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论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中的学术精神

明清之际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由虚返实的实学思潮,从学术层面上说,这股实学思潮实质上是一种反思理学思潮,是对宋明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一种批判。针对理学"束书不观"、"空谈心性"的弊端,明清之际的实学家们一致强调学以经世的为学宗旨;针对理学无根游谈、空疏不实的弊端,他们在为学方法上倡导征实之学。这些共同体现出实学"崇实黜虚"、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慧远佛学的"寂智论"

早期中土佛教的一个常见主题是禅智并重,慧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寂智"论,这亦是其整体"法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佛学观."寂以行智"是慧远寂智范畴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命题,寂与智的对应可视为实修中的禅定与观照中的了达智慧之对应.慧远的理念是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因而,"寂智"论中一个极有意义的概念是"照",照是般若智的直观之运用,它是一种整体直观或直接体认佛法的智"用";故慧远倡言"禅智之要",亦是"照寂之谓",并得出了"照不离寂,寂不离照"的结论.当禅借助般若智达到"寂"的极致境界,智"照"的功用与视域亦得到扩展,最终,"寂以行智"亦即获得佛教中了达的真实智慧之路.作为对般若种智寂(虚)而能照(观)的一种理论解说,虚寂而能"圆照",照寂相济论实际上就是慧远独特的"寂智"观的基本内涵.总体上看,慧远的"寂智论",是基于其自身学养而使佛学契合于中国人根器的一个思想中介.     

论理学思潮对宋代诗学的影响——以“以意为诗”论为例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与明遗民的诉求

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引发了清初思想的勃兴 ,“明亡之思”成为身遭家国之痛的孤臣孽子思考的焦点问题。在其“明亡追究”的诸多层面 ,蹈虚凿空的明末学风成为众矢之的。反思和批判的结果 ,导致清初学风发生巨大转捩———由浮虚而趋健实 ,崇实黜虚的经世致用思潮遂蔚然隆盛。遗民学者凭藉着“著述经世”、“以史经世”和“学以经世” ,寄寓其期许与诉求。     

程颐心性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心分“体用”为主

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建人,其心性论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弟子吕大临讨论"中和"问题时,引出了心分"体用"的观点,从性、情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体、心用,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他原本的观点并非如此。他起初认为"心"只能是已发之情,而不包括未发之性。受吕大临的启发,才认同心既可以指已发,也可以指未发,只是分体用而言。这样理学的"天命之性"才在禀气而生的身体上有了一个着落处——"心体"。涵养"心体"须用"敬",性正"心用",程颐的心性论逐步完善,并影响了朱熹的"己丑之悟"。     

廖纪的学术思想探析

廖纪推崇儒家经典之"古本",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扬弃和批判。他在人性论上,坚持人性源于天命的一元论;在心性论上主张心、性、理合一,并将中庸之道诠释为涵养心性、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德为本,财为末的"明德亲民"思想。廖纪的思想反映出他理性、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批判、创新的精神。     

宋代理学思想对后世医学的影响

宋代理学思想对于《黄帝内经》的深入研究有着重要影响,宋代医家在吸取《黄帝内经》营养和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医学.宋代理学思想之太极观、理气观、整体观、阴阳观、五行观对于后世朱震亨的相火论,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等人的命门学说,丘处机的摄生论,李东垣的脾胃论等著名医家的有关理论有着重大影响.     

朱熹"心"论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因主“性即理”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非不言心,其心论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从知觉之心、主宰之心、虚灵之心、已发未发之心四个方面对心的含义做了剖析,指出心是朱熹修养工夫之落脚点,从修养论、工夫论的立场观之,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关键的地位。     

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

近年来,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却仍是一块空白。我所以撰写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补朱子学研究的这一空白,而且是想通过解剖朱熹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具体地说明理学与实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为研究中国实学史理出一条发展线索。朱熹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多次地使用过“实学”这一概念,并且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他的实学思想。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指出,从汉唐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他的实学思想,是在同俗儒的“无用”与佛老的“无实”的辩论中发展起来的。他的实学思想较为丰富,主要有:实理论、实性论、实功论、实践论和经世论。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浅议江沅《说文释例·释字例》

在清代的《说文》研究著作里,江沅的《说文释例》是一部后人关注甚少甚至产生误解的著作。《释字例》内容丰富,旨在提供一种＂还许书本指＂的方法,对于我们自觉阅读《说文》、理解许书本旨是很有帮助的。     

论《桃花扇》的三种文化意象--兼及其与当时思想意识之构合

孔尚任通过清流名士、秦淮名妓、清客艺人三种文化意象,来咀嚼旧国昔年的文化诗意.作为清流名士,侯方域风流放纵,且具备出众的文采和经世才略.作者并无针砭侯方域之意,对他给予充分的肯定.李香君代表了秦准名妓既有文士风又有侠者慨的文采、见识、胆略,以及她们的择夫标准和相夫原则.从柳敬亭们的身上,反映了晚明民间文化与士大夫文化的交融,使二者相得益彰;也反映了明清之际士大夫阶层对下层人的全新认识.     

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

在明代经学诠释理学、心学化的学术氛围下,杨慎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以实证的研究排斥理学的思辨,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他对于经学的诠释,改变了宋明儒者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明末清初新的经学研究风气。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论李渔小说创作的新质

李渔小说以其“无声戏”理论为指导，创作出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小说作品，在清初小说作家中独领风骚。李渔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从改编到独创、从实录到虚构、从道德说教到作家主体意识觉醒的飞跃。因此，李渔小说显示出不同于前人的独特风貌，他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连筠簃丛书》刊印始末

《连筠簃丛书》问世于清道光、咸丰年间,曾在晚清及民国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相关史料的发掘与研究的深入,这一丛书的刊刻始末,即:其刊刻计划的起始源头、书目的策划敲定、书稿的校刊缀补、刻印细务之经理等各环节都可以得到较好的复原。这些史实反映着清代刻印书籍的一般情况,折射出清代学者的学术人生;又因这部丛书问世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转折的特殊年代,从中也可见晚清学术风气转变之迹象。     

《红楼梦》与李商隐

《红楼梦》对文学传统的承继 ,一直是红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红楼梦》所受唐诗尤其是李商隐诗的影响 ,值得人们充分认识和关注。《红楼梦》虽是小说 ,但通体浸透和充盈着诗的意境 ,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诗的才情 ,尤其在善于用典而富含寓譬、内容隐晦而让人猜测、凄婉哀伤而极富朦胧之美等诗美特色上 ,无疑都或多或少得益于李商隐。具体表现在《红楼梦》的书名取意、作意构思、人物故事以及诗词描写和意境创造等许多方面。     

论清人的宋词史研究

清人的宋词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辑考来支撑宏观上的理论建构.史料辑考以整理宋代词话,考订词人史迹,编选、校勘宋词为主要内容,其深层用意是要以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的形式来反映宋代词史风貌,通过保存、整理作品来达到"以词存史"之目的.清人在建构词史时,或以词人为基点,或以正变为骨力,或以风格为中心,基本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清人的宋词史研究淡化了对宋词原生状态的考察,缺失了宋词中数量庞大的俗词的身影.其根本原因在于词文学在宋、清两代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改变,其直接后果就是使词这一在宋代原本非主流的、雅俗并存的文体被清人人为地抬作了宋代的代表文体与雅文学之典范.所以当下的宋词史研究与书写,不仅要深化、扩展和纠正清人的话语,更要弥补那些为清人所缺失、淡化的部分,最大程度地恢复宋代词史的本来面貌.     

为昭代真儒辩护:明朝人讨论薛瑄从祀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薛瑄是第一位在明代从祀孔庙的明儒,这无疑是明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课题。孔庙的从祀问题本来只是朝廷上皇帝和儒臣才需要讨论的议题,毕竟能不能从祀孔庙的最后决定权在国家,不在私人。李濂以一个罢官在野的士人却参与了对此课题的讨论。通过他的讨论,我们将发现此课题为一个更大范围的士人所重视。更重要的是,李濂的讨论是和嘉靖中叶朝廷上的儒臣在讨论这些课题时所表现出的新范式遥相呼应的。由此可见,这一新范式其实是为许多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所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