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研究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推动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并改变着公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拓宽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近年来,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多数由网络群体性事件扩展而来,而网络空间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公众表达意见和诉求的行为机理具有特殊性。当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阶段,属于矛盾和冲突的高发期,因而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治理面临严峻形势。在深入剖析网络政治参与的多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以新媒体时代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发展趋势为基础,推进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是当前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信任：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纽带

公众参与是政府治理实现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有效手段和必然选择。信任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关系,信任是编织政府与公众之间和谐关系的纽带。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众参与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参与主体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对公众参与的信任。深化改革、拓宽渠道、培育能力是走出信任困境,实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公众参与良性互动的途径。     

互联网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公众政治参与和对政府信任的视角

互联网的使用推动了社会风险的流动和交织,增强了社会风险治理的难度。加强公众风险感知研究既能补全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风险治理研究的短板,又能为提升我国风险治理水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2017CSS数据,从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视角,运用熵值法指标赋值和Process链式中介检验,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作用机理,以及网络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的链式中介作用。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和政府信任,对互联网使用与公众风险感知的关系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传统政治参与则无此影响,但其本身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为降低公众风险感知,政府应当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和能力,提升其对政府的信任,从而达到加强网络空间治理,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治理的目的。     

基于异质主体认知及评估的大群体方案调整方法

【目的/意义】社交媒体的开放性拓宽了公众对应急事件的信息收集和获取渠道，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呼吁使得引入公众行为数据辅助决策非常重要；同时，对庞大、良莠不齐的信息进行价值评估有助于识别关键信息和重要人群，使得基于群体智慧下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其次，成员权重对群体决策影响重大，客观、科学的权重确定方法使得决策结果更具合理性。【设计/方法】针对大群体应急决策中环境复杂及公众参与度较低的问题，从公众辅助决策视角提出了基于个体模糊表达衡量信息价值及基于序数信息综合度量群体间的距离方法，从而提出一种基于认知特性和表达能力上的个体权重确定及群体智慧下的方案调整方法。【结论/发现】以COVID-19案例展开模拟，并通过与现有文献在不同层面的对比分析验证方法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为公众–专家协同决策问题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的评价导则或规范,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并注重提高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在公众参与中对环境影响因子的识别能力。     

网络民主及其在我国发展的制约因素探析

网络民主在公众拓宽利益表达渠道、提高政治参与水平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目前学术界对于网络民主的态度迥异。网络民主基于网络的特点,体现了公民参与中的平等性、真实性、直接性,人们对网络民主的前景充满期待。发展网络民主需要在实践中探求网络民主发展的制约因素,消除阻力才能实现网络民主的美好图景。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官员“直播带货”:基层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

官员“直播带货”属于技术行为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在社会资源吸纳方面创造了“现象级”成效，呈现出由实体场景转向网络虚拟场景的特殊性公共治理范式。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对官员“直播带货”的实现机理和实践局限性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双重委托代理、技术驱动下的多主体参与以及网络场景中主体间信任关系的构建，有效促进了官员“直播带货”的实现。其实践性难题主要表现为官员身份定位模糊、消费者信任困境、制度支持缺位。为此需通过建立价值认同，搭建普遍信任的社会场域；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建设专业化社会支持网络以及激活制度活力，增强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从而实现官员“直播带货”的可持续发展。     

论网络舆情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协调

我国网络越来越普及,网民群体也不断扩大,网络媒体已经成为公众表达舆情、参与社会经济及政治生活的重要平台。网络舆情对司法独立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针对消极影响的原因进行分析,博弈分析典型案情中当事人的得益情况,解析网络舆情对司法独立之影响,提出创新与拓宽网络舆情渠道,创设良好的网络舆情评价与责任追究机制,从而让网络舆情在推动司法独立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治理理论视域下城中村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组织、公众间的相互依赖及合作互动,公众参与是治理理论的实现形式,是现代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内容,在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体现出公共治理理论的基本价值,但当前城中村改造中,公众参与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参与层次较低、缺少全程参与等问题。在治理理论的视域下,应通过重构政府、开发商和公众的角色,完善法律法规制度,构建多元化的沟通体制,发挥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的作用等措施,构建公众参与机制,消解公众参与中的问题,以提升公众参与水平,实现＂民主化＂的和谐改造。     

从新疆“7·5”事件谈国内传媒对外传播策略

新疆＂7·5＂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部分西方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有意歪曲丑化中国形象。对此,国内传媒不仅要揭露其所谓＂新闻自由＂的虚假性,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建立媒介舆论危机的干预机制,增强引导国际舆论的传播力量,强化舆论危机干预的政府责任,发挥网上民间力量的打假作用和重视海外华人群体的沟通力量等策略,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地反击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积极教育引导国内外广大受众。     

网络对民主的促进作用及其限度

网络具有自由、平等、开放的属性,对我国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保障民众知情权及表达权的实现,拓宽民众的民主参与渠道,强化民众的民主监督力量,同时大大地降低民主活动的成本。但网络在促进民主方面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网络民主是形式民主,并非实质民主,其作用的发挥具有严重依赖官方的特点,同时网络民主也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的泛滥,甚至出现＂网络暴民绑架民意＂的现象。网络提供了民主的新形式,扩大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将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催化剂。     

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代表遴选机制

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政府决策领域的公众参与取得一些进展,但不足之处相当突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需要在公众中遴选代表,但是代表遴选程序缺乏公开性与科学性,遴选的代表参与能力较弱、专业性不强,遴选的代表“政府化”倾向严重,代表遴选过程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完善公众参与代表的遴选机制,需要拓宽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渠道;健全参与代表的遴选制度;建立遴选代表的培养体制,提高遴选代表的参政能力;完善代表遴选的监督机制。只有立足于完善的代表遴选机制基础上的公众参与,才能满足公众的维权需求,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蒜你狠”系列流行语的语言变异现象

"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药你死"等当下网络流行语,有其变异的词汇、语义、语音及偏离常规的语言修辞,并折射出残酷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社会涨价现实,也体现了一种积极的精神追求和社会参与意识,对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宽松自由氛围以及信息的迅速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对突发事件的影响力研究——以温州动车组事故为例

互联网中的意见领袖在网络中尤其是在非常规性突发事件中的言论,对大多数网民和舆论走向都会产生影响。2011年温州动车组追尾脱轨事故发生后,知名网络意见领袖对事件原因及搜救方式纷纷发表评论并引起网民的热议。以温州动车组事故为例,运用电子调查问卷、个人访谈等调研方法,对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对网民的影响力展开了调查。结果表明:网络意见领袖的草根性、隐蔽性及主动性等特征在信息海量的网络环境中形成了新型的民意表达渠道,但是也形成了网络舆论的压力与一定程度的谣言。     

墨子传播思想研究

墨子认为传播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利,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百姓,但是他对音乐、文学等的教育作用的忽视,却是其传播思想的功利倾向的弊端所在。墨子基于"利"而反对所有没有短期功效的言论和学说,斥儒家的仁爱为虚妄之说,以现实的利害为一切言论的准绳,这就开启了后世法家传播思想的专制色彩。墨子崇尚集权式的传播管理体系,主张天下的舆论要统一于天子的意见,所有的是非都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墨子非常重视实际经验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认为人通过耳、目等获得的各种信息一定是可靠的。墨子还提出了"言必三表"的理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根据历史经验来判断言论;"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百姓的感官经验为判断言论的标准;"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则是以实践来考察言论。墨子的传播思想还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传播主体的诚信、文与质的关系、发展的传播观、传播活动的实用性、传播主体的自信,等等。     

论美国政府对待民意的态度

美国政府对待民意的态度具有两面性,这是由美国政府的民意观决定的。深入分析其实质,对于客观认识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重要启示。     

司法裁判吸纳民意刍议

伴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民意与司法裁判博弈的法律现象被不断复制和演化,民意的热度参与在促进司法改革及提升司法裁判品质的同时,亦可能贬损司法独立和侵蚀司法公正。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司法裁判如何合理、有序吸纳民意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不可回避的问题。     

网络民意中的情绪与理性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广大民众获得了真正自由抒发意见的渠道,促生了网络民意。网络民意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我国的民主化提供了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其中的情绪化因素也引起人们的担忧。结合分析＂日记局长事件＂和＂袁腾飞事件＂,阐述了我国网络民意中的情绪化表现及其成因,并论述了网络民意中的理性存在,最后提出了合理引导网络民意的措施。     

非理性社会舆论下司法正义的实现——由“夏俊峰案”引发的思考

"夏俊峰案"引发了大规模的非理性社会舆论。这既是传统法律制度与现代法治观念冲突所致,也与当前民众日益增强的维权意识和脆弱的司法权威有密切关系。非理性舆论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能促使司法机关更加审慎的对待案件,保障司法公正;但亦存在着干扰司法独立、侵蚀司法权威等诸多消极影响。恪守司法独立理性审判、扩大审判的公开性保障民众知情权、加强判决的说理性以理服人、加强司法机关自身的建设是在非理性社会舆论环境下实现司法正义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