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之比较研究

侦探小说是以案件的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领域的小说。学术界一般把1841年爱伦.坡发表的《莫格街凶杀案》作为世界侦探小说诞生的标志,而真正使侦探小说风靡全球的则是柯南.道尔和他的《福尔摩斯探案》。西方侦探小说对中国侦探小说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必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在小说功能、小说题材、办案依据、对官方侦探的评价以及小说平民色彩方面有一定的差异性。     

程小青侦探小说创作的现代性追求

程小青侦探小说的价值更多体现在思想价值、文献价值、文学变革等方面,其中也反映出程小青强烈的现代性追求。程小青以侦探小说烛照中国,诊断现代化转型中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种种病症,在宣扬科学理性精神的同时保持着审慎的批判与反思,试图破解中国落后这一"疑难案件",进而探讨得到些许建设性的方案。不过,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思索也存在误区。     

家庭文化与现代化

关于家庭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当今世界上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与实践模式,一种是西方社会的“冲突论”,另一种是日本社会的“改造论”,第三种则是中国社会(或者说华人社会)的“融合论”。三种不同的模式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家庭文化与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建立在婚姻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在不同的社会中对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冲突论” 以欧美为代表的“冲突论”的主要观点认为传统家庭文化与现代化进程是冲突的、不协调的。现代化的进程将抵制传统家庭文化,并使传统家庭走向淡化和解体。 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科特·帕森斯在谈到家庭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时,强调了家庭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解组过程。他认为     

中国特色词语英译的规范化

中英两种语言承载着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这是由各自的民族心理、传统习俗、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和自然因素构成的。这种文化差异造成了文化空缺现象,所以在跨文化交际中许多词语难以找到对应词语,因此其翻译就成了一大难题。本文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对中国特色词语进行分析,肯定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探讨了对这些词语的翻译策略并阐述了其翻译规范化的必要性。该研究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文化空缺造成的译文难以理解和缺乏规范的问题。     

从实证研究看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

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宗教的产生方面,也体现在宗教不断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过程方面,同时,还体现在宗教对社会的影响方面。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基督教是一种舶来品,它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自然另有一番特色。而且,由于中国社会自身的各种因素与之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这样一种特色就越加突出。本文试从实证研究的三个方面,即北京基督教不同形式的教会组织、中国基督徒的身份认同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社会道德重建方面的影响出发,来探讨基督教①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关系。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政治化

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经翻译,而在佛经翻译过程中,翻译与政治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更好地进入到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中,佛教不断顺应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同时,国家权力将佛经翻译作为一种国家文化事业,倾注国家之力,成立国家译场并设立僧官制度,将佛经翻译政治化。作为政治权力话语的产物,佛经的翻译标准、翻译方法和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译研究逐渐开始向文化转型,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则是八十年代初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大潮中兴起的一派译论。一方面,由于翻译与女性有着同样的遭遇,在各自从属的等级秩序中都处于弱势地位,人们惯常用性别话语来描述翻译,将翻译女性化,翻译文献中因而含有大量的性别歧视语言。这些性别歧视涉及三个方面:描述原作与译作关系的性别隐喻、描述翻译过程的性别话语以及译语使用上的性别问题。另一方面,翻译是女性进入文学界以及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途径。     

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的伦理型管理模式探究

文化体系与管理模式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在不同文化体系下会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独特管理模式。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现存至今且具有广泛影响的一级文化体系,受诸多特有因素影响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文化生态。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管理所依凭的根本手段、对组织成员关系的考量以及成员管理所要达成的理想目标是管理模式赖以依凭的四个最基本要素。以中国本土文化为基础,依据管理模式的四个基本要素进行针对性分析,可以得出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所特有的伦理型管理模式。作为一种成熟且影响深远的管理范型,伦理型管理模式有着自身鲜明的组织样态和特征。     

苗村观察：村落研究中的调查者与当地人之间的交换——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对少数民族社区的影响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者最主要的活动方式,尽管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坚持一种“主位”策略对他文化进行观察,但是任何田野调查都是调查者所代表的社会文化与被调查者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一种接触和互动,进入田野的方式明显带有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研究者的行为势必会影响研究客体,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他文化的变迁。本文以鄂西南的一个苗族村庄为个案,通过对进村调查者与村民之间交往活动的分析,来考察人类学田野调查对民族社区的影响问题,从而为反思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提供一些经验性启示。     

卫礼贤与“道”——《中国哲学导论》中“道”的一词多译之探究

本文通过对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卫礼贤的最后一部哲学论著《中国哲学导论》(1929)的翻译和研究,整理归纳了卫礼贤对中国哲学的核心词“道”的五种不同译法,深入剖析了他如何用“一词多译”的方法,对中国哲学史上不同文本、不同哲学家、不同时代及不同思想维度中的“道”进行诠释。同时,本文以术语学(Terminologie)为研究方法,聚焦于卫礼贤用来翻译“道”的几个德语哲学术语,并对这些词汇进行溯源。以此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卫礼贤作为对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均有深刻理解的汉学家,有意识地从跨文化比较哲学的角度出发,将“道”转换为德国哲学中与之相匹配的哲学概念,并将其介绍给德国思想界的路径。重新审视卫礼贤对“道”的“一词多译”,在加强当今中外文化互鉴和中文著作外译方面具有积极且重要的作用。     

汉人亲属关系与人神关系的互动模式——对沂蒙山区三个信仰案例的思考

信仰研究与亲属关系研究分属于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中不同的领域,向来被认为是支配不同社会的文化机制,文章试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就人神关系与亲属关系的互动而言,选取三个各有所指案例:第一个案例显示,亲属关系优越于人与神之间的信仰关系;第二个案例显示,亲属关系让位于人神关系;第三个案例显示,二者存在交叉,交相为胜.此三套逻辑是汉人亲属关系与人神信仰关系之间互动的最基本模式,对于理解汉人社会运转具有理论工具意义.     

晚清翻译现象的多元系统论阐释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TEM THEORY)是EVEN-ZOHAR提出的一种文化理论,最早成功地应用于翻译研究,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迪和指导是多方面的。结合自己对多元系统理论的理解,笔者运用多元系统理论重新审视林纾、严复的翻译策略,以期发现其翻译策略背后的文化成因。     

元朝时期权力对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的操控

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新学派和新观念层出不穷,显现了翻译研究多样化的特点。在西方,权力与翻译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90年代译学＂文化转向＂以来,突出权力问题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转向＂已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史和译法的讨论都开始关注权力对翻译的影响。对于中国译学界来说＂,权力转向＂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新的理念、范式、案例等,都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所揭示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在蒙汉翻译活动中也同样存在。然而在蒙汉翻译研究领域中,从翻译与权力视角进行探讨者寥寥无几。本文将从翻译与权力关系入手,主要以元朝时期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为例,试论权力对蒙汉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给蒙汉翻译研究做出新的尝试,拓宽研究视野。     

美国区域研究的起源、性质和挑战

A .坦斯曼 (AlanTansman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 )指出 ,区域研究是一种翻译 ,是“一种谋求通过一个跨学科的透镜来了解、分析和阐释外国文化的事业”。“了解、分析和阐释”另一种文化———无论对一名想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来说 ,还是对一名想了解印度的安哥拉人来说———都不可避免地要翻译。这首先要求外来者努力理解另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假设、含义、结构和动态 ;但也为他们创造了机会 ,去扩展 ,甚至挑战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理解。“跨文化的透镜”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任何单一的学科都无法充分地理解另一种社…     

翻译中的政治——读道格拉斯·罗宾逊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

道格拉斯·罗宾逊的翻译思想富有创见,研究涉及面广泛.本文通过分析他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一书,一来介绍他对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研究,二来阐释翻译不单指语言文字著述在不同语种间的传播和流布,更重要的是包括著述在内的诸种思想、观念、礼俗和制度等通过何种渠道、采取怎样的方式,被不同的文化所认识、选择、重组和阐释.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不自觉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中国侠的历史文化诠释

在中国侠和侠文化研究中,对侠的理解和诠释是传统文化研究中分歧较多、研究积淀中大家一致认可的东西较少、深层理论构建与创造较浅的文化现象,而将侠的文学积淀、观念形态混同于侠的历史文化本体,更是现代人在侠文化研究中的一大误区。从侠的社会历史文化变迁观照游侠,侠的发展是一个从历史到文学再到文化意义的确立过程,是史家与文人和社会大众的一种历史文化共建。从中国侠史家、文人和社会大众共建的现实诠释侠,侠就是一种特具道德意志与力量的人物、形象或人格精神,是社会存在与文学创造相结合的社会文化综合体。它包含了历史侠、文学侠、文化侠三种侠的社会文化形态,而以正义为其人格精神核心和最终的文化归宿。     

Guanxilization or categorization：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ncept of ＂us＂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面对急速的社会变迁中,需要以变迁与文化的视角来选择研究问题,而中国社会文化中群己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即“我们”概念的形成机制及其转换的可能与条件,正是一个体现着双重视角的基本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解释社会凝聚力、群体行动的逻辑,讨论国家与个人、社会与个人、类别与个人的关系;也有助于培植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资源和社会支持系统,从而促进社会合作。与以往单～机制的分析框架不同,通过对两个个案的讨论,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即：中国人“我们’概念是在社会情境的启动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影响之下,经由相互交织的“关系化”与“类别化”双重过程形成的。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和融合

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后会发生什么?虽然在社会学文献里,"同化"(assimilation)仍然是重要论述,但本文探讨的却是除了"同化"之外的其它几种可能性,如交替、混成(hybridity)和创新.作者在文中通过三个文化混成和创新的实例,深入探讨了"世界主义"这概念.这三个实例分别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史上因大规模移民和人口流动而引发的文化碰撞,当代泰国华人的婚葬仪式.在这三个实例中,作者着眼于日常生活里所具有的文化融合和混成性,这种融合可以说是几个文化不同的群体在长期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生活实践中所拥有的共同的历史和记忆,是远远超越于所谓群体忠诚这一层面的.     

我国茶艺英语研究现状述评

茶为中国国粹,中国茶艺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亦逐年扩大。作为宣传茶文化的最好方式之一,茶艺活动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将中国茶艺推向世界,对茶艺英语的研究必不可少。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茶艺英语研究的现状、特点和趋势,并对茶艺英语研究作出了三个主要方面的总结。文章指出,茶艺英语及其教学和翻译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萌芽阶段,仍有很多方面的问题急需解决。     

前进中的西安文理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学科

西安文理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建设,依托外国语言文化研究所,形成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文化与文学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3个稳定的研究方向,其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已产生一定影响,女性文学研究、生态文学研究以及跨文化交际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特色,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实现了翻译理论与地域文化翻译的有机结合。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全面性、前沿性、创新性、交叉性以及地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