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规出罪功能的比较考察与中国路径

以合规为企业出罪事由的刑事法律制度,可以分为事前合规实体出罪和事后合规程序出罪两种。以企业犯罪暂缓起诉制度为核心的事后合规程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均具有出罪功能,但各国对是否还应确立事前合规无罪抗辩制度存在分歧。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开启事后合规程序出罪的本土化探索,在建立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以企业与责任人分离追诉为基础,构筑以立法权和行政权限制检察官裁量权的制度。基于事前合规和事后合规在犯罪预防功能方面的互补性,应在“集体决策责任论”中纳入以事前合规为由判定企业无罪的法解释空间。在合规双重出罪模式的司法保障下,扩张企业犯罪圈和增设强制合规义务可以成为治理企业犯罪的有效立法手段。     

责任的哲学基础

责任分为“事后责任”与“事前责任”,“事后责任”是作为对某一过去行为“负责”的责任,而“事前责任”则是作为将来关心某人某事的道德性或法律性义务的责任。说一个人在事前或事后负有责任,这要涉及到哲学中的一些老话题,这些话题包括自由意志、积极和消极的责任、团结是否原则上受个人或群体契约之限制等问题。一个社会中责任的分配,是一个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相互矛盾运动的复杂变化过程。     

企业刑事合规的刑事法意义

对企业刑事合规法律效果的讨论不能脱离刑事实定法的规定。在实体法层面，企业事前的刑事合规可以通过阻却对单位犯罪意志的认定否定单位犯罪的成立。企业事后的刑事合规虽不能阻却单位犯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反映行为人预防必要性降低的酌定从宽量刑情节。且在“双罚制”的背景下，这一从宽量刑情节理应能够惠及单位和单位中的自然人。在程序法层面，当企业事前的刑事合规阻却了单位犯罪的成立，单位成员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理应被作为自然人犯罪加以追诉。企业事后的刑事合规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具有不同的效果。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阶段，其不能直接导致案件的撤销；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除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不起诉外，对其他案件必须提起公诉；在法院审判阶段，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出从轻、减轻甚至免予刑事处罚的裁判，但不能作出无罪裁判。     

限制契约自由视角下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研究

《民法典》第153条规定了强制性规范与公序良俗条款的适用规则,此为结合限制契约自由的事前模式与事后模式适用之典型,应作体系化解读。协调两种模式在合同效力判定中的适用,合理划定以强制性规范为核心的事前模式适用范围,明晰强制性规范的适用边界。对于未被立法者明示性质的规范,应以任意性规范推定原则的适用为基础,在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前提下,由法院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发挥事后模式的补足作用,以期对合同效力作出清晰认定。     

试论健全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法律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监督从完整意义上讲应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参加已经开始的诉讼;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抗诉这样三种形式。但民诉法除以第1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具有抗诉权外,其它无任何具体规定。从性质上来说,抗诉监督只是一种事后监督形式。显然,仅仅依靠抗诉监督是很难发现民事审判中的违法现象的,也不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不利于贯彻执行民事诉讼法。笔者认为:允许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和参加已经开始的诉讼,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当事人的诉讼活动进行有效监督,是健全我国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论运动员脑损伤救济制度的完善

体育运动存在固有的伤病风险,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期间受伤,一般通过以劳动合同为主要内容的现有救济制度获得救济。但因脑损伤的特殊性,导致当前运动员脑损伤救济制度还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劳动合同所提供的保障内容不覆盖脑损伤产生的医疗成本,二是运动员被排除在工伤救济体系之外,三是体育组织和体育俱乐部利用劳动仲裁排斥侵权之诉逃避应有责任,四是通过司法途径达成的和解方案不具可持续性。通过对当前运动员脑损伤救济制度的分析发现,当前救济内容主要是以事后救济为主且救济内容缺乏,而针对事前救济的内容则几乎很少。因此,应从事前救济和事后救济两方面同时着手,既能在事前最大限度地预防脑损伤的发生,又能在事后运动员已遭受脑损伤的情形下提供相对完善的医疗保障服务,并对故意造成运动员脑损伤的个人和实体进行相应的惩戒。具体来说,事前救济应加强监管,确保“行业自律”目标的实现;事后救济应明确运动员劳动者身份,完善社会补偿制度保障运动员基本生活和人格尊严,并通过第三人侵害债权之诉维护运动员合法权益。     

论审判公开的形式与实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民主的发展 ,人们对审判公开的要求越来越高 ,主张应公开法官对案件的不同评议意见 ,要求审判“彻底公开”。本文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次对审判公开作出了新的理解 ,认为判断审判的“半公开”和“彻底公开”的标准不仅仅是公布法官的不同评议意见 ,这只是审判实质公开的一个方面。审判形式公开和实质公开相结合 ,这应该是我国落实审判公开制度时首先需要具有的理念。但并非越公开越好 ,应当界定公开的合理范围并确定适当的公开途径     

预测分析技术背景下的个人信息行政保护新机制建构

我国现行基于知情—同意原则的个人信息保护自我控制范式的“事前”逻辑与个人信息处理预测分析技术的“事后”逻辑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亟需将个人信息保护自我控制范式转换为个人信息社会保护范式。个人信息社会保护范式下的裁量型行政执法表现为彻底的“事后”逻辑，是应对预测分析技术下个人信息处理新模式的最优路径。依据“有效率的行政权”与“有限制的行政权”两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应构建效率与公平“两端平衡”的“前端过滤—后端裁量”个人信息保护裁量型行政执法机制，此种新机制的合法性和实践性均可通过实际案例得到充分验证。     

"舆论审判"还是"媒体审判"?——理念辨析与解决之道

目前,学界将“舆论审判”与“媒体审判”分别加以讨论并无必要,从舆论学和法理学的视角看,二者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媒体审判”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理念的冲突: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在中国现实语境中,这两种价值都有保护的必要,因此应当采取有效手段对表达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平衡,从而建构司法和传媒间的和谐关系。     

我国受虐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困境及出路分析

近期我国虐待未成年人事件频发,过往事后治理模式不利于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障,故需要探索建立事前和事中防止未成年人受虐的治理模式。强制报告制度的建立是国家发现和干预虐待未成年人事件的第一步,但我国目前报告主体的范围过小、应予报告的内容不明确、报告的时限和受理机关的规定不完善、报告责任形式未予细化,需要进一步对上述问题进行完善。     

建立以案件审理为中心的案例指导制度

[主持人语]案例指导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经验的成功总结,是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我国案例指导工作经过了曲折的变化过程,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教训与不足。进入新的世纪,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二五改革纲要》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制度设想,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进入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期。目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案例的整理和编辑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案例指导的模式也需要及时调整。因此,对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积极进行探索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参加此次案例指导专题讨论的研究者,既有长期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法官,也有年轻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案例指导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作者研究了公益诉讼中的案例指导,有的作者探讨了我国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案例指导问题,还有的作者分析了民法法系中案例的地位和效力,对于案例在其他民法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进行了考察与比较研究。这些文章的观点或许还需要修改和完善,但理论探索本身即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参与其中。     

民法法系中案例的法律效力和作用

[主持人语]案例指导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经验的成功总结,是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我国案例指导工作经过了曲折的变化过程,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教训与不足。进入新的世纪,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二五改革纲要》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制度设想,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进入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期。目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案例的整理和编辑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案例指导的模式也需要及时调整。因此,对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积极进行探索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参加此次案例指导专题讨论的研究者,既有长期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法官,也有年轻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案例指导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作者研究了公益诉讼中的案例指导,有的作者探讨了我国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案例指导问题,还有的作者分析了民法法系中案例的地位和效力,对于案例在其他民法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进行了考察与比较研究。这些文章的观点或许还需要修改和完善,但理论探索本身即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参与其中。     

中国公益诉讼中的案例指导问题

[主持人语]案例指导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经验的成功总结,是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我国案例指导工作经过了曲折的变化过程,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教训与不足。进入新的世纪,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二五改革纲要》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制度设想,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进入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期。目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案例的整理和编辑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案例指导的模式也需要及时调整。因此,对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积极进行探索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参加此次案例指导专题讨论的研究者,既有长期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法官,也有年轻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案例指导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作者研究了公益诉讼中的案例指导,有的作者探讨了我国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案例指导问题,还有的作者分析了民法法系中案例的地位和效力,对于案例在其他民法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进行了考察与比较研究。这些文章的观点或许还需要修改和完善,但理论探索本身即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参与其中。     

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案例指导制度

[主持人语]案例指导是对法院审判工作经验的成功总结,是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我国案例指导工作经过了曲折的变化过程,既有成绩和经验,也有教训与不足。进入新的世纪,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二五改革纲要》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提出了制度设想,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进入制度建设的快速发展期。目前,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案例的整理和编辑方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案例指导的模式也需要及时调整。因此,对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积极进行探索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参加此次案例指导专题讨论的研究者,既有长期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法官,也有年轻的法学理论工作者,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案例指导问题进行了探讨。有的作者研究了公益诉讼中的案例指导,有的作者探讨了我国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的案例指导问题,还有的作者分析了民法法系中案例的地位和效力,对于案例在其他民法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地位及法律效力进行了考察与比较研究。这些文章的观点或许还需要修改和完善,但理论探索本身即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参与其中。     

论道德判断

道德判断是主体根据自己已有的道德价值观念、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对自身或他人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所进行的善恶价值断定。道德判断的标准有三:社会道德体系是道德判断的直接性标准,生产力是道德判断的根本标准,生产关系标准则是对二者的整合。道德判断从形式上而言,具有道德指令判断、道德规范判断和道德评价判断三种。     

刑法司法解释视域下的法院案例指导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适用机制,其主旨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指导性体现在判决理由的说明,优势在于其实务性和开放性。案例指导制度很好地克服了抽象司法解释的诸多不足,是对具体法律适用解释价值的体现和认可。该制度对于提高裁判文书的论证说理性和法官解释法律的能力有着操作层面的意义。     

非犯罪化的概念界定

国内外关于非犯罪化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立足于我国的刑事法制度,非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过立法或者司法活动,将一直以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作为犯罪规定或者处理的制度或过程。非犯罪化可分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又分为合法化、行政违法化、民事违法化和国家态度中立四种情况;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又可分为追诉上的非犯罪化和审判上的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与非刑罚化、非刑事化有所区别的概念。     

再论司法判例制度的性质、作用和过程

判例制度的首要原则是强调说理和辩论,因而审判委员会在统一判决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并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同时,判例制度离不开判决的公开、评判和梳理机制。判例公开不仅有利于本法院和其他法院(尤其是下级法院)判决的统一,而且有助于社会和学术界监督司法判决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并提高司法判决的可预测性。在这个意义上,判例制度是目前强调审判质量及其公开与公正的司法改革的自然延伸。如果得以适当建立,判例制度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的法治进程。     

当代灾疫预防实践的社会伦理考察

当代灾疫预防应改变只＂防＂不＂预＂的社会方式,重建以干预消灭灾疫隐患为主要任务的社会预防策略。为此,当代灾疫预防必须以＂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为根本法则,以自然、生命、人、社会共生互生为价值导向,以建设生境化生态文明为最终伦理目标,并以＂生态优先于利益＂、＂需求优先于欲求＂、＂生存优先于发展＂为伦理指导原则,进行...     

论司法三段论中的逻辑与价值判断

司法三段论将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和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舍乎逻辑地推导出判决结论是实现司法裁判正当性的一种基本模式,同时由于司法裁判在法律解释和案件事实问题上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因此,逻辑与价值判断构成了司法三段论的两个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