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安德烈·高兹的“非工人的非阶级”思想评析

法国生态社会主义者安德烈·高兹认为:当代无产阶级已经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历史地位.他把"非工人的非阶级"和"新社会运动"看作社会革命的主体,主张将"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高兹忽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过分强调"文化革命"等"主观力量",这使得他最后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乌托邦的困境.但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应该与新社会运动结成联盟的思想对于我们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     

思想启蒙下的诗体演进：重审“诗界革命”

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背景下由维新派领导发起的"诗界革命",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思想启蒙"与"诗体革新"的双重任务.诗体建设一方面要承载文化政治精英的维新思想,另一方面又要迎合下层民众的文学审美传统.然则语言革命的滞后最后阻碍了诗体重建与启蒙的深入.思想启蒙、语言革命、诗体革新这一本属三位一体的社会文化运动必须整体推进,缺一不可.     

一次被忽视的“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俄文本对勘视域下的瞿秋白文学思想

辩证唯物论的现实主义不仅是瞿秋白文学思想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是中苏文艺理论生动互动的产物。通过中文与俄文的文本对勘并结合对当时中国"文化革命"实践的考察,其问题意识和建构过程得以呈现:瞿秋白在学习"拉普"的过程中,进一步放大了后者对"现实主义"阶级性的强调,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但激烈的革命斗争现实和精深的文学理论修养又使其超越了"拉普"的教条主义,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开拓了宝贵的理论空间。     

一次被忽视的“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俄文本对勘视域下的瞿秋白文学思想

辩证唯物论的现实主义不仅是瞿秋白文学思想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是中苏文艺理论生动互动的产物。通过中文与俄文的文本对勘并结合对当时中国"文化革命"实践的考察,其问题意识和建构过程得以呈现:瞿秋白在学习"拉普"的过程中,进一步放大了后者对"现实主义"阶级性的强调,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但激烈的革命斗争现实和精深的文学理论修养又使其超越了"拉普"的教条主义,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开拓了宝贵的理论空间。     

“川普”新现象浅析

推广普通话对方言的使用和保护有着重大的影响,但同时方言的本土优势也在影响甚至改造着普通话,在许多方言区还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普通话。本文以"川普"为例将从文化与语用的角度对新兴的"有意川普"这种语言现象做一探讨。     

瞿秋白与五四理想的终结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从武装夺取政权到党的组织建设理论,从农民暴动、建立农村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革命纲领,瞿秋白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基本的方针.从现代思想史的角度看,瞿秋白把五四时期思想革命改变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革命,标志着以和平理性为标志的五四理想的终结.     

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乌托邦式的超越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思想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危机的深刻反思,达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高峰。通过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对发达工业社会“单向度的政治”“单向度的文化”“单向度的语言”“单向度的哲学”的阐述,可以将“单向度”的根源归结为“技术理性”。为了超越“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提出了包括爱欲解放论、艺术革命论、自然革命论的革命新理论,但是这些革命新理论都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最终只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完善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新形态,可以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思想中获取很多启发和警示意义。     

“地方普通话”研究刍议

"地方普通话"是一定地域的人学习普通话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中介语,是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不够标准的普通话,是标准普通话的地域变体.对"地方普通话"的研究是一种介于第一语言习得研究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之间的母语标准语的习得研究,也是一种语言变体研究,可以从语言系统本体和发展两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主观主义批判：瞿秋白对理想主义的考察与反思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及中国文化的现实,瞿秋白辩证地批判了文学新锐们的思想及作品。对“革命的浪漫谛克”的姿态、对理想主义的反思,是瞿秋白对主观主义的批判的继续及其文艺观念的全面展开。当然,瞿秋白对“革命的浪漫谛克”倾向进行清算的本身,也包含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错误或偏差。     

论瞿秋白的历史哲学

在中国现代史上,瞿秋白曾是介绍和宣传辩证唯物论的前驱。特别是他指出的研究社会和任何事物必须注意其矛盾和因果关系,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认为“符合实际的认识才是真理”等看法,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都起过重大的作用。在瞿秋白短短一生中,他研究的问题极广,包括政治、经济、革命理论、思想文化、语言文学等,其中,历史哲学是他思想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自由主义”的主体狂欢——论王小波小说叙述视角的“复古”与“创新”

王小波的小说以其强烈的启蒙意识、先锋性技术探索,以及对中国90年代悖论性文化语境的深刻理解,成为了90年代以后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异数".其小说既不同于先锋小说强烈的历史解构性,又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意识形态局限,而是在"反乌托邦"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汉语小说创新.     

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陶渊明的“桃花源”比较研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其政治理想的体现,它向世人描绘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和阶级痕迹的未来理想社会。而中国诗人陶渊明在他的《桃花源诗并记》中也向世人勾勒了心中的"桃花源"。这个带有东方色彩的"理想国"是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平等,自食其力,幸福安乐的社会。但是这个"桃花源"是虚幻的,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东西方的"理想国"由于文化、民族传统、地域,甚至是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诸多差异。却也有着相似之处。该论文从作者的个人背景、所处的时代特征、前人思想的熏陶、写作目的、作者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特点、写作的体裁与风格,以及作者思想的局限性等几个方面对这两部著作进行比较分析。     

试论洪秀全、康有为政治思想的内在同一性

本文在对"现世乌托邦主义"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并比较了洪秀全、康有为政治思想的内在逻辑,认为洪秀全、康有为虽然在思想史上以截然不同的形象出现,但他们思想逻辑存在着高度的同一性.而且,虽然他们表面上都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出现,但其理论的精神实质仍然没有超出中国圣人革命论的文化内涵.     

社会语境中的语言文化“冲突”分析——以“推普”与“捍卫粤语”之争为例

文章以广州市"亚运"之前发生的"推广普通话"与"捍卫粤语"之争为例,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分析和探讨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笔者认为语境不应囿于情景、文化层,应扩展到社会语境层,后者对语用具有更广泛的社会规约,因而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当代社会多语文化中的"冲突"及和谐社会的建构。文章阐述了普通话和粤语及各自所体现的文化之间不存在取代关系,而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粤语体现粤语文化,粤语文化又是中华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是粤语地区,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钱玄同五四时期语言哲学的内涵与特质

若谓语言哲学乃是"对语言进行哲学研究"之义,则"钱玄同的语言哲学"的说法可以成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是在实然的抗拒力与应然的推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体现了批判与反思、展望与重建的哲学精神.其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汉字的特点,钱玄同反对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或"衍形文字"的说法;关于汉字的本质,他坚持文字同语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号的主张;关于汉字的发展趋势,他认为中国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形而意、由意而音、由繁到简.第二,钱玄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了汉字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三大问题,还从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层面驳斥了汉字革命会扑灭中国文化的论调.第三,出于进化史观、功利主义、理想主义等内在动因,对于人类普遍语言这一语言哲学重要问题,钱玄同最终选择世界语作为其语言哲学的乌托邦理想.质言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是一种以进化论为主导,以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世界主义等因素错综杂糅在一起的语言哲学.     

“文革”语言的本体研究及其反思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政治观念、乌托邦想象和潜意识的精神结构。＂文革＂语言诞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是当时社会生态的镜像再现。＂文革＂语言的本体研究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风格四个方面,研究＂文革＂语言可以透视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与情感,了解＂人说语言＂与＂语言说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语言如何通过人际交流参与现实政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政治生态和社会意识的变迁轨迹。     

《乌托邦》与戊戌时期的“大同”思潮

乌托邦思想与大同思潮既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化,又包含着设计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国度的幻想。从戊戌时期的"大同"思潮到近代欧洲,先后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乌托邦思想是近代世界史上的一种共同现象。     

“语感中心论”与普通话的隐性教育

现代语文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理论视野的狭窄,"语感中心论"的教育思想为普通话教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普通话教育,其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普通话语感.而普通话语感的培养,相对于显性教育而言,隐性教育体现出更大的优越性.实施普通话的隐性教育应以培养整体语感为出发点、以暗示教育为基本手段、以情景话语为主要内容、以环境优化为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