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创作动机

从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程小青翻译侦探小说的动机,以期通过对程小青翻译动机的分析把握其侦探小说的创作动机。对外在因素进行考察,发现程的翻译动机有“治国图强”的成分;对内在因素考察,发现程旨在通过侦探小说“启迪民智、教化国民”。最终,程小青通过创作侦探小说,更深一步的实现他侦探小说的翻译动机,将侦探小说的翻译动机和创作动机统一为终身的文学活动的动机。     

从《罪数》译本看程小青的翻译策略

从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两个因素: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的诗学形态,分析程小青翻译《罪数》的翻译策略,以期了解程小青翻译《福尔摩斯全集》时是如何灵活采用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对程小青的异化策略进行考察,发现译者对小说形式、称谓与结构等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其原因是为了追随主流翻译策略和让译文充满“洋味”;对程小青的归化策略进行考察,发现译者对小说题名、文化等方面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其原因是为了关照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分析,认为程小青在翻译福尔摩斯系列侦探小说时较多地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适时地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     

中国现代翻译侦探小说的意义

欧美侦探小说诞生于科学跃进的19世纪,科学是侦探小说的重要渊源。中国翻译侦探小说的第一次热潮出现于晚清民初,它被程小青等人称之为"伪装的科学教科书";它在艺术上具有无功利性,犹如登山运动;在新文学中,它拥有的读者数量最多。侦探小说的第二次翻译出版热潮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之前,由于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它遭遇到霜冻。翻译侦探小说的出版状况具有历史的标志性的意义。     

作为诗人的程小青

以翻译《福尔摩斯探案》和创作《霍桑探案》而被誉为中国侦探小说家的程小青(1893年6月—1976年10月),在诗词创作上也别有一功,只是其诗词多为晚年所作,且有不少散落,所存部分几经辗转,才免遭焚毁;所以,其诗词不如其侦探小说那样为人所熟知。尽管程小青先生生前曾自行精选过83首,并题眉曰《茧庐诗词稿》,但因种种原因还是被束之高阁,鲜为人知。至1982年,其子程育德方将所存诗词稍作整理寄往美国纽约其姐程育真处。6月,程育真在其父九十诞辰之时,刊印成《茧庐诗词遗稿》(“茧庐”为程小青之书斋名)数百册,分赠海内外亲友,以寄孝思。其中辑录诗词44首(组)。创作时间多在1962年至1976年间。笔者拜读之余,认为其诗词作品也堪称一流,是程小青先生文学创作的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国内知之者甚寡。     

中西合璧的侦探小说——论程小青侦探小说创作的借鉴与创新

著名现代皖籍作家程小青既是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最早的译介者,又是中国侦探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的代表。程小青在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的同时,开始了他的《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创作。《霍桑探案》系列侦探小说一方面学习借鉴西方侦探小说理念,在侦探小说中倡导侦破案件的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小说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文学传统,反映了发生在都市中下层社会中的各种社会问题,还在处理案件时不拘泥法律条文,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可容情的“道德模式”,是既有民族特色又符合时代潮流,并为大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     

论白话侦探小说的新文学性质

以程小青为代表作家的白话侦探小说重在表现“逻辑推理”的科学精神，与歌颂封建皇权和忠臣义仆的传统公案小说在思想内容、形象塑造、叙事方式、语言特征以及作家知识结构诸方面，都有许多本质的不同。尤其是程小青自觉地探索侦探小说创作理论，并联系于民族命运和祖国前途，标志着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逐渐成熟与思想进步。     

从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理论看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的翻译

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的译者因频繁地对译文进行删减、增加和改编,长期以来受到了评论家的批评,认为他们不忠实于原著,或是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缺乏认识。本文将以勒菲弗尔的三因素理论为基础,探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影响,从而论证了当时独特的翻译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张坤德与中国早期侦探小说翻译

中国早期的侦探小说翻译由英国作家柯南·道尔侦探小说被引入开始。最早翻译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张坤德长期为研究界所忽视。文章从张坤德与《时务报》的关系,以及张坤德翻译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特点等方面,对张坤德的翻译活动和成就进行了梳理,认为张坤德是我国早期侦探小说的开先河者,应在侦探小说史上确立其相应的地位。     

多元系统论视角下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创作

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致力于对翻译文学与整个文学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引起人们对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关注,解释了一些以往的翻译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被译介到中国以后对中国文学乃至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与创作情况,并以侦探小说这一特定文学样式在中国的发展证明翻译文学在本国文学多元体系中地位的动态变化与当时的文学创作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深化的过程,指出了侦探小说在翻译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原因,实现了多元系统论在文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鲁迅翻译文本选择的意识形态操控

鲁迅先生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杰出的翻译家,译作几乎占其文学作品的一半。鲁迅从未翻译过英美或其他强大国家的文学作品。在不同的翻译时期,鲁迅精心挑选翻译文本,译介弱小的和被占领国家的作品,其选择的翻译文本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操控痕迹,与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本人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论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之原因

在1896至1916年这二十年的时间里,侦探小说的翻译形成了一股热潮。当时具有改革意识的文人把改良小说进而改良群治的希望,寄托在借助翻译小说进而创作新小说上。在大量引进域外小说的时代潮流中,侦探小说的翻译之所以一枝独秀,不仅是因为侦探小说本身的魅力,还有当时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包含的特定因素。借助多元文化理论这一译介学理论,可以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一番分析。     

论意识形态对《幸福之路》傅雷译本的操纵

在传统翻译研究转向更为广阔的"文化转向"视角的翻译研究背景下,安德鲁.勒菲弗尔论述了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形态三个要素对翻译的操纵。中国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的《幸福之路》从出版至今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在细读译作的过程中,读者可以寻到译文为意识形态所操纵的痕迹。在译者对原文进行"改写"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操纵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影响甚至左右译者的翻译过程。     

论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风行的文化氛围

侦探小说折射和呈现着一个民族的各种文化因素,能够而细致全面地体现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心理企盼。侦探小说的翻译与传播依赖着它本身所存在的文化氛围,而文化氛围又直接影响着它的翻译和传播。中华民族迈向“近代”的前奏曲就是西方侦探小说之所以能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文化大氛围。西方侦探小说中,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圆满结局满足了当时中国人的心理要求,清朝末年的改革派甚至把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作视为救国强民的工具,它之所以能在中国风行一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清官情结。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意识形态操纵下的“拿来”

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大要素,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面对外来文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曾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运用西方操纵理论,结合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苏联文学的译介进行相关探究,分析中国当时对苏联文学采取拿来主义的原因,揭示出意识形态对文学译介的操纵,并指出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引进和传播都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操纵下拿来主义的结果。     

论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风行的文化氛围

侦探小说折射和呈现着一个民族的各种文化因素,能够而细致全面地体现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心理企盼.侦探小说的翻译与传播依赖着它本身所存在的文化氛围,而文化氛围又直接影响着它的翻译和传播.中华民族迈向"近代"的前奏曲就是西方侦探小说之所以能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文化大氛围.西方侦探小说中,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圆满结局满足了当时中国人的心理要求,清朝末年的改革派甚至把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作视为救国强民的工具,它之所以能在中国风行一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清官情结.     

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以翻译主体的概念选择为例

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翻译活动总会带有赖以发生的那一时代意识形态的印记。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其翻译传播过程中必然受到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反过来必然影射到译者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的效果。文章拟从不同阶段的翻译主体入手,通过选择代表性的译者及其对核心概念的翻译来分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与意识形态互相渗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既是意识形态的翻译,也彰显了翻译的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早期翻译中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透视翻译与思想文化传播的关系。     

文化危机时代的文学抉择——从《霍桑探案》看后殖民批评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历经数十年不衰并渐成显学。虽然后殖民批评的主要"战场"在西方,最初讨论的对象也并非中国。但在华语文化圈,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借后殖民批评,对中国文学文化进行重建和再认识。从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出发,尝试为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兴起寻找不同的原因。并以民国作家、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的《霍桑探案》为例,阐释伴随着这股思潮产生的某些偏离与误读。     

多元系统论观照下的清末民初侦探小说探究

侦探小说的译介在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但针对其繁盛原因的探究未见有从多元系统理论视角深入。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可以发现政治需要、文学革新、其本身所蕴藏的独特魅力以及译者的翻译策略等是侦探小说译介繁盛的原因。     

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无处不在,翻译活动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语境下进行并受制于意识形态因素。新闻文体（特别是政治新闻）包含极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对其翻译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首先,意识形态影响译者选择什么新闻材料进行翻译;另外,意识形态对新闻翻译中具体翻译策略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选词及对原文本的增补、改译或省略等方面。     

翻译的暴力——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佛经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际主要方式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从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操纵和暴力。意识形态不仅仅在语言和概念层面操控着翻译策略,还体现在对翻译的选材上。本文拟从佛经翻译选材及其翻译策略角度探究社会意识形态对佛经翻译的暴力操纵,并试图说明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汉文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选择,是一种异域意识形态向本土意识形态渗透、交流、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