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路径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是河流综合治理的发展方向.湘江流域水权交接能够有效解决水资源“行政外部性”矛盾,生态补偿可以解决水资源“经济外部性”问题,两者的有机结合的水权交接补偿机制是湘江流域综合治理的有效手段.设计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还需要针对湘江流域特点,在界定交接点的基础上找准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与方式,才能有效运作.     

流域人水关系的系统分析

流域是由流域人、流域社会现实和流域水三要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在探讨水资源系统及其规律和流域社会系统对水资源系统的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流域人水之间的矛盾系统关系,提出必须认清水资源"三性"的决定作用、发挥人类"理性认识"的基础作用和依靠高科技时代"科学思维"的导向作用,才能树立水资源持续利用观,协调流域人水关系,最终解决流域水问题,促进流域经济整体性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地方流域立法的现状审视与完善路径

地方流域立法是国家流域立法的重要补充,是实现地方流域生态环境一体化保护的重要举措。审视地方流域立法现状,其存在立法结构松散失衡,尚未形成流域立法规范体系、立法目的各有考量,无法满足流域立法现实需求、流域管理体制受限,地方流域协同立法进展缓慢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地方流域立法路径不成熟,流域利益冲突制约着地方流域协同立法进程。为促进流域生态环境整体、协调保护,地方流域立法应实现体系化、协同化发展。为此,应以流域综合保护为原则搭建地方流域立法规范体系,以流域整体利益为依据明确地方流域协同立法路径,以流域协同治理为目标完善地方流域协同立法机制。最终,以协同性理念为理论基础,以国家流域立法实践为指导,深入推进地方流域协同立法进程,为流域环境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立法保障。     

巢湖流域人口承载力及适度人口研究

人口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统计数据基础上,选取经济发展和资源利用水平指标,对1990-2007年巢湖流域人口承载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显示:18年间巢湖流域实际人口规模均超出流域经济资源的实际承载能力和流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容量.认为,人口压力是巢湖水质恶化、治理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为综合治理巢湖污染、制定流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提供一个量化基础.     

流域治理的空间转向———大江大河立法的新法理

大江大河立法的新时代任务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时代背景给流域治理预设了全新的空间观.这种空间转向需要凝练新法理来定义流域治理的重大问题,塑造新的解决方案.空间观是流域治理法律体系发展的内在视角,对空间功能的识别也将是流域法治发展的基本逻辑.面向新空间观拓展流域法治,既需要以大江大河立法的形式开展法治创新运动,也应当围绕"政府一流域""中央—地方""地方—地方"三重空间关系推进流域法治一体化,还要根据新发展理念推进空间法治的现代化.其中,精准配置流域空间的多重权利体系,恰当安排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的权力结构,系统化解流域空间的结构失衡风险、功能紊乱风险、生态失序风险,将是流域法治拓展的基本方向.为此,可以深刻把握"中央统筹立法—地方协同立法—地方共同立法—地方特色立法"多元多层的制度创新路径,形成从总体到地方的流域空间法治推进方案.     

流域立法新探

流域生态系统日趋脆弱使流域立法已经成为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流域的特性要求流域立法理念应在可持续发展精神的指导下,以系统的、开放性的、可持续的思维模式来设计流域立法的制度框架结构,以义务为立法本位来规范限制流域内人们的行为活动,以便更好地保障立法目的的实现。流域立法应选择流域综合法的立法模式,既包括流域各资源环境要素,又涵盖对流域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流域社会经济要素。流域立法的具体制度主要包括:流域规划制度、流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流域水资源保护与分配制度、流域产业发展制度、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及生态恢复与重建制度、法律责任制度等。     

我国流域管理立法模式探讨

加强流域管理立法是改善流域环境的一个重要途径,流域管理立法应当坚持可持续性原则、协调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时效性原则。我国现行流域管理立法具有分散性、多层次性和应急性等特征。完善流域立法应当提高立法层次,加强协商机制和公众参与,解决区际协议的效力,及时废改旧法,创制统一的流域管理基本法,加强流域管理专门立法。     

对政府主导跨流域调水生态补偿的思考

跨流域调水的生态补偿是平衡跨流域调水中调水区与受水区利益的办法,也是水生态保护的重要手段。我国的水资源权属制度决定了政府在调水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府主导也有效地解决了跨流域调水涉及面广、所涉利益复杂、补偿方式需要多样化的问题,也符合了水资源的公共产品的特征。但是,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跨流域生态补偿也存在着法律不完善、补偿资金规模小、补偿方式单一等一系列的问题亟需解决。因此,我们需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政府主导的原则下引入市场配合和公众参与,多方面拓宽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构建我国的跨流域调水的完善法律制度。     

基于和谐发展的流域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了明显的流域特征,但对流域综合管理的认识仍处于很初级的阶段.且流域管理的实施效果也并不理想.在回顾流域综合管理最新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流域在中国和谐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一个资源环境压力多元指向的体制框架和具体的改革建议.     

论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主体

对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认识的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实践及制度完善。明确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正确认识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前提。抑损性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政府（流域生态补偿费的征收主体）和受益者（流域资源的开发利用者）,增益性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政府（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主体）和贡献者（为流域生态恢复与改善作出贡献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立法确立政府在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其在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协调作用,满足受益者的流域资源开发利用需求,调动贡献者的流域生态保护积极性,建立以行政权为核心的良性互动的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体系,有助于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完善。     

村民自治中的监督制度:冲突、真空及耦合

村民自治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冲突;有关监督组织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冲突;民主评议制度安排中存在制度真空;罢免制度安排中存在制度真空;村民监督权救济制度安排中存在制度真空;民主监督的组织机构缺位。青县模式的创新价值与启示在于:监督组织制度创新有助于实现权力资源配置的均衡化、监督主体的组织化和监督行为的规范化。实现村民自治中监督制度耦合的对策在于制度创新:通过进一步完善《村组法》以化解其中有关监督制度安排之间的冲突、弥合有关民主监督的制度真空;创新民主监督组织制度以实现民主监督的组织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社会冲突的常规化管理:必要性、障碍与路径选择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时期冲突的高发期,尤其以各类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对此,不论是政府的现实应对还是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应急化管理的思路.冲突的应急化管理固然很重要,但是从它与常规化管理的关系以及当前冲突的生成过程来看,无疑是加强冲突的常规化管理显得更加重要和更为关键.不过,实现冲突的常规化管理面临着压力型体制、政府“一家独大”的社会管理格局、体制性迟钝、冲突过程兼具合法性与非法性、地方政府公信力不足等体制性和现实性的障碍.有鉴于此,可以尝试从冲突管理的常态化、制度化、程序化和层次化等方面进行探索和改进.     

权利冲突的伦理学解决方案——以排污权和环境权的冲突为线索

排污权和环境权的冲突是以环境问题为媒介的。由于环境问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最重要、最迫切和最复杂的问题,从而使得这种权利冲突较之一般的权利冲突面临更为严重的制度困境和道德难题,也因此得到了经济学、法学和伦理学等不同学科的极大关注。法律经济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提出了通过权利交易来解决相关权利冲突的现实方案。但法律经济学有其内在的道德局限性,使得我们有必要反思法律经济学的道德前提,划定经济学帝国的道德边界,为相关制度的设计提供道德指导。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     

高等学校法人内部的困惑与矛盾分析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实施法人治理,协调处理好高等学校法人的内外部关系。高等学校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其内部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党政领导制度"预设"的矛盾、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冲突以及学校权力与教师权利、学生权力(利)的内部矛盾。高等学校法人内部的困惑与矛盾成因有制度性因素,也有科层制模式下内部权力结构与运行上的问题。正确认识和分析高等学校法人内部的困惑与矛盾,实施法人治理是现代大学建设必然的路径选择。     

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冲突及化解路径

运用"冲突—整合"解释性框架对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策略进行分析,发现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体现为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冲突、权力主体与权力作用客体的冲突、制度权力与非制度权力的冲突。而现行治理方式主要体现为发展性整合,具体以民主协商、权威互补、利益关联等途径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发挥冲突的正向作用、厘清自治与行政的关系、将非制度权力主体纳入现有治理体系中来、重视非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治理路径。     

1926-1927年湖南农民集体冲突研究

1926-1927年国民革命随北伐进入湖南后,革命者积极动员农民。这给湖南农村的冲突网络带来了一次突然而猛烈的冲击,不但激起了乡村阶级冲突,也使其它乡村冲突一并爆发。湖南农民运动不仅存在阶级冲突,还包含了其它多种乡村冲突。它们相互作用,影响了农民在冲突中的行为活动,使农民在运动中呈现出冲突目标易转换,冲突过程组织状态不稳定,以及在不同地区突出的冲突各异三个特点。     

略论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属性--兼析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状况

从法律冲突存在的空间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适用的对象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习惯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人际法律冲突的属性;从法律冲突的法域及其对主体权利义务确定的方式上分析,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之间的冲突,具有“二级法律冲突”的属性。     

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行为

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而直接降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文章根据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旨在揭示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对1199名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工作—家庭冲突对员工的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组织认同负向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和自我效能感之间的关系,并且同时负向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工作—家庭冲突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解放前夕衡阳罢工运动研究——侧重理性选择和资源动员视角

有别于以往基于阶级斗争及利益冲突理论展开的罢工运动研究,文章从理性选择视角和资源动员视角出发,通过梳理文献资料,揭示解放前夕衡阳工人罢工的动态发展过程。研究表明,衡阳工人罢工运动的爆发并非简单基于阶级矛盾或利益冲突产生,而是基于对特定社会背景、组织、资源条件的考量,由工人群体经过理性选择做出最后决判而来。此外,在共产党人的号召和领导之下,罢工运动有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和社会资源支撑,而正是这股强大的外在动力最终将罢工运动推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