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庄子的社会批判思想

庄子的社会批判思想是庄子哲学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庄子通过对治人治世的批判、对心计与知识的批判、对忠孝仁义、名利思想的批判,深刻揭露了所谓的文明社会的弊端,抒发了他对自然无为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试论庄子对先秦立言观的批判与超越

立言是先秦时期“三不朽”之一。基于对道的体认,庄子对先秦立言观进行了批判,反对以言立道。为突破“道不可言”的困局,庄子创造性地提出并使用了三言,即寓言、重言、卮言。寓言是借他人、他物所说的话,重言是使人信服的庄重之言、耆艾之言,卮言是如酒一般让人品味又使人神往的载道之言。三言是《庄子》三种最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法,是构成其艺术特征的关键所在。     

简论庄子的人生观

庄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其人生观有着独特的内容,挖掘并研究这些内容,实现其传统价值的现代转换,对我国的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简论庄子哲学话题

作为老子学说的推进者,庄子的哲学思考也围绕着道这个核心范畴展开,涵盖宇宙、人生、社会三个论域。庄子哲学的第一个话题是宇宙,强调道与万物同在。第二个话题是人生,主张做人以道为归依,批评以我观物的世俗之见。第三个话题则是社会,把老子以道救世的政治哲学思路,改变为以道应世的人生哲学诉求。     

郭沫若《庄子批判》之批判

郭沫若一生的庄子情结弥散于其创作作品和学术成果之中。《十批判书》郭颇自重,然唯于其中最短之《庄子批判》一节终觉勉强无甚新意。再版时亲自揭陈其核心观点暨通篇基础之论——庄出颜氏之儒似见于章太炎。对勘可见,通篇荦荦大端处甚至遣词与章几无二致。郭后自注亦再次明确为曾见于。庄出颜氏说得益于杨慎否定庄子为子夏等入世派,而系之颜回之门则肇自黄宗羲。更大传统则是始于韩愈一反太史公剽剥儒墨之说而所主张的庄出儒门。宋明至今,主此说者于每见当世大家。其于思想史则在于儒道之间存在着互补通变之基础和逻辑。通变的可能和互补的基础在于极致处同源又同归。章郭以颜回和庄子为接应深入辨析儒道通变,既是庄出颜氏之深化,亦该假说之价值所在。余英时就《十批》挑起的钱郭之争,引起了包括白寿彝、翟清福、傅杰等,甚至民间持续数十年之聚讼。钱穆后出之庄学著论新说皆一如章郭。钱未出注并非其不诚实。面对现代学术转型期的民国学风,尤其是面对以新我国学、更造文化为己任之求新派在热切地想重整乾坤、再造中华时,后学过多苛察了当时本是求新派彼此呼应的风气,而过少置问题本身于宋元以降之学术史背景。后学当同情地进入彼时之当下,如以当下入彼时,质证前贤,岂非以孟庄时代之儒道质诸春秋之孔老!殊不知庄孟尔汝之别,不能掩盖孔老相得之雅。     

庄子的美丑观

《庄子》一书、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其哲学思想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思想,形成了独特的、自成一家的美学思想体系,对中国古典美学及文学艺术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庄子的美学思想,近年来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陆续有不少文章进行了研究探讨,而在庄子的美丑观问题上,大多以为庄子从相对主义出发从而导致对于美丑区别的否定,取消了     

简论政府公车改革的基本思路

当前,政府机关公车腐败问题屡禁不绝,公务用车运输成本高居不下,国家财政为此所负担的费用支出不断增加,广大群众对此意见纷纷,要求对现行的公车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很高。近年来,社会各界也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的一些思路,一些地区政府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现行制度进行改进,但改革不是难以深化,就是收效不大。公车改革的任务仍十分艰巨。一公务用车是政府部门后勤机关为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交通服务的重要形式。我国的公车制度源自前苏联,从解放初由供给制产生,其特点是按干部级别配车。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干部按级别配车控制得较为…     

庄子生命观解读

本文从四个方面解读了庄子的生命观,认为《庄子》一书,主要描绘了人处在世间典型的双重存在特征,即无休止地在现实生命与精神生命里徘徊,这也成为庄子生命观的精神基点。在此基础上,庄子提出了人在世间的处人与自处之道。庄子对人世间苦痛的感受和他对精神自由的崇尚都因比一般人更深沉而具有了＂原型＂意义,对后世中国人的心灵影响深远。     

庄子自由观浅析

自由是贯穿庄子哲学的一条主线,他对自由的探讨是以自然、道作为本体论依据,来证明其自身的合理性,并由此上升到自由的境界上,亦即生命本体之证悟上.最后,他面对所处的社会现实与人生困境,主张齐万物、一生死,通过"吾丧我"、"以明"、"心斋"、"坐忘"等方法达到主体逍遥之境界.庄子的这种自由观有其局限性,但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却是不可否认的.     

庄子命运观初探

“命”或“命运”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观念。中国古代贤哲对何者为“命”,如何对待“命运”等问题都作过认真的思考和回答。庄子的人生观是其中较大的一种。他相信有命,进而主张知命、安命,并企求于命中获得人生的自由。因此,对庄子“命”论的研究,是理解庄子以及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途径之一。     

论庄子的语言观

庄子哲学有独特的魅力 ,这得益于他对语言的独特把握。他认为语言产生于人心 ,是“知”的表现 ;语言是一种工具 ,其功能是有限的。在语言理解上 ,应“不落言筌”、“得意忘言”。这对后世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把庄子的语言观放到他的哲学背景中来考察 ,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展现庄学的特色     

论庄子的语言观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286年),名周,战国时蒙人,曾作过漆园吏。他的思想“要旨本归于老子之言”。《庄子》这部书,《汉书·文艺志》著录为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一般认为,其中《内篇》七篇在命题、思想、文风上都比较统一,是庄子亲手所写,代表了庄子本人的思想,而《外篇》十五篇和《杂篇》十一篇则可能出自庄子的弟子及后来的道家之手。     

批判的终结——评“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观

进入90年代,几乎整个人类都浸泡在经济的海洋中,思想的花朵开始枯萎,哲学成了不合时宜的“文物”。所以,“批判”这个带有浓重理性色彩的词语几乎被人们忘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感性地体验着“竞争”的乐趣。但是,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批判”一词曾经红火过,在今天回忆起这个词语,或许能够获得些微的学术乐趣。因为一个无批判和不再需要批判的时代,可能恰恰是从激烈的批判时代衍生而来的。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的批判理论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在它之后的思想家又怎能再度拣起批判的“眼镜”呢?     

论庄子对艺术成规的批判

在《庄子》一书中,不但有着对美的宏观描述,也有着对艺术的具体批判和要求。庄子追求"至德之世"的艺术,因而认为媚于世俗的作品受到艺术成规严重限制,失去了内省性与独创性,必须废除外化的艺术成规,让人民回返到内敛的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庄子也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些达到艺术至高境界的道路。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庄子也发现了自己的两难处境。     

庄子的批判精神与后现代性

庄子破“待”追求“无待”的批判精神 ,曾被贬为阿Q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庄子所解构的“待” ,作为“礼乐文化”的异化 ,不仅实实在在 ,而且极为深刻 ,醒世千古。庄子解构性的批判具有“后现代性” ,但又不能归结为“后现代性”。因为庄子并未从解构走向虚无主义 ,而有更高的追求。庄子所追求的“无待” ,乃是精神上的理想境界。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性”发生异化时出现的批判思潮。“后现代性”的合理限度 ,只在解构“现代性”异化和引导创新 ,超出这个限度 ,就必然导致虚无主义     

庄子的“是非”观

庄子的学术贡献之一在于对"是非"的探讨和研究。庄子认为"是非"的来源在于"成心";同时,"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彰是非而"道"亏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语言的有限性,一方面在于知识的有限性。与庄子相类,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也关注到了虚假与错误的问题。近代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更是对真理和错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得出了与庄子基本相同的结论,并提出了人类避免错误的普遍原则和方法,可与庄子的"是非"观相互比较。     

伯林自由观批判

本文对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文章以伯林关于自由理论的代表作<两种自由概念>为主要研究对象,逐个分析和评论了其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指出(1)他时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截然割裂是站不住脚的,消极自由并不优于积极自由,对积极自由的批评也可运用于消极自由之上;(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两种自由哪个更重要,而在于自由为什么变成了不自由,伯林由于无视异化理论而绕开了这一问题;(3)理性与自由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林出于经验主义的偏见而割裂了这种关系,使自由停留于最低级的形式中.     

后现代知识观与社会批判方法的知识学意义

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仅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之类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知识论回到经验论。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确证"这一条件,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     

西田国家观批判

西田论述的国家实际上是理念上的“世界史的国家”,而不是历史现实中的国家。然而,在论述国家拥有的“绝对性价值”时,他终将理念上的“世界史的国家”具体化为以皇室为中心的日本,并以此诠释日本国体的“特殊性”,暴露出西田国家观的矛盾性。西田国家观表现出与战时日本社会思潮一致的强烈抵制国际通用理念和近代意识的倾向。战时,在日本社会大肆宣扬“东亚共存共荣”、“充当东亚领袖”的语境下,西田的“世界新秩序原理”不仅没能突破侵略主义、帝国主义的窠臼,而且为军部推行的侵略亚洲政策提供了“原理”和“道义”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