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德莱尔到李金发:浅论中西象征派诗歌的异同

中西象征诗歌的区别有着它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文化传统和文学积淀的不同当是它的主因.象征诗派在中国的发展影响了不止一代诗人,当然,该诗派也深深的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发源于西方的象征诗派与中国文艺传统的融合,让中国诗歌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形式和动力.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兴”的起源新探

"兴"是中国古代诗歌重要的创作手法之一,它起源于《周易》中的象征,这种带着中国意味的象征与西方诗歌中的象征是完全不同的。从中国古代文化的根源来看,"兴"是一种特殊的诗歌创作手法,它本质上是一种拟人化手法,是根源于中国古代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泛拟人化手法。     

西方现代性源起的中国灵感

中国形象曾经作为西方现代文化乌托邦精神的象征,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经验.中国形象进入西方现代文化,先后出现了"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三种形象类型,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三个阶段.马可·波罗时代强调的是物质上富强的中国形象,门多萨时代强调的是制度上完善的中国形象,伏尔泰时代强调的则是一个思想上具有深刻启蒙意义的中国形象.在西方现代性经验中纵深研究中国形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性是一个跨文化空间生成的概念,正如中国现代性离不开西方的启蒙,西方现代性中也有中国灵感.     

人类学视角下"龙"的形成与变迁——兼对"重新建构中国国家形象"说法的学术回应

龙的内涵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和不定性,是从渔猎文化到农耕文化到文明时代的理性文化的凝聚和积淀,又是中华大地各民族文化交融与概括.龙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物.而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必将对人类文化的历史规律和一般法则作出应有的理论贡献.因此,没有必要为了迎合西方某些人的兴味去有意改变长期形成的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     

新诗的象征情绪

新诗艺术上的成败,与象征手法的运用有很大关系.新诗在继承中国传统诗歌象征手法的同时,嫁接了西方象征手法,并同化了西方象征手法,使新诗在艺术上得到发展.如果没有象征的继承、嫁接与同化,新诗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生命力,但是二者的同化还不够完善,还有待诗人们继续努力.     

林语堂笔下中国人的国民性及其思考

《中国人》是＂脚踏中西文化＂的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的作品,也是其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林语堂先生出生于福建漳州的一个传教士家庭,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后又受到了西方高等教育的洗礼。在此书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做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借此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以使西方人能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与中国人。     

“爱伊莎的面纱”：《海隅逐客》殖民地女性形象建构

康拉德的《海隅逐客》以“爱伊莎的面纱”为象征和隐喻,提出了一种殖民地女性形象建构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从西方文化的角度对殖民地女性进行了一种身体想象和话语建构,探讨了作为“面纱”象征的伊斯兰宗教文化与西方宗教文化、伊斯兰民族与西方民族的冲突和对立,以及这种二元对立在殖民地女性形象建构中的体现.     

语境顺应视角下中国龙习语英译研究

中国龙与西方dragon有着各自鲜明的文化色彩和不同的意象特征.中国龙是权利、尊贵的象征,而西方dragon则为邪恶、魔鬼的代表,因此中国龙的英译不能对应为西方dragon.语境作为翻译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在语义的选择和语用理解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顺应论中的语境顺应角度探讨了中国龙习语的英译并分析其在不同语境影响下的翻译方法,发现这种方法是在高度灵活原则下的动态选择.对该类习语的正确翻译不仅能实现跨语言的成功交际,更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传播和交流.     

黑塞小说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吸收

赫尔曼.黑塞是很难得的通晓中国精神文化的西方大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与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全面的关联。本文探讨了产生这种关联的途径,即包括题材改编,中国意象与象征手法的运用,中国哲学与人物形象、主题的融合及个别重大作品的东方寓言性等,最后重点讨论了黑塞代表作《玻璃球游戏》对中国文化全方位的吸收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