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公司司法解散

公司的僵局对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损害.由于我国公司立法上的缺陷--未规定公司的司法解散,导致公司和股东的权益在受到损害时得不到法律救济,这一问题已日渐严重.另外,国外公司立法均规定了司法解散,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务中有法人的司法解散的萌芽与经验,学理上有公司僵局司法解散的理由,因此,我国<公司法>应确立司法解散,赋予股东申请法院强制解散公司的权利.     

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不足及其完善

公司解散意味着该公司建立了基于其业务损失的能力。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制公司解散中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解散的两种情况: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虽然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了司法解散公司的措施,但该项制度还不完善,导致大股东滥用权力或是公司事务陷入僵局,其他股东的正当权力不能得到充分的救济。而公司司法解散制度在国外早已风靡发展,到现在可谓是相当完善化了。现通过现有立法和借鉴外国立法给予股东以公司司法解散请求权为核心,从而提出构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之具体构想。     

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82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初步构建了司法解决公司僵局的制度。但司法救济途径仅规定强制解散公司,而未规定法院受理公司僵局纠纷的条件、强制解散的具体适用情形,以及恶意诉讼等。立法的滞后导致公司僵局纠纷之救济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的救济体系。通过对公司僵局纠纷案件的案例研究,分析现有救济途径的不足,探讨公司僵局救济的新路径。     

公司司法解散中诉的合并问题的理解与适用

在公司司法解散之诉中,股东常常附带提出或通过诉的追加的方式提出其他诉讼请求,这事实上就形成了诉的合并.处理公司司法解散之诉中诉的合并问题,我们必须先考察诉的合并的一般要件,然后才能结合公司司法解散质素的特殊性等确定法院应予合并审理的范围以及审理时所涉及的其他问题.     

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之完善——以《公司法》第183条为中心

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赋予了公司股东在特定情形下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权,反映了公司法对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使得司法实务中法院受理公司司法解散的案件有法可依.然而,立法又过于简单和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就现行规定的实体完善和程序设计,仍需深入研究和探讨.     

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现状及制度构想

以典型案例作引子,阐明了公司司法解散的理由.针对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提出了确立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构想.     

论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认知

司法认知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制度,也是证据学上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国家对之均有较为详尽的、科学的规定。相形之下,我国对之研究不够。在厘清司法认知的要领和考察一些国家对之的立法规定的基础上,对司法认知的理论基础、效力、适用条件、对象及程序规则等一些基本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论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认知

司法认知是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制度，也是证据学上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国家对之均有较为详尽的、科学的规定。相形之下，我国对之研究不够。在厘清司法认知的要领和考察一些国家对之的立法规定的基础上，对司法认知的理论基础、效力、适用条件、对象及程序规则等一些基本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国家赔偿法修正案》中司法赔偿程序的创新与局限性研究

《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对司法赔偿程序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改革,包括取消确认程序,规定签收制度、一次性告知及补正等程序性权利和义务,首倡司法赔偿协商,明确审理期限,畅通申诉程序,统一赔偿金支付程序等,这都集中彰显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先进理念;另一方面受制于原条文的束缚,或者是司法实践对立法的推动还不够强烈,《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在先行处理程序、复议前置程序、法院审查方式和追偿等程序方面的规定则存在一定的缺憾与局限,应当立足于司法实践,从程序的正当性入手,以公正、公开、高效、便民、具有可操作性等原则为指导,进一步进行完善。     

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检讨和完善

2005《公司法》确立了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但是该项制度的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化,操作性不强,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混乱和困难,极易违背立法者的立法意图而损害股东或公司的利益,需要进一步完善。     

程序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般来说,民主包括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两个方面,实质民主规定着民主的主体内容,程序民主强调民主的实现形式,程序民主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实质民主的有效实现。现阶段我国程序民主建设存在程序设计不够完善、程序虚化、程序钝化等问题,且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等多方面的挑战,程序民主建设的乏力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关键性障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推进程序民主建设,应该从转变观念、完善制度、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三方面进一步促进程序民主的发展。     

经济法程序理念论

提升体现经济法本质的独特的经济法理念与建立相应的经济法程序规则是经济法研究的当务之急。经济法的程序理念 ,指导经济法程序规则的创建 ;同时 ,受制于经济法的实践理念 ,贯穿并表现出与传统程序法不同的价值趋向 ,作为其内容的实质平等、保护公益和多元善治理念 ,都应当通过传统程序规则的修正和补充 ,来构建和完善其程序制度支撑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人权保障语境下的中国程序法制建设

人权保障是我国程序法制建设的价值目标,人权是衡量程序正义的主要价值标准。程序正义能限制权力、实现实体性人权、确认并保护程序性人权,是保障人权的基本手段。从人权保障看,当前我国程序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程序正义意识不发达、程序法规不健全、现有一些程序法的条款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只有确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完善程序法制,才能真正尊重和保障人权。     

论我国法院命令体系

我国现行诉讼法中的法院命令长期得到不到重视，且命令内容极少，形式也不完善。法院命令体系的欠缺，会导致法院难以顺利地行使审判权力。本文在对法院命令的性质和作用进行分析后，对国外诉讼法中规定的命令形式作了简要的概括，认为应在借鉴外国立法的基础上，完善我国诉讼法中的法院命令体系。     

罗尔斯程序正义思想研究——以《正义论》为中心

程序正义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分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的程序正义三种不同类型,以程序正义、尤其是纯粹的程序正义作为正义原则证成与实现的基础,使程序正义取得决定实体正义的优先地位。但在后正义论时期,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发生了"去程序化"转向,从单纯重视程序正义转向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     

刑事诉讼价值的理性分析

刑事诉讼价值应该用过程价值和结果价值之说代替传统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用语。同样,不能把审判程序和审判结果说成是程序与实体的关系,那种认为审判程序的价值是内在价值,审判结果体现外在价值,也是不准确的。从本质上看,刑事诉讼海也可看成实体法,即解决实体问题的规则。如果从内容上看,刑法里面也含有若干程序规范。程序是实体的程序,实体是程序的实体,不能分开,更不应对立。要使程序价值现理论上有新的进展,必须在方法上选择最佳方式,才能克服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充分认识程序的优秀品格,发挥程序优势。     

法理学视野中的程序正义

论述在法理学视野中,正义是人们追求的崇高理想,它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而程序正义就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和过程.认为理解程序正义必须认识程序、法律程序及其特征;程序正义的内涵与三种分类;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相当于实体正义、实体正义决定程序正义;程序的正义性标准就在于是否体现其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刑事诉讼客体新探

我国目前关于刑事诉讼客体内容的几种主要观点都存在值得商榷之处。通过对刑事诉讼客体的定义、语源的分析和运用诉讼目的、诉讼结构和诉讼行为等理论对刑事诉讼客体进行考察,可以看出刑事诉讼客体就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和应当适用的实体法、程序法。刑事诉讼客体具有多方面的特征。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法治化路径

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可激活宪政体制内的协商民主资源。在现行宪制框架内进行法治整合,将政治协商制度与相关政治制度有机衔接,是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法治化的必然之路。但是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与制度衔接不畅、基层组织不健全和纵向系统不完善、代表性偏低与实效性不足、协商内容不确定与协商程序不规范等法治障碍。应当明确政协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法律地位,加强多种制度之间的衔接,并且健全基层政协组织机构,优化政协委员的代表机制以及规范政协参与的程序性机制,以期在人民政协的体制框架内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