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主题之我见

建国以来,关于《长恨歌》的主题,研究者提出了十几种说法。这些说法可基本上归纳为针锋相对的两类。(一)、讽谕说。认为此诗主要是讽刺或暴露了统治者荒淫误国,主要不是甚至完全不是歌咏李、杨的爱情。但此说很难令人信服。首先,白居易自己就不把它编入“讽谕     

《长恨歌》主题试论

白居易的《长恨歌》问世一千多年以来,深受各阶层人士所喜爱,雅俗共赏,是唐诗中为数不多的优秀叙事诗之一。《长恨歌》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文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论题之一,值得加以探讨。最近重新提出的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争论,便是这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建国以来,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的争论,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讽谕说,二是爱情说,三是双重主题说。持爱情说的同志,有的认为《长恨歌》是歌颂李(隆基)杨(玉环)坚贞不渝的专一爱情;有     

试论《梧桐雨》的悲剧特征

帝王悲剧《梧桐雨》是出悲剧，这是大家认同的。但它究竟是出什么类型的悲剧，研究者论说纷纭：有历史悲剧、社会悲剧、爱情悲剧和命运悲剧等种种说法。为何会有这些不同的说法呢？这还要从这出悲剧的主题说起。对《梧桐雨》的主题也一直存在着争议，宁宗-《元杂剧研究概述》归纳为："歌颂爱情"说、"批判政治得失"说、表达"沧桑之感"说和"主题混乱"说。即认为它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既有对唐明皇、杨贵妃荒淫误国的批判谴责，又有对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真挚爱情的赞颂同情。这就使主题显得复杂和矛盾。看一部作品，应该客观地就其反映的实际情…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的再思及其他

<正> 最近几年,随着某些现代文学理论的流行,人们对《长恨歌》主题思想的讽谕性质,越来越趋向于否定。有的文章甚至说:“在这首长歌中,除了爱情,再无其他。”《长恨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否存在一个讽谕主题,这要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来考察。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脱离开《长恨歌》赖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而以某种常常只适用于现当代文学甚至外国文学的新潮理论去附会,或者按照故事情节的前后发展、作者感情的前后变化,孤立地对作品作肢解式的剖析,是很难得出准确结论的。     

《长恨歌》主题臆说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前人已公开发表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 1.风谕说:即讽刺、揭露唐明皇的荒淫误国。2.歌颂说:即同情和歌颂李杨爱情的纯真专一。3.二重主题说:即既有讽刺揭露,同时也有同情歌颂。前不久又有人提出《长恨歌》是“哀伤盛世衰亡”之作;但也承认白居易对当朝统治者既为他们的不幸结局惋惜哀伤,又对他们纵情声色、荒废国事不满。这种意见仍是二重主题说的发展。     

论《水浒传》的悲剧意义

《水浒传》“梁山”叛逆群落的悲剧性内在于“梁山”自身。蕴含于“梁山”首领宋江形象中的忠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与蕴含于“梁山”群体形象中的义与叛逆的矛盾冲突之间的同构互渗,是构成《水浒传》悲剧性质的基本根源。从整体性的高度看,《水浒传》又是统治者与叛逆者共同的悲剧,这是由二者共有的两种悲剧性内涵（悲剧的实体性内涵：社会与历史周期律之间的冲突,悲剧的观念性内涵：人性与奴性的冲突）所决定的。而从作者的观念世界与《水讲传》小说世界的内在联系看,水泊“梁山”既是作者抗上意识的行化,也是作者乌托邦理想的折射,同时也是作者忠义价值观念的投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水浒传》的悲剧也就是作者施耐庵观念的悲剧。     

《长恨歌》“以汉代唐”考略

<长恨歌>为何不称玄宗"唐明皇"或"唐皇"而称"汉皇",不称"当朝"而称"汉家",学术界有"避讳"、"汉、虏对照"、"用典"、"讽谕结构"诸说,均具有片面性."以汉代唐"形成于唐人对强大汉武时代的认同.熟悉及有意与强盛的玄宗朝比况,作为当时具有普遍性的"有意味的形式",是故以表面的"汉"而更刻意指向当时的"唐",实质在于表达深切的现实内容.以汉代唐既以汉为鉴,汉、唐两相比照,又可相对委婉,遂渐成体例.<长恨歌>采用相对婉曲的"以汉代唐"结构证明,尖锐直露的"讽谕"之说及偏离唐代政治现实的"爱情"说均是偏失的.     

评周相录的"逻辑"与"利刃"说

是否舍乎逻辑,要考察最终推出的结论是否更合理或更接近真实的面貌.周相录认为"<(长恨)歌>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提出了耸人听闻的"利刃"说,无视公元9世纪的社会环境与白居易忠于皇室的主观因素及<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完全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艺术逻辑.周相录指责<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有情"婉讽主题不合"逻辑",主要指责是,把"<长恨歌传>版本考略"放在综述部分讽谕说后面有问题,综述部分分类不合"逻辑",在介绍讽谕说、爱情说的时候涉及到双重、多重主题说等,本文针时这些指责进行辨析.     

从白居易的情理观看《长恨歌》的主题

从白居易的情理观看《长恨歌》的主题王太阁《长恨歌》的主题，聚讼纷坛，见仁见智。本文将以白居易的情理观为依据，从分析情理矛盾的角度入手，在善与美的悲剧冲突的美学理论的层面上，重新审视《长恨歌》的主题，冀以得出更加切合作品实际的结论。白居易是一位感情丰富...     

《长恨歌》与《忆真妃》比较研究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是最早反映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悲剧的诗作。关于《长恨歌》的创作动因,据说是由于受友人启迪而成篇——“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汉。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世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     

唐明皇与杨贵妃文学形象的嬗变

从《长恨歌》、《长恨歌传》到《梧桐雨》再到《长生殿》,唐明皇与杨贵妃这一对爱情主人公由人间罕有的帝王夫妇演变成了至情的神仙眷侣,唐明皇由重色不专情发展为钟情又专情的好情人,杨贵妃也从一个祸国尤物演变为深明大义的钟情女子。这种嬗变一方面是不同时代的创作主体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不同的文学体裁所造成的。本文拟就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嬗变过程、特点及原因作一探讨。     

试论白居易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

尽管白居易只把自已的诗作分成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但他在诗歌叙事方面,同样展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和才华。当然相对于思想内容,其叙事诗作的艺术特色更值得我们去探讨,本文即以白居易的某些叙事性讽谕诗和两首长篇叙事性感伤诗《长恨歌》和《琵琶行》为主要研究对象,并结合创作追求、诗人个性及时代风尚,对其叙事诗的艺术特色及形成原因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和分析。     

中英文学中的爱情描写

爱情是文学描写的永恒主题,笔者就中英文中的爱情描写谈点浅见。一、不同的相爱方式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盛行包办婚姻,由于妇女被剥夺了社交的权利,更难得的是两情欢悦,永结同心的真正的爱情。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永恒的爱情进行了歌颂:"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中的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形象,已被诗人理想化,不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了。     

略谈白居易的《卖炭翁》

白居易是唐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杰出诗人。他既有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又有丰富的创作实践,是新乐府运动最得力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他把自己的创作分成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综观全诗,精华首推讽谕诗(当然,其它三类也不乏佳篇)。而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它们大都成篇于三年左拾遗任间。《卖炭翁》是《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篇代表作。     

女性爱情悲剧的心理刻画——拉辛《费德尔》的悲剧论

在拉辛的悲剧《费德尔》中,女主人公费德尔有两次爱情悲剧的经历,她的一生都纠缠在爱情和不满之中。通过描写费德尔情欲与理智的冲突、自我欲望和他者欲望以及情欲为神欲控制等方面的心理变化,拉辛细致地刻画了费德尔矛盾而不安、痛苦而渴望的灵魂。     

两种文化熏陶下的爱情故事——《长生殿》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之比较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以下简称《安》)是莎士比亚在他的创作高峰期写作的一部悲剧作品,它虽然不能与《汉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相媲美,但仍不失为莎氏的一部优秀剧作。而《长生殿》则是我国清代戏曲家洪的代表作,就内容而言,这两部作品都可称为“爱情政治传奇剧”,前者写的是古罗马时期,罗马执政三巨头之一———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罗马执政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后者则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了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传奇。这两部戏剧均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其情节也广为流传…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

对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讽谕诗的评价，历代毁誉参半。前些年，由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效应，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被誉为最完整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他把诗歌直接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主张最受推崇，而很少从诗歌自身的特点、规律去加以探讨。今天，人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外在的解说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而要求更深层次、更多角度探讨文艺的特征，因此对白居易诗论和讽谕诗的评价有“重新加以认识”的必要。在谈到白居易的诗论时，首先有一个理论问题需要澄清：那种相沿多年的看法，即认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提…     

三论白居易与道教——关于《长恨歌》与道教之关系

1985年,我发表了论述白居易与道教的二篇论文,除了探讨白居易一生与道教的关系。重点在论述《长恨歌》的创作与唐朝道教有极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又发现了更有力的资料,故作补充的论证,是谓三论。《长恨歌》主旨在写李杨爱情悲剧,造成“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就主客体观察,李杨结合的全过程,是在道教的旗帜下进行的,李隆基获得杨玉环的爱情,(?)的是道教;贵妃死后,李隆基寄托深情,靠的也是道教。白居易写《长恨歌》时,正是他一生崇道最厉害的时期,也是在他的好友、道士王质夫请求下,才写《长恨歌》的。诗人借助道教的刺激,写出了这一千古名篇。现分而论之。     

盛唐情结与《长恨歌》主题由讽谕到爱情的转向

安史乱后,唐王朝江河日下,时人追怀盛世,形成社会性的盛唐情结.这一情结的作用使中唐文人对李杨公案的观照由批判逐渐转为同情,由政治视角逐渐转为审美视角.这种时代心理深刻影响到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使<长恨歌>的主题不自觉地发生偏转,由讽谕转向爱情,并将对李杨的审美化解读推向极致,这一转变正是盛唐情结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心理的变化,揭示白居易的心理走向,并由此对<长恨歌>进行文本解读,可以为<长恨歌>的主题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     

应当公正对待白居易的讽谕诗理论和讽谕诗创作

文章批评了以“文学非政治化”的标准贬抑白居易的诗论和讽谕诗的观点。文章指出，从唐大历初期到贞元中期的三十年间，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是最高统治者越来越贪婪，而当时的知识分子由于深受安史之乱的刺激却几乎都采取了回避现实的态度。白居易在这种情况下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并写下大量讽谕诗，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概念的“传声筒”，而是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并赢得了社会广大成员的喜爱。它猛烈抨击了统治阶级各类人物的痛处，取得了震撼上层社会的效果。文章也指明了白氏的诗论及讽谕诗存在的片面与不足，并认为白氏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诗歌理论与讽谕实践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