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权利的宪法化

刑事诉讼活动通常涉及和容易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而我国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将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并在过程中尊重和保障这些权利。但是,在被告人诉讼权利宪法化这个问题上,我国的刑事存在着不少亟需解决的缺陷。只有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权利联系起来,将其确立于宪法条款之中,才能在根本上保证被告人真正享有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对于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才有其坚实的法律基础。     

论我国环境权利可诉的实现

我国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现状表现为:环境权利纠纷解决诉讼渠道不畅、私权救济方式对环境权利损害救济不足。究其原因,既有因政治问题不可诉形成的政治难点,也有因环境权利立法缺失、宪法司法化不能、具体环境权利实现障碍所形成的法律难点。随着可诉性理论的成熟,将国家行为混同于政治问题的困境将逐渐化解,政治问题的司法化范围将随之扩大。破解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法律难点需要立法理念的提升。在制度设计上,宪法诉讼是我国环境权利可诉实现的根本路径,应通过行政法路径积极推动环境权利的宪法诉讼,同时通过私法有限度的实现环境权利的可诉,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性机制:教育权利救济

在法治原则下 ,救济与权利是相附随的 ,任何权利在受到侵犯时都必须有救济。教育权利的实现也需要救济机制。教育权利救济是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化机制 ,教育权利救济机制的框架是以宪法救济为根本 ,诉讼救济为主导 ,诉讼外救济为补充的整体。     

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体系的位阶性研究

被追诉人权利保护体系由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宪法保障、诉权保障和程序性辩护权保障这高、中、低三个位阶的内容组成。这三个位阶的保障措施和制度相互联系。其中,诉讼权利的宪法规定是法理依据,刑事诉权是权利依据,最终围绕程序性辩护展开。诉讼权利的宪法保障一方面要求基本权利入宪,另一方面要求基本权利具有可诉性。通过行使程序性诉权,被追诉人一方面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提起司法审查之诉,使程序性违法行为被宣告无效。而程序性辩护则通过显著加强辩护权在审前阶段的力量强化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     

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救济的比较研究——以德国、日本、法国的民事诉讼法为考察中心

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权利救济与实体权利的保护、法院权力的制约紧密联系。同时,上述国家更从宪法层次配置诉讼权利的救济,明确规定了可救济的当事人诉讼权利范围和救济措施,也从程序管理或司法行政措施的角度排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救济。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民事诉讼法都采取了“金字塔式”的诉讼权利救济模式,相比之下,德国和日本的救济模式更加接近,救济范围比法国更广,对法院职权控制比法国更严。     

我国宪法救济制度的完善

胡锦光在《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认为，法定化的权利分为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相应的法律上的救济分为宪法救济和法律救济。宪法救济是与法律救济相对应的概念。我国已建立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等普通法律诉讼制度，以及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救济公民的法律权利。但关于宪法救济却只有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     

论工会权力与会员宪法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工会权力①作为一项隐蔽的社会公权力,其权力行为如对劳动者组织工会享有批准权、将工会会员资格与分享公共福利挂钩、调配处置下级工会财产等,已与会员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如结社自由、财产权等发生冲突。而在现有法制框架内,囿于民事诉讼审理对象之有限性和行政诉讼受案标准之藩篱,二者冲突的诉讼协调途径遭遇梗阻。"有权利必有救济"、"有权力必有规制"之基本宪政原理,要求宪法必须发挥其"公民权利保障书"和"权力规制最高法"的效力,有效规制工会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协调二者之间的冲突。通过构建宪法诉愿诉讼制度,能够弥补诉讼协调机制之缺漏,进而有效化解工会权力与会员权利之间的冲突。     

近代权利宪法化探析——从宪法的产生看“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近代自然权利学说的兴起 ,促成了近代宪法的产生 ,引起了权利宪法化的广泛立宪运动。先验式权利与经验式权利是权利宪法化的两种权利来源。而成文与不成文成为权利宪法化的两种基本实现方式     

我国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重构 ——以宪法第51条为中心

保护宪法权利是现代宪法的基础,而限制宪法权利又被认为是现代宪法之公理。我国现行宪法第51条是一典型的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该条款初步划定了宪法权利的基本界限,在防止宪法自由和权利的滥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造成了我国宪法权利保护的落空。为此,需要对该条款设置程序性限制、限制的限制、权利救济机制等内容,以防止宪法权利限制性条款的滥用。     

美国宪法对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的述评

刑事诉讼法是美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核心。为避免司法人员滥用职权 ,侵犯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美国宪法以 5条宪法修正案的方式 ,对被告人的合法诉权进行宪法性保护 ,从而形成了美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特征     

关于物权效力及物权请求权之思考

物权效力不具有立法和司法上的价值,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分析解释而已。但这种解释有违立法和司法的基本逻辑,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因而不应继续沿用物权效力的概念。此外,探讨了物权请求权的名称、性质及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并与其他私法性救济请求权进行了比较。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刑事自诉权初论——试从诉权理论角度考察

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诉权理念已基本宪法化和国际化。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刑事自诉权理论的研究尚不够充分。刑事自诉权理论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且意义重大。一方面,它为刑事诉讼立法的构建、改革与创新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它也丰富了刑事诉讼理论宝库的内容。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问题探析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在理论上存在众多争议,主要表现为:检察机关是否拥有诉权,检察机关介入民事诉讼是否会造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干预,是否会造成诉讼结构失衡,其在诉讼中的地位应如何界定,其程序与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相比呈现何种特色,等等。其实,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理论上并无障碍。首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拥有诉权;其次,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仅限于公益目的,并不影响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再次,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时,若能摆正自身在诉讼中的地位,并不会影响诉讼结构的平衡。     

论被告人刑事简易程序选择权——基于人权保障理念的解读

作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被告人简易程序选择权被国际法文件确认为一项保障人权最低限度标准,该项权利直接来源于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也符合诉讼效益的现代理念。被告人选择权的基本内容包括简易程序启动上的选择权和启动后的变更请求权,此项权利的落实须以被告人事先案情知悉权和能够获得充分的律师辩护为保障机制。针对现行立法上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阙如,转变观念,从立法上明确被告人的简易程序选择权,有利于提高刑事审判中的人权保障水平,有利于简易程序功能的切实发挥。     

从诉权保障论行政诉讼法的缺失

行政诉讼法应以保障相对方的诉权为宗旨和立足点.从该论点出发反思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的相关规定,存在着制约相对人诉权行使的诸多不尽完善之处,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关于管辖的规定、关于当事人的相关规定、关于受案前审查的规定、关于审判程序的规定、关于行政判决种类及范围的规定等等均有不利于实现对行政相对人行政诉权保障目的之处.例举并梳理这些缺失,确保法律规范之规定围绕法的宗旨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一项急迫而又普遍关注的课题.     

论继承权诉讼时效

对继承权二年的普通诉讼时效,继承权二十年的最长诉讼时效,继承权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揭示继承权诉讼时效的深刻内涵。     

生育权的私权化

生育权在其产生之初,是为了防御国家对公民私生活不适当的干预.而本文以为仅仅将生育权作为一种人权保护是不够的,于是提出了"生育权私权化"的命题.即应将生育权确立为一种私权(民事权利),适用于私人之间.并且在我国没有宪法诉讼制度的情况下,建立生育权的民事保护体系的要求就显得尤为迫切.     

辩诉交易与被害人

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某些刑事案件确需辩诉交易。但若不经被害人同意强行进行辩诉交易,就会违背刑诉的正当目的。为防止提升诉讼效率而过度牺牲公正和过度追求形式公正而背离实质公正,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并在执法中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辩诉交易权,使其与公诉权、辩护权相制衡,以实现各主体间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