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释读"五四"时期情爱小说 --兼论张资平及其情爱小说的历史评价

"五四"运动之际,情爱小说占小说的90%之多,在"五四"这个深刻的背景下,对情爱小说的反封建礼教、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意义当有充分的估计.时至今日,我们对情欲与文明关系的复杂表现、对情爱与文明进程的思考,在文学上仍远远不够.在大量再版那个时期的情爱小说的今天,我们对张资平、张爱玲到当代一批小说家在这方面的"一脉相承",当有一个清醒的也是全新的描述,这不独在文学创作上有打通"现代"与"当代"的"史"上的意义,更有现实的价值.     

同志伴侣：革命长廊里携手并进——17年农村题材小说的革命情爱叙事研究

17年农村题材小说中,革命话语体系对农民的情爱表达方式进行了严格的过滤,"同志伴侣"成为革命情爱的标准模式.这种模式尽管使得民众在"冷战焦虑"之中能够快速而有效地建立起民族自信心,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主义想像共同体"的顺利进程,但是,它也规训了情爱话语的无穷活力,从而影响了文学审美中人性深度的挖掘.这也是17年农村文本远离当下读者阅读视野的原因之一.     

爱和艺术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论歌德的《亲和力》和本雅明对“无性美学”的批判

在<亲和力>这部歌德的晚期作品中,诗人探求的是"情爱美学",重在"无性美学"的理念.他试图从性的欲望中逃脱出来,寻求一种"无性的圣洁".情爱和性欲作为决定婚姻选择的亲和力,成为引导命运的一种力量.在现实世界中,歌德的"情爱"无法逃脱"爱欲"的支配,注定是失败者.在虚构的世界中, 歌德试图与这一"命运"进行抗争.本文尝试从歌德<亲和力>的创作以及本雅明对歇德的文学批评入手,通过对作品"实在内涵"的分析,探求其"真实内涵",即作品中"不可见"的一面.     

"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在"十七年文学"思想膨胀的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牵引.工农兵文学谱系中的情爱叙事,要么被作家严严遮蔽了,要么被红色政治理性高高地供奉于理想天国,它是神圣而非世俗的,它是革命而非是个人的,它是纯洁而必须是禁欲的.情爱本身应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私密性,不仅没能得切实的再现或表达,更被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格式为了"革命十恋爱"、"奖章十恋爱"的叙事模式.     

妻子、情爱与美的牢狱--关于许地山散文集《空山灵雨》的解读

多年来学术界对许地山的<空山灵雨>,多侧重于"宗教"视角来解读,不可避免地出现牵强附会的诠释.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爱"的视角,重新解读这本集子中关于"妻子"、"情爱"与"美的牢狱"的话题,深入探讨两性在"情爱"上衍生出种种复杂的况味和表现形态.     

“三言”、“二拍”情爱描写的观照

"三言"、"二拍"中情爱描写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明代中后期的时代文化环境、作家的情爱观念、读者的阅读趣味以及商业出版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作品有力冲击了封建理学的道德伦理体系,从而在更高一级的层面上揭示出中国小说从神化到人化、从自教化至世俗化演进的发展倾向."三言"、"二拍"对古代情爱文学题材的大突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思想意义.     

从冯梦龙的情爱观分析"三言"中商贾的婚恋态度

文学是人学,是心学.冯梦龙的"三言"是其思想和情感的重要展现.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带来哲学上王学左派的兴起与文学上市民文学的繁荣,对冯梦龙的情爱观产生重要影响.从冯梦龙特有的文化人格和心态,深刻剖析"三言"中商贾对待婚恋的不同态度,是掌握 "三言"中商贾形象特征和了解冯梦龙情爱观的独特视野.     

传统与现代之间女性的情爱镜像——凌叔华小说物体意象解读

凌叔华从女性生存方式和女性生命角度出发来审视女性情爱意识的觉醒,带着名门闺秀独到的审美趣味,成功地借助"花"、"鸟"、"花瓶"、"镜子"这样一些与女性密切相关的物体意象,抒写着处于传统和现代夹缝之中的女性的情爱困惑,诉说着女性忧郁而枯寂的人生命运.     

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的性别政治

在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叙述模式中,存在着革命权力秩序与性别权力秩序相互纠缠的现象,本论文从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革命女性的形象书写入手,通过对情爱关系中的性别政治、革命女性的浪漫之爱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美学实践的影响以及对革命女性的情爱心理中同情即爱的情爱特质的分析出发,试图呈现革命女性性别在政治权力秩序转化为情感秩序时的独特作用.     

众星拱月与从一而终——从《书剑恩仇录》看金庸的情爱观

金庸小说中的情爱抒写大都借用中国古典小说及传统武侠小说常用的"一男数女,众星拱月"模式,主人公三妻四妾,拥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式结局是此类小说的通例,从形式上看,金庸没有超越这种模式,但他笔下的人物却有着强烈的现代心理意识,这种"旧瓶装新酒"的翻新既赋予了旧形式新的意义,更重要的,这种写情也使他笔下的情爱故事更能契合现代人的心理,而且,金庸的爱情故事绝大多数以悲剧收场也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武侠类小说的情爱观.     

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情爱观的变化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当代中国大学生情爱观的演变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在对当今大学生情爱观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描述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学生情爱观的发展变化.并从情爱动机、择偶标准、友谊观、贞洁观、家庭观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情爱观嬗变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转型期大学生情爱观变化给社会和大学生自身带来的挑战,进而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提出应对之道.     

《老子》中的性

性欲和性别是早期道家关注的主要主题.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讨论或多或少是摆脱了情爱的内涵的.<老子>谈到的性欲远远地超乎人之上,它是在生物学和宇宙学的框架之中展开的.道家关于性欲的观念具有一种"性的疏远"--一种对欧洲古代和现代情爱观念的疏远.另一方面,源于希腊古典时期的"情爱"的古老模式,又颇类似于<老子>中关于性的想象.<老子>不赞成苏格拉底式的厄洛斯的"对身体的克服"--这一点,就像在基督教的许多信仰派别那里一样,因为对身体的克服很容易转变成对身体的蔑视.此外.对于<老子>来说,人际关系并不是进入性交的一把钥匙.而且,最终在性交中起作用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人与神圣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超越感官的东西黏附于性欲之上,身体也好,世俗的东西也好,都不可能通过性交而被超越.西方哲学所走的是一条区分情爱和性欲的道路,<老子>一书中是不曾涉及此区别的.     

文化价值取向&#183;个性主义&#183;情爱世界——苏曼殊、郁达夫情爱小说比较论（四）

苏曼殊和郁达夫以男女情爱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是对五四浪漫抒情小说的一种重要贡献.同样是基于敏感的心灵对时代的感应,苏曼殊小说中的情爱世界是社会的、伦理的、以婚姻为基础的;而郁达夫的是个人的、心理的、以情欲为基础的,古典言情小说中的"情-礼"矛盾转化为内心的"灵-肉"的冲突.同样是高张个性主义的大旗,但苏曼殊侧重于本体意味上的"性",显得高洁脱俗;而郁达夫强调世俗的"情",显得愤激凌厉.     

伤春与悲秋——略探易安词中的女性意识

"女伤眷"与"士悲秋"是历来为中国诗歌传统所钟爱的主题,在中国诗歌史上,伤春情结似总与女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士悲秋"则主要凝淀为男性生命意识和政治意识的抒发.然而在易安词中,女性生命悲剧意识的触角越过了这一性别畛域,易安词的特点就在于她将伤春与悲秋情绪几乎都完全浓缩成了女性情怀中情爱的悲凉,将所有的生命意识、社会意识都浓缩成女性情怀中最为柔弱、最为凄美的情爱意识.     

文化中为救赎的情爱——虹影长篇小说的母题

旅英华文作家虹影的小说创作,用一种回审的视角,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审视;其长篇小说多以情爱为母题,即被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冲突包围的情爱,是旨向救赎的情爱.     

世俗情爱的神圣化——浅议旧约中的《雅歌》

<雅歌>是<圣经>中惟一以赞颂情爱为主题的诗集.它之所以具有被列入正典的地位,在于最初希伯来人的<旧约>神学观点中并无"灵"与"肉"分离的思想,尤其是完全没有"灵洁"、"肉秽"的观念.以后又经过后人不断地诠释和引申,使其原本意义单纯的以人间男女情爱为主题的内容被看作是上帝爱以色列人的比喻,或者在基督信仰中被视为是基督爱教会的比喻,从而在寓意和象征上实现了文学向宗教的转化,并取得了牢固的神圣性.     

"真爱总是与痛苦结亲"--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爱情形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独特的情爱观.他认为,真爱总是与痛苦结亲.陀氏小说主人公的爱情都是名副其实的"苦恋".这种苦恋主要呈现为三种形态一、混杂着恨的苦恋;二、承载着自卑的苦恋;三、"多余者"的苦恋.     

论《阿黛尔·雨果的故事》中的“疯癫”

传记影片《阿黛尔·雨果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对情爱偏执到近乎疯狂的女主人公阿黛尔.雨果的形象,在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究其原因,除了影片主创人员对影片恰到好处的把握之外,还因为阿黛尔对虚幻情爱的偏执追求,隐秘地展示了人的一种无法直抒的需要:疯癫、虚幻与沉迷,使该影片及阿黛尔的形象具有超凡脱俗的魅力。这种常被视作病态的"疯癫"对人的自我满足及整个人类的文明史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沈从文小说中的民俗意象化叙事

从民俗学角度看,沈从文小说中出现的审美意象显示出与民间情爱主题的某种关联风、云、雨、水是天地造化的结果,也是具有情爱内涵的意象;自然界许多动植物被赋予了情爱和子嗣繁衍的内涵;民俗节日也是民间男欢女爱的时节.小说中民俗风物的意象化是作者叙事建构的结果.     

从尊崇门当户对到信奉郎才女貌——解读《游仙窟》中唐代爱情婚姻观念的转变

"门当户对"的爱情婚姻观念自魏晋六朝一直延续到唐代,唐高祖、唐太宗、武则天等统治者大力打击门阀制度,使社会上不良婚姻风气有所改观.《游仙窟》中对士人才学、女子容貌的细致描写以及情爱场面的大胆描述,反映出唐代士人的爱情婚姻观念,由重视"门当户对"向"门当户对"与"郎才女貌"并重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