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脂本”真实存在,“红学”面临危机

脂批本不是仅仅只有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种,而是共有十二种。绝不是“由同一个骗子,在土作坊里制造出来的。”但“红学”确实面临危机:危机之一,“红学”已陷入新的模式,不能自拔;危机之二,红学界信息不灵,“闭关锁国”;危机之三,未能有力地贯彻“双百”方针。救治之道在于,按照小说创作的规律,深入研究《红楼梦》文本,创造出《红楼梦》研究的新模式;《红楼梦》研究对外开放;彻底贯彻“双百”方针。如此,《红楼梦》研究将开拓出一个新天地!     

《红楼梦》成书新说

自从胡适博士在一九二一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对索隐派发动了一场击溃战以来,“自传说”在红学研究中一直保持着主流派地位。脂评本的不断发现,有关《红楼梦》的前清私人笔记和别集的搜集和流布,有关曹家的满汉文档案的利用等等,都是这个方向的继续。现在,大多数红学家仍然接受胡适的主要观点,胡适的理论体系依然在红学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潘重规的怀疑、戴不凡的挑战声弱和寡。表面上,红学的天空一派晴朗,事实上,几朵乌云仍使红学家们忐忑不安。     

读《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重印本三题

红学界朋友秦涛、杜春耕、邬小慧等 ,为纪念《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逝世 2 4 0周年 ,于 2 0 0 3年斥资在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重印了《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下简称“甲戌本” )。重印本在 2 0 0 4年问世。我虽然过去也读过“甲戌本”影印本 ,但正如冯其庸先生在“甲戌本”《题记》中所说 :“至今红学界和学术界的朋友要读此书 ,却成为难事。”因此我收到香港红学家梅节先生寄赠给我的“甲戌本”以后 ,我仍然从头至尾将该书细读了一遍。由于“甲戌本”第五册附录了几幅刘铨福和他父亲刘位坦的手迹 ,还附录了胡适先生当年购得甲戌本时原…     

论曹雪芹思想与《红楼梦》的写作技巧

一、引言民国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但是多偏于考据。所谓“红学专家”，多是“红楼梦考据家”。自胡适算起，这类考据家究竟有多少？实在弄不清楚。直到威斯康辛红学会议，和台北的红学会议相继召开之后，大致说来，对《红楼梦》考据下过功夫的专家，大多都参加了。而出席台北红学会议的专家，十个之七八也是出席过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人马。台北的红学会议，无异是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再版，台北红学会议的意见，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红学考据专家的心血结晶。但综观其数目讨论的结果，在考证方面，并没有突破胡适考据的成果。胡适考…     

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     

曹雪芹、脂砚斋关系探微

脂本、脂评是新红学的命根。胡适将脂砚斋与《红楼梦》作者画等号,周汝昌指为曹雪芹的续弦妻,书中的史湘云。根据脂评深入探考芹、脂关系,应该指出脂砚对《红楼梦》不甚了了,是非好恶亦不同于曹雪芹;他干扰雪芹的创作并窜改《红楼梦》原稿;在评本中故意隐去原作者,凸显自己,企图将自己定位为“红楼梦的主人”。本文反对佞脂,但也反对妖魔化、虚无化脂砚斋。脂砚欣赏曹雪芹,供养他写小说,并保存《红楼梦》大部分原稿,在红学史上应有其地位。     

斥江青“母党胜利了”的反动谬论

野心家江青窃得了“旗手”“功臣”之类称号,仍欲壑难填,竟大言不惭地在外国人面前自称“红学家”,为了假腥腥表示“谦虚”,又羞答答用“半个”加以限制。其实,无论“整个”也好,“半个”也好,“红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光荣称号。蔡元培等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爬罗剔抉,专门求索《红楼梦》隐去之本事,被称为“索隐派”或“旧红学”。这种研究方法,连胡适之流也讥之为“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胡适、俞平伯等则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对《红楼梦》进行繁琐考证,胡说什么《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情场忏悔”之作。对这种所谓“考证派”或“新红学”,毛主席早给了它一个盖棺定论,即     

胡适与周汝昌

“新红学”的创始者胡适对周汝昌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而周汝昌则是最能继承胡适衣钵的红学大家。梳理胡适、周汝昌的交往经过及师承渊源,不仅有利于认识“新红学”的发展脉络,更有利于澄清有关胡、周关系的诸多模糊说法。     

“两点两论”：胡文彬的红学研究成就——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二

胡文彬的红学研究大体可用＂两点两论＂来表述。所谓＂两点＂,即两个基本关注点：一是《红楼梦》与红学传播交流史,二是《红楼梦》版本包括抄本与程高本研究;所谓＂两论＂,即＂红楼人物论＂和＂红楼文化论＂。＂两点两论＂可谓胡文彬文学批评观点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胡文彬解悟《红楼梦》的着力点。     

度言外之意 听弦外之音——贾母与宝钗关系探微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是很会讨贾母欢心的,贾母似乎也很喜欢薛宝钗。但是当换一个角度再来审视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二人相与甚欢的材料时,却有许多证据都表明薛宝钗其实并没有真正得到贾母的喜欢,贾母也一直在对薛宝钗进行着排挤甚至打压,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如小说表面上描写的那样和谐美好。弄清楚这层关系,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去揣摩《红楼梦》中微妙的人物关系,更好地去体会作者"字字看来皆是血"的良苦用心。     

王熙凤与《红楼梦》的艺术结构

王熙凤在《红楼梦》复杂的情节发展线索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在《红楼梦》的三重悲剧:宝、黛、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众女儿的悲剧,贾府衰亡的悲剧中,王熙凤都是一个起着关联作用的核心人物。研究王熙凤在《红楼梦》艺术结构中的作用,不仅能使我们看到《红楼梦》结构的复杂性和曹雪芹的艺术创新,而且能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这部伟大作品的深刻主题。     

"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诠释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的经典评价

"周汝昌根本不懂<红楼梦>"是聂绀弩先生对周汝昌<红楼梦>研究一针见血的评价.周汝昌对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转世人物贾宝玉与林黛玉关系的错解,造成了他以后研究<红楼梦>的步步错.企图改变宝玉、黛玉相爱的事实,极尽歪曲"木石前里"和"金玉姻缘"之能事;曲解<红楼梦>诗词,生硬地把描写人物性格的诗词变成胡适早已批评了的猜笨谜;...     

生为迂执人 死做冤魂鬼——冯渊和石呆子的悲剧人生

冯渊和石呆子是《红楼梦》中的两个悲剧人物。冯渊为买妾被“呆霸王”薛蟠的豪奴暴打致死,以葫芦僧乱判糊涂案了结了他可怜的一生。石呆子为守护古扇被贾雨村以拖欠官银为由讹抄贱卖与荣国府贾赦,使其精神上受到致命打击,物质上遭受惨重损失,终致自杀身亡。二人的生性都过于迂执,结果都成了黑暗社会的牺牲品。他俩的悲剧既有社会的原因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同时,这两个人物与事件具有对称性,在文学创作上被称为“特犯不犯”。所有这些,均值得后人镜鉴。     

《红楼梦》中人物原型考索——兼说小说人物与生活原型的对应原则

《红楼梦》具有一定意义的自传性 ,其小说人物原型多取自作者的亲友。然而 ,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老一辈学者倡言 ,且获得到广大读者信从的观点 ,即曹雪芹为贾宝玉 ,雪芹“父兆页即宝玉父贾政”的结论 ,其实是错了一辈。今据曹氏一家与贾氏一家比照寻绎 ,贾政对应的是曹寅 ,宝玉对应的是曹寅之子曹颜 ,作为曹寅孙子的曹雪芹 ,其对应者乃贾政的孙子贾兰。小说的对应原则基本是将生活原型平移到小说中。其对应中心轴为曹寅对应贾政。找出这一对应关系有助于破解《红楼梦》的作者问题     

对《红楼梦》“性别平等”意识的质疑

关于《红楼梦》中女性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红学"研究的热点.自比较文学日渐成为显学以后,国学往往被强行拉来与西学作一番对应,《红楼梦》研究中"性别平等"的神话也就因此产生了.本文通过对大观园中女儿们的生存状态、贾宝玉的文化角色、曹雪芹的自我救赎之路的考察,对"性别平等"的说法提出了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