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德与圣人体道——论《老子》圣人观的哲学意蕴

圣人是《老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具有与道为一的玄德。《老子》经过对当时无道君主的批判和考察、分析“古之善为道者”的基本特征,提出玄德的内在规定性是自然无为。《老子》认为,圣人之所以能与道为一(其标志是拥有玄德)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圣人可以自觉地认同道所显现的境界;其次,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工夫,他能洞察人与天地万物的本性;此外,圣人遵循自然无为原则来教化百姓,使其得以按照自己的本性生存。正因为圣人既可以通过“为道日损”的方式体认人与天地万物为一的最高境界,也能用自己的“德”来范导众人最终达到自然无为的理想生存状态,所以他才会具有玄德。今天,我们通过从哲学的层面来解读《老子》圣人观,最终会发现它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以天人合一为指归,并凭借绝圣弃智的方式来实现人之本真存在的前形而上学哲学形态。     

王弼圣人思想的政治维度

传统的理想人格讨论,大多注重圣人在道德修养、人品操行方面的典范意义。然而,于王弼而言,圣人之为圣人不仅在于某种高尚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达致,还在于圣人对政治的关切。与魏晋时期的观念相一致,王弼所谓圣人首先以作为理想君主的“圣王”形象出现。王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从本体论层面考虑圣人的政治功能,“以道治国”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君御民”是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王弼的圣人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人格讨论作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文道论”与“理念论”

中国古代文艺是以“道”为核心的,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屈一指的“文道论”。西方文学艺术也有个类似“道”的东西,称之为“理念”,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西方文论中赫赫有名的“理念论”。本文试图将“文道论”与“理念论”加以比较研究,以期探索中西美学与文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各家“文道论”皆是各道其所道,歧说纷纭,五花八门:有“自然”之道,有“阴阳”之道,有“圣人”之道,有“义理”之道。西方美学与文论中的“理念论”,也是一个歧说纷纭的概念,     

论《易传》的价值观

《易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系辞下》)这里所谓的“道”,包括“规律”和“价值”两个方面,就是说,易道中既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的普遍规律,又表达了人们的价值追求。《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又说:“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     

老子的理想人格说

一中国哲学,一向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做人。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哲学,虽以天道自然为宗,但深究起来,本意仍在于人生,即欲求得一个理想的人格。老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一个极为深奥幽深的境界,他称之为圣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亦是圣人,不过,儒道两家对圣人的阐释却相去甚远。儒家彪炳的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语),荀子解说为“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把圣人视为人类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者。老子所追求的圣人品格是“尊天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庄子解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庄子·渔父篇》)。可见,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自然无为的道的最完满的体现者。所以老子认为,天之道,即人之道,即圣人之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以下引文只注章次)。人是天道自然的产物,应当服从于道,故道的本性怎样,人的本性亦该怎样。可是,普通人为私欲所蒙蔽,失去了道的本性,唯有圣人尊天道以明人事。他说: “天之道,利而不害”,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故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天之道,……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第七十三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老子以“天之道”和“圣人之道”——对应的用心,就在于为人生确立一个不容怀疑的最高标准,即“无为”。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圣人的基本品     

明代名节论的衍变及其影响——以明季士人殉节为中心

以对陈白沙“名节,道之藩篱”一语的诠释为中心,明儒的名节观分化成了两种路径：一部分士人坚守名节自身所带有的防闲之义与道德意涵,但因“非圣人则非人”而导向的严苛的工夫论,使得明清之际死节几乎成为“名节”的唯一表现形式;另一部分士人对“名节”这一所指的认知虽无不同,但通过对“藩篱”一词中“非道”这一潜在语义的表彰,确已形成了与传统名节观截然不同的路径。出于对明朝灭亡与满族入关两种失序的反省,明遗民试图通过矫正学术之偏以建构一种儒家理想下的政治图景。一方面,注意于“名节”的自觉性与“士风”或“学风”间的关系,试图重塑“士人”这一政治身份在道统观下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对“罔死”与“变节”的批评在延续明季道德严格主义风向的同时,也经由对名节观的厘正,而为自身在不仕清廷的前提下打开生存空间。回视程伊川之论党锢,在某种程度上,此两者皆可视为丧乱之后对宋学的回归。     

“易之器”论纲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周易》之中,道器并列对应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道与器在元文化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道为宇宙与人生发生与演化的道理,“尚象制器”为发明创造的哲理。《周易》在理论上把“尚象制器”列为“圣人四道”之一,要求圣人必须有所发明创造;在认识评价上,“尚象制器”的功劳可以与天地日月相并列;在实际生活中,把圣人“尚象制器”的业绩看做是头等大事。但是,秦汉以后,器在理论与实际中均失去了与道相对应的同等地位,最终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两种状态:一、发明创造长期领先于世界;二、被西方的发明创造所击败。     

论东晋山水诗中的和谐追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上的一个古老命题,与西方“天人相合”的观念不同,中国哲学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的道家哲学对此有较多论述。《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圣人高出众人之处即是能顺应自然,取法于天。《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正是“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追求极致。这一哲学命题为中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体现在东晋诗歌的山水审美中,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更有一种动人的景象。     

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自由经济与老子学说

《老子》一书,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为道是什么,它是怎样运作的？二是圣人应怎样遵守道以治理天下？例如,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圣人治天下．也要无为而不为。由于圣人与道结合,便是个“天人合一”问题,所以,也可以说《老子》只讲了个“天人合一”的问题。 道是什么？道是“无”。道有两种作用：一是它能转化为（或创生）宇宙万物;二是它无为而无不为,衣养万物,辅佐万物的自然自化,它损有余而补不足,调协万物的发展。 可是常人对这些论点,很难接受。说“无”能生“有”（宇宙万物）,“无”能衣养、辅佐、调协“有”（宇宙万物）…     

论政治神话及有关政治范式的神话——古代政治神话论纲之一

一、对政治神话的初步认识大概没有比“政治”一词更为人所习用不察了。“政治”的含义很多,我们可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说明它。就实质而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反映了各社会集团(或阶级)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就形式而言,政治是一种治理的艺术,或说是关于利益共同体的整合的艺术。在后一意义上,杰克·普拉诺将政治概称为“以社会权威的名义为社会制定和实施决定的人类活动”。中国传统的“政治”(或曰“政”、“治”)就是从这方面定义的。     

传统教化的秘密与魅力

<正> (一)政治文化与个体文化的交融教化是意识形态对人们的规范作用这个关系和过程的一个原始又准确的概念。自从《易·观卦》拈出教化词意如“圣人以神道设教”、“先王观民设教”,尔后便愈用愈繁。教化毫无疑问属于“方式文化”的范畴,在中国,“政教合一”是其根本性的、贯穿传统文化全程的特征。从宗族奴隶制开始运用“礼”这种仪式祭祀祖先神时就开始了自觉的教化活动,     

《周易》认识论思想研究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的《周易》 ,有着丰富的认识论思想。从根本上讲 ,《周易》强调可知论 ,因而主体就可以认识三才 (天地人 )的所有发展规律。但是 ,在《易传》的作者看来 ,由于各种情况的影响 ,认识主体在先天上是不平等的 ,圣人可以通晓宇宙的所有发展规律 ,作为一般君子只要依照《易传》提出的四种“圣人之道”就可以了 ,而被统治阶级则基本被排除在认识主体之外。在此基础上 ,它所阐述的几种认识方式、实践观、真理观 ,虽然很深刻 ,但却充满贵族气息 ,并由此导致了真理问题上的绝对化、教条化 ,是典型的圣人崇拜 ,这种思想与《易传》的其他思想一脉相承 ,成为中国专制文化的根本理论基础。     

张载圣人观探析

张载认为圣人的主要特征是：在主观修养方面,圣人能够知礼成性;在认识能力方面,圣人能够超越“闻见之知”而达到“德性所知”的境界;在与道、万物的关系方面,圣人能够体悟天道,应对万物时兼体而不累.张载所认定的模范圣人是孔子,同时认为他自己的心性修养水平也已接近圣人.张载的圣人观维护了传统儒家积极入世、注重道德修养的立场,但同时有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     

“神道设教”诸说考辨

神道设教是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一观念最早见于易经<彖传>对观卦的解释,其原始含义是圣人的教化之道,十分神妙,达到了"天下服"的境界.但是,后人对这一观念的诠释可谓五花八门,笔者把它们概括为神妙无形说、自然无为说、至诚如一说、礼乐刑政说、祭祀礼仪说、巫筮鬼神说等六种观点.从目的和手段以及思想要素的视角分析对神道设教观念的各种诠释,不仅可以梳理出神道设教观念流变的线索,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儒道各家,以及民间社会政治话语言说方式的多样性,进而深刻地理解不同诠释视角反映出来的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丰富性.     

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一尽管“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科学技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不过是“末由小道”、“奇技淫巧”;科技人员在士大夫眼里,只能是“方技者流”。汉儒董仲舒的一段话可为代表,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这就是说,有志于探究物质世界奥秘的人,理当被摒弃于“圣人”之外。在这种视科技为“形而下”的观念的支配下,《汉书·艺文志》把方技十六家列于卷末;《新唐书·方技列传》则称从事科技者为“小人”,说什么:“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传统文化轻蔑科技的另一个表现是,把它置于经学范畴之内,使其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游离于经学之外。由于传统文化中并无科学技术的观念,因而很难从传统语义中产生足以准确反映科学技术本质特征的概念、定义,甚至语汇,人们只好用“格物致知”一语来称谓自然科学。“格物致知”命题,是个典型的经学问题,但它多少也包含有认识物质世界规律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格物致知”一语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论中国哲学中的体认方法

中国哲学中的“体认”,因古汉语的特征而被古代哲学家简称为“体”。先秦庄子就认为对“道”的认识只能是“体道”。以后《淮南子·汜论训》也说:“圣人以身体之”。而到汉魏三国玄学贵元盛行之时,王弼认为对贵无本体的认     

儒家神话论

儒家有无神话?传统的文学本位观的神话研究和理性思维视野下,儒家似与神话无关。面对当今世界性儒学热潮,如何重新从儒家思想内部概念体系中发掘其文化价值和力量源泉以为回应,就成为一个新的命题。在儒学话语体系中,虽然没有和西方神话一词完全相对应的概念,但却有着与myth意义相通的神、圣及无数的圣言、圣话和数千年的圣物所见证的神话。文章即从神话概念的反思入手,立足神话意象和神话历史语境,探究信仰支配下的神圣叙事,在提示更新现代中国学术神话观的基础上,借镜于荀子解蔽精神和福柯人文科学考古学的求真思路,以及几千年来的宗庙礼乐实践的现实语境,重审儒学与儒教之争,提出儒家神话的当代课题,利用具有文化基因和原型编码意义的神话这一可以直接上溯到文明源头的超学科概念工具,介入中华文明探源和经学系统,论证儒家话语体系中的圣、德、天命、礼仪等核心概念的宗教学、神话学背景,从神话与仪式的对应关联重新考察儒家思想的礼乐之根,超越儒道对峙的两千五百年小传统,发掘儒家神话背后更加深远的华夏大传统与复数的古史线索。具体而言,儒家神话可从以下六个层面进行探源研究:以凤、麟、玉等圣物为代表的儒家神话意象系统;以圣人崇拜为基础的尧舜禹汤文武圣王谱系的儒...     

孔子论理想人格模式

孔子教育思想的显著特点,就是重在理想人格的培养。《论语》一书是孔子和他的学生们(也包括其他一些人,但为数不多)的对话录,其间的谈话可以说大都是围绕着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展开的。这个按照孔子人格理想所应成为的人,就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各有那些品质特征呢?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孔子人格理想的模式问题。 首先,是所谓“圣人”。“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说他看不到圣人,能看到君子就心满意足了。可见,圣人是他所理想的人格,这种人在人格分层上比君子高,他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因而是极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