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反思与建构》述评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反思与建构》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坚持史论与史述相结合的原则,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为线索,在多学科视野的背景下,对整个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学术历程进行科学的总结与反思,阐述了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不同时期的研究对象、学术旨趣、学术理路、研究范式以及其间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等,对今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将推进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深入。     

20世纪50年代以来彝族史诗研究述要

彝族享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彝族史诗是熔彝族历史、生产、习俗、信仰于一炉的彝族文化模因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梳理文献,分析彝族史诗在语言文本特征、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传承与译介等方面的研究概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评述和展望,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在研究对象上,除了四大创世史诗和三大英雄史诗外,未来研究还需关注其它彝族史诗;在研究方法上,既挖掘史诗语言文本内部因素又分析社会文化语境外部因素的全面、系统研究还有待增加.同时,根植于彝族本土文化的史诗研究理论和方法还亟需开拓;在研究内容上,对于彝族史诗传承与外译方面的研究还须加强.追溯研究脉络,总结经验,以期拓宽彝族史诗研究的横向和纵向维度,从而助推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和中国以及世界多元文化生态构建.     

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特征研究

在众多的彝族史诗中,《支格阿鲁》是一部杰出的英雄史诗,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价值,从彝族英雄史诗的文学普遍现象并参照其它史诗来看,这部史诗既有史诗的一般性特征,即内容十分古老、族群集体创作、充满神话色彩、富有神圣性及口传性,又有其独特性,即历史特殊性、创世性、文化英雄和理想化的人物等。史诗以叙事诗的形式讲述了远古英雄支格阿鲁的勇敢正义、反对邪恶、和平友爱等形象特征。     

中国史诗的多元传统与史诗研究的多重维度

对于世界许多民族国家来说,史诗无疑是一个重要文类.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通行着非常狭隘的史诗观念,这种观念是以古希腊史诗为范例的.问题集中在什么是史诗、什么不是史诗.中国史诗体量巨大、类型多样,至少在形式上是多样的、演述是多样的、受众是多样的、社会功能是多样的.我们要根据多元的史诗传统,树立多重选择的研究视域,为世界史诗研究提供新的范例.     

希腊史诗与周族史诗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对希腊史诗和周族史诗进行了跨文化比较研究，以探讨史诗的共同特征，希腊史诗和中国周族史诗的民族特色以及两者艺术个性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     

2004年史诗研究概述

2004年史诗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对《格萨尔》全方位的研究与考证。对其他少数民族史诗和史诗方法论的研究也有新的拓展。在研究视野上,大多通过史诗内容与史诗人物的追根溯源,探询史诗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在方法上,部分文章以个案为例,以丰厚的资料为基础,进行深入考证。     

蒙古史诗研究的理论启示

文章分别阐述了观察母题理论对蒙古史诗研究历程的影响与口头程式理论对欧洲史诗研究历程的影响，强调了加强蒙古史诗接受层领域研究的必要性。     

陪都小说的史诗双重建构

陪都小说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国生活的全面书写,以战争史诗与生活史诗的双重小说建构达到了现代史诗的中国高度,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战时发展。     

古老的文学经典当代的理论阐释--蒙古族英雄史诗研究概述

蒙古族英雄史诗是蒙古族远古文学的经典。在蒙古语族人民的英雄史诗中,除举世闻名的长篇史诗《江格尔》和《格斯尔》外,有记录的其他中小型英雄史诗及异文有550部以上。虽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一些,但是研究成果比较突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宏观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中《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和《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等两部学术著作,可谓是我国蒙古族英雄史诗宏观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力作。     

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与蒙古英雄史诗的比较研究

突厥语民族和蒙古族由于相同的游牧经济生活、共同的萨满文化背景、错综复杂的族源关系和频繁的历史接触,他们的英雄史诗之间具有诸多的共同特征。本文通过哈萨克英雄史诗《阿勒帕梅斯》和蒙古英雄史诗形成、发展规律和结构类型的比较研究,阐释了突厥英雄史诗和蒙古英雄史诗传统的相似性。     

口头传统史诗的内涵和特征

从20世纪后半叶起,随着人类学和民俗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世界各地的当代社会中发现了大量的口头传统史诗,这些新材料的发现促使史诗研究者从东西方文明对话和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反思史诗观念.它涉及史诗的口头创编和演述,涉及到史诗搜集、整理、适译和出版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逐渐成为民俗学的热点问题.中国史诗研究者一直关注史诗的社会文化内容、历史渊源、流传地域和共享族群等问题,关于史诗文类特征、流布和传承特点、说唱艺人和仪式语境、特定集团的文化认同等,也逐渐构成了今天的史诗研究者主要关注的内容.     

20世纪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研究述评

我国史诗<江格尔>的研究在20世纪起步虽晚,但发展快,成绩突出,已形成了<江格尔>学.本文拟对<江格尔>的艺术特色研究、文化学研究、比较研究等成果进行收集归纳述评.     

突厥语民族史诗国外研究钩沉

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突厥语诸民族的英雄史诗蕴藏丰富,极具民族特色,是他们悠久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源泉。其中的很多作品早已跨越国界,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宏大的英雄史诗甚至已经成为国内外专门的研究学科。本文将回顾和展望其学术史,钩沉和总结已取得的成绩,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中、希史诗吟诵比较——以《诗经》史诗与《荷马史诗》为例

中国上古时期和古希腊都存在着史诗吟诵的制度和风俗,也有专门从事史诗吟诵的"诗人"和史诗演述的场所,并且二者在一定时段上均与图画密切相关。然而,因为中国古代历史意识和史官制度的早熟,从而使史诗吟诵者和史诗演述活动不同于古希腊而成为一种政治舆论和族群认同的方式,史诗的功能也不同于古希腊的重娱乐而偏向于政治化的实用功能,这种不同最终导致中国上古时期史诗具有为祭祀服务、文本简要、看图唱诵等形态特征。     

口传史诗诗学的几点思考：兼评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

口传史诗是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流传不息的化现象,中国在史诗的记录和出版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史诗研究也正在进入由资料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探究。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就是基于民族史诗传统,在大量田野调查和理论积累的情况下,对民族史诗《江格尔》（歌手冉皮勒）演唱的“程式句法”研究的成果。     

西部少数民族史诗的类型及其特征

西部少数民族史诗可分为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和迁徙史诗三大类型。创世史诗歌唱的是创世神话,常有宏大、深远的绮丽想象;英雄史诗歌唱的是民族英雄,常有伸张正义、慷慨激昂的抗争意识;迁徙史诗歌唱的是迁徙的历程,常有背井离乡的隐隐哀伤。西部少数民族史诗在内容和形式上表现出独特的特征,特别是迄今依然在传唱的史诗,其特点处在不断的变迁中。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西部少数民族史诗在类型和分布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西南少数民族史诗包含了创世史诗、英雄史诗、迁徙史诗三大门类,其中创世史诗、迁徙史诗最为丰富;西北少数民族则以英雄史诗最为显赫。     

从史诗到反史诗——从《李自成》的没落说起

从《李自成》到《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经历了从以政治为主体的国家民族话语建构到以文化为主体的传统话语建构过程.当下,全球文化、商品经济多重力量冲击下的传统文化已经逐渐处于消解状态,这使得史诗性创作空有宏大的叙事规模却无法建构起属于这一时代的文化主体,从而呈现出"反史诗"的写作状态.这种"反史诗"的状态要持续多久?之后的史诗性创作将以何种面貌出现?     

《尚书》史诗略考

论以人类学之普适义理,华语史诗不当或缺;而由先秦之片言,可知史诗曾存,然随礼崩乐坏而亡佚.<尚书>载先古史,并见诗格修辞遗风,试以诗序排列<尧典>,非但诗体工整,且又文义大畅.此尧之诗传,每每相符人类学对原始社会特征之描述;而种种事象细节,若非由诗格框定其表述,使记诵、传承中不致改易,则不能得传.由此既证<虞夏书>等原系史诗,又证其诗确系初民原创,于是破"集缀论"(指战国人集神话等编缀<虞夏书>之说).又因此国之信史便可推前至五帝世,犹与考古实际相符.     

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

格萨尔史诗说唱前举行的仪式实际上是艺人举行的降神仪式,其文化根源在于史诗的巫文化特征。史诗产生的时代、史诗的内容构成、史诗的功能决定了史诗的巫文化特征,而史诗流传带的宗教文化背景则决定了该特征能够在史诗传承中得以保持。所以,说唱史诗前举行的降神仪式可视为史诗巫文化特征的表象和史诗巫文化的延续。     

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

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只有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叙事结构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相类似,是天上→地界—天上的圆形结构,《玛纳斯》呈半圆形结构,即英雄在人间诞生→立功→牺牲→死而复生结构;《江格尔》中英雄在不同的章节中与不同的敌人斗争,人物是中心,串起时间和不连贯的事件,可视为串珠型结构。英雄史诗情节的最小单元是母题,但除母题这个最小的情节单元外,也可以采用比母题大的一种情节单元———史诗母题系列进行分析。由此又可得出:单一情节结构的史诗(单篇型史诗);串连复合情节结构的史诗;并列复合情节结构的史诗,而这三种结构其实是反映婚事(情事)斗争系列和反映征战系列的四种不同排列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