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孽海花》的语言特色

《孽海花》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进步的政治倾向。它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晚清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昭示了晚清社会的必然崩溃,同时也传达了革命必然成功的信号,在晚清小说当中,“实不愧为一部杰作”（阿英《晚清小说史》）。好的内容离不开好的语言形式来表达,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孽海花》的语言,既典雅又通俗,既生动又形象,既有对前人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行文运笔讲求辞藻、明征暗引、多经推敲,是继《红楼梦》语言革命之后的又一典范之作,下面,就让我们对《孽海花》的语言特色作些具体分析。一、语言形式的…     

一部具有爱国与民主思想的历史小说——评《孽海花》的主导倾向

<正> 《孽海花》是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一九○五年初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学者纷纷进行考证与索隐。晚清近千部小说绝大多数已湮没无闻,而它却受到读者欢迎,获得人们好评,原因何在?首先,是因为它在内容上具有鲁迅肯定过的“揭发伏藏”,“纠弹”“时政”的批判倾向,在艺术上有“结构工巧,文采斐然”的特点。除此而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如阿英同志所指出,它“表示了一种很强的革命倾向”,“李伯元、吴研人亦不得不屈居其下”。鲁迅先生与阿英对《孽海花》的分析评价,符合作品实际,故一向为人们所赞同。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有些评论认为它并不反对封建统治,只是“对于封建制度的个别方面有些牢骚”;并指     

论晚清小说理论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有两个辉煌的时期:一是宋代话本小说,它奠定了古典白话小说的模式;一是晚清小说,它为“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运动,起了先声的作用.之所以说晚清小说是辉煌的,这是由于它是在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在小说理论的指导下蓬勃兴起的,有着明确的为改良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晚清小说及晚清小说理论的繁荣兴盛,这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及的。     

论中国现代小说形成发展中的三个环扣——“五四”文学思潮流变研究之一

历史固然是由各种偶然的人物和事件组成,但都受其内部规律支配并具有螺旋形前进的发展趋势。晚清,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冲击着中国文艺思想时,“小说界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十世纪的一、二十年代,随着“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小说观又一次进行了革命。如何说明这两次革命的内部规律以及它们的发展趋势,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从“公性情”到“人的文学”——现代小说文学观念的形成晚清“小说界革命”究竟给中国现代小说贡献了什么,现今学术界的答案是:把小说列为文学正宗的地位和把小说的社会作用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确实,作为“小说界革命”的纲领的《论小说     

《孽海花》中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之内因浅析

《孽海花》历来被公认为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小说在表现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推移”、“政治的变动”中，都不同程度地隐含了对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与揭露。试图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官员的昏庸无能、上流士绅的风尚三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内在原因。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同异论

晚清与“五四”小说变革虽有动机上的相近之处,却有性质上的不同.这导致晚清小说与“五四”小说出现了形态上的差别.晚清小说变革持续的时间、规模都超过“五四”,但却没有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主要原因在于晚清小说变革是非自觉的文学变革.相比而言,“五四”小说变革的自觉性更强,也更注重文学自身的特征.晚清小说变革并非必然走向“五四”小说,它的变革路径与“五四”有很大不同,即基本保留古典小说模式,只是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容纳一些新的思想、艺术因素.“五四”小说变革因历史背景、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就是精神与艺术的一体化即“心理化”.通过“心理化”,“五四”小说最终实现了中国小说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变.     

论《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论述了《孽海花》在晚清谴责小说中的独特性,恰在它超越了"谴责小说"的概念所包含的一般主题和叙事方式.并指出曾朴的《孽海花》,在历史小说的意识和叙事方式上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规范,代表着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雏形.     

男性想象中的“国女革命”——论晚清小说《女娲石》

《女娲石》是晚清一部未完成的政治幻想小说,描写了中华大地上一场由“国女”领导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所谓“国女”,本来是指兼具尚武精神和科学精神,并以此为武器主动投身政治生活、承担政治责任的女公民。然而,我们却在小说中发现,国女实际上是男性理想人格在女性身上的重塑。性别革命被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强势话语架空。本文试图厘清此种困境产生的逻辑线索,并指出：困境的根源是隐蔽在小说中的男性价值,而男性价值恰恰来源于“国女革命”的创作者——小说家。     

“言文一致”与方言小说——清末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与“言文一致”、“小说界革命”的思潮密切相联系,晚清对用方言写小说形成一个理论自觉,也出现一批方言小说,其中以吴语小说和京语小说最具代表,可谓别开生面。但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来模拟口语的逻辑与小说“开民智”要求的普及性,以及小说语言的艺术性形成矛盾。重视小说艺术性的小说家就提出“另为一种言语”和“另造一种通行文字”的观点,这种兼顾口语化、普泛性和艺术性的白话书面语革新,才符合“官话一国语”建构的路径,为小说语言的由俗变雅提供了可能,也修正了方言小说的弊端,但这一理论真正的实现则在五四时期。     

晚清小说中政治话语的建构与消解

晚清小说界革命在政治视域误读传统文学的偏执下,带来了文学格局的调整,并在小说内部建立起一套政治话语形式,渗透进各类小说创作中。晚清小说变革排斥了传统小说的娱乐功能,造成了政治话语对传统“事学话语”的压抑。另一方面,“新小说”内部开始了从政治话语向“事学话语”的蜕变,这种以娱乐为导向的“事学话语”构成了对政治话语的消解,使得“新小说”成为了孕育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娱乐主义小说的腹地。     

晚清小说观念与小说思潮

晚清现代小说观念的萌动,晚于侠义公案小说潮,二者间的精神向度与价值选择存在着文化时差。“小说界革命”时期的“新小说”观念则直接促生了“新小说”潮,二者间相互声援,共同推动着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与创作由古典向现代转型。晚清“小说游戏”观念及其“鸳鸯蝴蝶派”小说潮,在近现代启蒙主义思潮的两个高峰间,形成民间通俗文化的蓬勃景观,尴尬地成为“五四”新文学的制衡对象与起点。     

怨恨&#183;颓废&#183;回瞥——对魏秀仁《花月痕》中现代性体验的解读

“晚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难以定位的“乱世”,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晚清小说折射了晚清一代中国人的想象和认同,对历史的体认及对自我的理解。文章从现代性体验的角度来重新切入《花月痕》这部被人遗忘的晚清重要小说,考察这部“乱世飘零文本”中所蕴涵的怨恨、颓废、回瞥等现代性因子,并以此作为晚清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的文学“表征”,烛照晚清中国人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及其排遣的历史方式。     

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

梁启超等的“小说界革命”引发社会对群治的普遍关注;时代的变革,科考废止和新学制的设立,促使晚清小说的创作和阅读队伍发生新变。小说杂志的勃兴,为晚清小说的群体关怀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以群治为指归的报刊舆论圈和白话文运动,使晚清小说呈现出群体关怀的趋向。     

"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的小说翻译

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的文学翻译并没有从根本上脱离“中体西用”的翻译原则.从晚清译者文学翻译的具体实例中可见,晚清译者的小说翻译策略主要受小说翻译的工具主义本质、封建礼教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中心观等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主要是小说翻译)的目的不是对文学本身的学习与借鉴,而是译者结合时政用来表达个人见解、宣扬传统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工具.翻译时译者大都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大量使用删减、增补和改写的方法,用以满足国内读者的审美需求和阅读习惯,以迎合本土文化的主流价值标准.在翻译活动中社会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译作显现出浓厚的本土化色彩和鲜明的时代气息.     

当代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现代”意义

当代英语世界对于晚清小说的研究迥异于国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政治/革命视角,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韩南、王德威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专注于发掘晚清小说的"现代"意义,充分肯定其叙述视角的独特意义与人物形象的自我意识。他们的研究突出了晚清小说叙述主体的创新意识,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路径扩展至晚清时期,进而揭示中国文学与众不同的"现代性"。究其原因,既有当代英语世界学者自身的研究动力,也是晚清小说创作主体和西方话语的跨时空对话的结果。创作主体的现代意识与读者深切的现代感受交融,生成当代英语世界学者对晚清小说多重现代性特征的理解:晚清小说作家不仅具有"现代"商业意识,而且还具有"现代性"的内在张力。     

康有为“新学”与晚清“小说界革命”——兼及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康有为的“新学”动摇了传统文学观念赖以存在的思想价值根基,从而使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正统文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康有为从其“新学”思想出发对通俗小说的肯定与提倡,为通俗小说地位的历史性提升与士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与批评扫清了障碍,从而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乃至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论《老残游记》《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似乎已成学术界的定论,然而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解构恰恰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命名谴责小说时,因为它们与《儒林外史》艺术表现上的密切联系,认为它们没有达到讽刺标准而堕入"谴责小说";然而,《老残游记》《孽海花》都很少使用讽刺技巧,而是以抒情与浪漫著称。从文类上看,《老残游记》是游记体的抒情小说,《孽海花》则是浪漫抒情式的历史小说。将《老残游记》《孽海花》从"谴责小说"中抽离出去,显然代表着一种整体方向上的估价,即不能以讽刺与谴责的眼光来审视《老残游记》《孽海花》,因为那样会偏离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晚清“科学小说翻译热”与日本的影响—以梁启超和鲁迅的中译本为例

晚清,在西方科学小说的东渐史上,大量经由日本输入的科学小说如何被移植是中日近代翻译史研究中不应回避的问题。从影响研究的视角,通过对凡尔纳作品的日汉译本对比,考察科学小说在日本明治及中国晚清时期的接受背景及接受态度,分析日本在晚清中国接受西方文学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并通过考察中文译本的取舍特点,找出中日不同文本内含的多元特征以及各个“文本”的文学性差异,探索凡尔纳在明治和晚清的传播、影响轨迹。     

简论曾朴《孽海花》和张鸿《续孽海花》两书的31回至35回

“东亚病夫”曾朴的《孽海花》是以清代苏州状元金沟和傅彩云(即后来的赛金花)为主线写的一部反映清末三十年重大历史事件的章回小说。曾朴是根据“爱自由者”金松岑已经写成的前六回加以修改,而后续写下去的。他“想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而“所写人物皆有事实可指”。当时计划用六十回写完全书,并和金松岑合拟了六十回的回目;但是后来由于曾朴体弱多病和事务繁多,只能断断续续地撰写和修改,而且也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拟定的回目写。以后在读者的殷切盼望和敦促下,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1930年才发表到第三十五回。当曾朴觉着自己疾病不断,心境不佳,无意续写的时候,遂嘱讬他的老友“燕谷老人”张鸿代他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