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     

“心”“理”之间——试析朱九江《答求书者书》

《答求书者书》是朱九江书学思想的侧面写照,一个看似“孤掌难鸣”的拒书行为,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纯真本质,践行了“孔子的学说,是以知为手段,以行为目的的学说,亦即是以成就道德为目的的学说。”朱九江与谢兰生、康有为之间的书学承续以及白沙心学对朱九江理学思想品格的影响,表明朱九江的书学思想不仅源于儒家哲学及其伦理传统,紧扣中国文化精神,也回应了时代学风。     

康有为对韩非的身份归属与对法的矛盾心态

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韩非纳入视野。就身份归属而言,康有为有时将韩非视为老子后学,有时又将韩非归为法家。韩非在康有为视界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身份归属具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韩非思想以法为重心。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对法的态度和理解奠定了对韩非的矛盾心态和评价。康有为强调韩非思想与老子、杨朱代表的道家,与荀子代表的儒家以及与申不害、商鞅代表的法家思想具有内在关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发微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的形成以其早年教育为主要背景,集中体现在《教学通议》一书中,以尊崇《周礼》为其鲜明的特色。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继承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传统,并孕有近代维新变法的政治因子,是康有为戊戌时期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准备。     

“通古今之变”：康有为儒家宪政思想的创立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大师,为解决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出路问题,康有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在学术上首创借用西学因素以＂通古今之变＂的论证模式;康有为首次提出宪法概念,从＂仁＂出发,进行了民本-民权-人权的阐释。康氏用西学对儒家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首创儒家宪政思想,即建构对国家权力有所制约的君主立宪制度,体现为传承、西化、实践儒学,给新儒家提供了智识资源,开启了后人建构中国独特的儒家宪政制度的新思维。     

为自由鼓,为平等呼,为大同书--纪念《大同书》公开发表70周年

本文对康有为的社会变革思想和大同社会理念进行了初步评介.指出康有为的社会变革思想融中国传统哲学变化日新的观念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想为一体,具有变法图强、强国富民的积极社会意义.他所鼓吹的改良维新主张,又显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同样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是儒家大同理想与西方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理念融通的结果.     

试论康有为的终极关怀

康有为以大同理想作为终极目标,从道德和宗教两个层面同时建构其终极关怀体系,不仅实现了"仁"的本体境界的深化与突破,而且使传统儒学的核心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首开近代终极关怀思想之先河,深刻影响了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终极关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康有为列为新儒家的先驱或启蒙,似不为过.     

从康有为两种人格价值观看近代启蒙人格价值观的冲突与困惑

在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中,西方近代人道主义人格价值观传入中国,与中国古代儒家传统的道德人格价值现发生冲突.康有为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开风气之先宣传人道主义思想,从唯物本体论、自然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了肯定人自身价值的人道主义人格价值现,批判了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人格价值既.但康有为不同意否定中国儒学传统,认为儒学是中国重要的思想资源,他把人道主义的“博爱之德”作为新的儒家道德核心内容,并系统地从本体论、道德人性论诸方面论证“以仁为本”,仁义道德至高无上,试图重构新的儒家道德人格价值观.康有为思想中这种人格价值观的二重性,标志着儒学在近代的蜕变、转化,同时反映了中国近代启蒙中两种人格价值现的冲突与困惑.     

论康有为的伪儒本质

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立教,而康有为只是一个伪儒家,其思想实乃对儒家义理之背离。康有为有多重身份,作为学问家他歪曲儒家义理以为政治之用;作为政治家,他伪托孔子之名以为变法之用;作为宗教家,他以孔教之名以为宗教干政之用;作为所谓的"南海圣人",他有"圣人"之名而无圣人之实,实乃一代伪儒、贼儒。     

试析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思想停滞倒退的原因

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揭示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思想滞后几方的原因,在分析其受到社会及传统文化影响的同时,特别探讨了他政治人性化的消极作用。     

萧氏文学思想中的诗教观分析

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父子四人深受儒家文学观念、特别是儒家诗教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构成了四萧文学思想中非常特殊的一面。但是他们对此却没有正面提倡,而是经常在公共场合表现出相反的一面,这就形成了他们所提倡的儒家文学观念。这种儒家文学观念自有其形成原因。文章将对此形成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     

吕思勉对康有为今文经说的继承与扬弃

在学术研究上,吕思勉曾深受康有为今文经说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以新史家的眼光研治经学的,因而又逐渐摆脱了今文学派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对今古文的贯通研究。在经世思想上,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直为吕思勉所奉仰,并且成为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吕思勉对康有为经说的继承与扬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今文经学的发展走向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南宋理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试析

宋代理学到南宋孝宗、宁宗时期达到极盛 ,但无论从理学道统承传方面还是从社会政治条件方面看 ,孝宗之前的高宗朝实为理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理学由北宋时的民间之学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 ,活跃于高宗朝的程门弟子对二程学说的极力推展是一重要因素。同时 ,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 ,高宗集团选择了主和派的妥协主张 ,并有意识地寻找与这一政策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 ,程系理学正是在这一现实政治需要中得到高宗集团的接纳、支持而逐渐繁荣兴盛起来。到孝宗朝 ,朱熹使理学形成庞大的思想体系 ,标志着中国古典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孔子“德治”思想断论

孔子的政治思想以德治为基本特征,其德治思想源远流长,是对远古和三代以来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和发展.孔子的德治思想内涵丰富,自成体系,相当精辟,是儒家德治主义政治思想不可动摇的基础.在中国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上,众多思想家丰富和完善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形成了法治与德治并用的完整理论,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