研究。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对企业文化、消费行为、区域、民族群体及其对工商业务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为解释人们的反应以及影响他们行为的原因提供一个更好的路径,从而从中揭示了那些不容易看明白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以及紧张的行为模式。     

从田野到文本:民族志的生成过程及其真实性反思

田野是人类学研究的生命线。民族志的生成是一个从田野实践到文本书写的过程。田野、他者、文本是构成民族志的三个重要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到民族志的真实性。田野是人类学家选择的具有真实空间与文化想象的复合体。田野中的人类学家是一个失去自我的与他者共同对话的个体,他不可能真正成为他文化的自我。走出田野后的民族志书写,因时空分离、田野经历不同、多样化的书写方式而影响了民族志的真实性。     

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化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应运而生的视觉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手段和书写文本的影像民族志明确表征民族志书写的“视觉化转向”,成为人类学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存在。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关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以明晰且具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影像风格,为世界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为世界影像民族志提供美学范式。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论人类学的文化撰写

人类学家从事田野调查,描述那里的文化,这就是人类学的文化撰写。文化撰写经历了纪实性的文化表述、阐释意义的“深度描述”到对话/多声道的文化创作的发展过程。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民族志发展的历史阶段,探讨人类学理论对于人类学文化撰写的关注和影响。     

文化的解释:民族“志”的书写问题

民族志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考察后用于书写“异文化”的主要文体,也是现代多元社会中传播不同民族形象的主要媒介.20世纪30年代后,功能主义学派的兴起使得文化研究转向了在社会现实中的功能研究.虽然各自的理论稍有区别,但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克里夫·布朗分别以自己的经典民族志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都对以往文化研究中那种企图追踪、重塑文化历史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而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应该集中在对现存文化和社会的分析说明.到了格尔兹以后,则又出现了对民族志写作的符号学转向.     

西方人类学共餐研究脉络与反思

共餐作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类学家的高度关注,自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s)在《闪米特人的宗教》中将上帝及其信徒称为"共享者"以来,西方人类学家对共餐的研究随着学科史的发展呈现不同的研究面向。共餐的研究为民族志的写作创造了丰富的文本资源,然而关于共餐的研究却仅散见于祭祀、宴席、仪式、饮食、民俗等方面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当中,鲜少有以共餐为研究重点的民族志资料呈现。迄今为止,学术界也未见关于共餐的相关研究综述。因此,梳理西方人类学民族志资料中共餐的研究脉络,对促进和拓展共餐这一重要主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米德·弗里曼·萨摩亚——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与民族志写作

“米德-弗里曼之争”是人类学史上最为激烈的论战之一,对人类学学科甚至所有“软科学”的反思性思维的培育和启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文章回顾了学科史上的“米德-弗里曼之争”,概括了论战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内在特性、人类学知识的客观性、人类学学科的科学性以及人类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设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力图超越“论战”表象而发掘更深层次的理论意义。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启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人类学领域最有影响的民族志著作之一.它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发意义:在参与观察中理解人的行为的社会意义;文化现象与人的行为的分析必须在整体的视野中完成:田野调查必须注重"勤、细、全、深"四个方面的环节;参与观察对象的选择必须是能够反映文化整体意义的事项.     

批判与反思：民族志求真的历程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相应地,民族志求真历程也随着时代转换而彰显出来。在民族志的求真历程中,需要以批判与反思作为其走向科学道路的武器和方法,并有一个科学的民族志理论范式来解决民族志品质问题。     

田野工作资料收集的若干问题

资料收集是田野工作的核心,是从事民族志写作的基础,是一切人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资料的收集对每一位人类学研究人员和民族志作者来说,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中不仅阐述了人类学资料收集的途径、方法与要求,而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参考案例。同时,还指出了人类学研究资料收集需要注意的具体事项,旨在为同行提供一点借鉴。     

民族学实地调查法探析——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例

民族学实地调查法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是民族学研究最主要方法,是民族学家获取资料最基本的途径。本文以著名社会学、民族学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为例,来阐述民族学实地调查法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性。     

艺术人类学的西方语境与中国实践

艺术人类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流派还是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抑或作为一种基本视野和思维背景,它的命名和提出,对于人类学关于艺术的研究起到了弥补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艺术人类学是来自英美的学术流派,最初都基本上集中关注遥远的、远古的原始艺术,随着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也转向对现实生活的艺术现象的关注。关注特定时空的文化群体,强调参与观察和设身处地的文化体验,通过文化对话和文化体认,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进行学术思考,以观察—体验—追问—反思的提问方式进行艺术观点的归纳提炼和构建。这样一种学术逻辑,使得中国的艺术人类学实践的多角度展开和多学科切入成为可能。因此,无论是文艺学学科视角的切入还是人类学学科的拓展,艺术人类学在当下中国的实践正日渐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当下意识,越来越凸显出浓厚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学科素质。     

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关系民族志的新思考

关系主义范式的转向是当代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新视角,是从本体论与认识论出发,侧重于对本质论、实在论和实证主义的反思,克服主体/客体、本质/现象简单二元划分以及静态式结构分析的弊端。首先分析本质论、结构主义与二元论的视野盲点,然后分别从世界、社会、文化的三重维度来阐释民族志中关系主义研究的重要性,最后总结出:跨界、多元、复数与混合是当下世界的现实。关系民族志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也是世界体系下研究复杂社会与文化越来越重要的方法。我们应提倡一种动态的、情景的、关联性的整体观,迈向多元、关联与合作,实现民族志新的知识生产。     

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志渊源

我们承认人类学、民族志等概念来自西方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方志学意义的民族志对人类学意义民族志构成的影响和渗透。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共享着“志”的功能,即对资料性的强调;另一方面,方志民族志也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田野考察的时间长度和研究深度。     

《诗经》之“雅”考

关于什么是“雅”,前人已做过不少研究,然而始终难以定论.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从字源学和音乐的角度,考察“雅”作为华夏正声和一种音乐风格的含义,并进一步讨论“风”、“雅”、“颂”之分实为“主声”而非“主义”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