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构造规律新探

一、引言史载契丹文字有大小两种:契丹大字创制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年)。突吕不、耶律鲁不古二人主其事;契丹小字可能创制于天赞初年,太祖之弟迭刺主其事。金灭辽后,亦仿契丹制作女真大小字,但契丹字仍沿用至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4年)始废。现今所见辽金时代契丹文墓碑、铜印、铜牌、铜镜、鱼符、玉盏等物,铭文亦有大小字,足证史籍记载不误。就目前所知,契丹文碑铭年代确凿者以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耶律延宁墓志》(契     

科学地把握达斡尔族族源的探讨

对达斡尔族族源的探讨自1823年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百年来在这一课题上,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曾先后产生许多不同的看法,如索伦说,白鞑靼说,蒙古分支说,契丹后裔说,还有室韦说等等。尽管说法颇多,莫衷一是,但近几十年的研究实践表明:蒙古分支说,契丹后裔说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这两说,时而争论激烈,时而单兵独进,一下一上,你追我赶。犹如历史长河中两个突出的浪尖,以其执着的论点活跃于研究领域。近年来大部分文章都是围绕这两说,或阐述见解,或予以评述。从目前来看,其中收获较大,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契丹后裔说。陈述先生著述的《关于达呼尔的来源》、《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等文章集中代表了契丹后裔说的论点。随之,新近出版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概况》和《达斡尔族简史》两书都以鲜明的观点表明,“今天     

略论“蒙古秘史学”

论题的提出 人们知道,“蒙古学”是被公认的国际性研究学科。我认为《蒙古秘史》(《元朝秘史》,下作《秘史》)一书,作为蒙古民族古典史籍、文学巨著,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且具有经久不衰的特殊魅力,可谓是一切蒙古史与所有“蒙古学”的总渊源。过去数百年间,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术界,从不同学科、不同课题角度,使用诸多语言、文字,运用种种研究方法对本书进行了研究。从事于本书的探讨与研究者,几乎遍布中外。《蒙古秘史》一书,在古今中外所有古典史籍中,号称难治,问题成堆。其中,大部悬案,假如拿出洋洋万字的专题论著,亦未必能够排解龃龉诸说之疑难,并说清问题。 这一切的因由何在?除却由该书固有的特殊性质所决定外,还由于本书的论者或研究人     

三娘子考

明代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妻三娘子,是明末蒙明关系史上的著名人物之一。明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死后,她为保持丈夫生前建立的蒙明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她多次出现在明代汉文史籍中。奇怪的是,在蒙文史籍中却不见三娘子其人,难怪张尔田先生在他校补的《蒙古源流笺证》中,曾经做出“三娘子此书无见”的结论。汉文史籍说三娘子名“克兔哈屯”,又名“也儿克兔哈屯”。但在蒙文史籍所载俺答妻妾中,却根本没有这样的名字。     

欧阳修与宋辽关系

宋辽关系中友好交往的一面,曾经在欧阳修身上有过明显的反映。史籍载有契丹降人韩皋漠受太叔所遣,请宋出兵助他谋取其国,以及宋廷二府“将议从之”等事(见于《欧阳永叔集·附录》卷五欧阳发等所述《先公事迹》。欧阳修当时反对说:“中国待夷狄,宜以信义为本。奈何欲助其叛乱?使事不成,得(何)以为辞!”主议者大笑,“曰:‘迂儒!迂儒!’公(欧阳修)力争之不已,遂止。既而虏中太叔举事不成而死。”(《欧阳永叔集·附录》卷五《先公事迹》) 欧阳修这个“以信义为本”的原则,是他儒学思想在民族关系方面的体现。这在宋辽关系中,起了促进友好的积极作用。今考之《辽史》、《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一般史籍,契丹太叔——即皇太叔耶律重元(一作宗元,辽兴宗耶律宗真之     

“新巴尔虎”小释

新巴尔虎是与陈巴尔虎相对而言的。新巴尔虎与陈巴尔虎同出一源,通称“巴尔虎”。“巴尔虎”是蒙古族中最古老的一支,史籍上早就有记载。《蒙古秘史》中称之为“巴尔浑”,《史集》上称之为“巴儿古惕”,《元史》等称之为“八儿胡”或“八儿忽”。 历史上,人们曾因大兴安岭以西的草原地带,巴尔虎蒙古人居于多数,故而将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地区亦称为“巴尔虎地区”。受此影响,至今人们仍习惯将呼伦贝尔草原称为“巴尔虎草原”。而“新巴尔虎地区”或“新巴尔虎草原”,则是具体指新巴尔虎蒙古人驻牧的新巴尔虎左、右两旗。     

辽代避讳始于何时

赵翼《廿史剳记》曾记载金代的避讳情况。“金人一人二名,其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无正字也。”其实,汉名之俗,本起自契丹,女真沿袭。所以,这种只避汉名的方法也来源于契丹。辽代皇帝亦一人二     

元代的女真人

女真族是我国历史上古老的民族 ,1115～ 12 34年曾建立过金朝。金代女真族不断吸收汉、契丹、渤海和奚人 ,因而迅速壮大。蒙古灭金后 ,除一部分女真人留居东北故地外 ,大部分仍居于中国北方 ,在元朝“四等人制”中 ,与汉、契丹人一样 ,同属第三等级 ,统称“汉人”。他们与汉人通婚 ,习汉字 ,操汉语 ,逐渐与汉人融合。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补正(二)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四第64页《任适尉乌程》诗中"任适",夏敬观先生、朱东润先生注引欧阳修《与谢舍人绛书》仅见其名,而未详其人。除梅诗、欧文外,考之《宋史》、《长编》、《宋会要辑稿》、方志等史籍,俱不见任适生平事迹。今按《邵氏闻见录》卷一六"河南任氏"条载任适本末甚详,可补史籍之缺。任适本为慈溪县令宁直     

德光册立李璟为中原主述论——读徐铉《送谢仲宣员外使北蕃序》

南唐保大五年（947年）正月，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向南唐发出册立元宗李碌为中原主的信息。《江南野史》首记此事，除马令采入《南唐书》外，其它重要史籍均未记录，颇有孤论难立之虞，治史者亦怀疑它的可靠性。时人徐铉集里有三篇论文涉及此事，尤其选《送谢仲宣员外使北蕃序》提供了一些资料，可以消除怀疑，可以补史籍的缺失，找回《江南野史》载文失掉的环节，大大地有助于对册立一事作进一步的探索。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评介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一书于1992年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作者马·伊·戈尔曼先生是原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曾于1989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进行学术访问。马·伊·戈尔曼先生从事蒙古史研究多年,是俄罗斯当代著名蒙古史学者,《西方的蒙古史研究》是他多年研究欧、美蒙古史研究的总结。 《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共五章,内容包括13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蒙古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和每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西方代表学者的思想倾向,重要著述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评介。     

契丹国号解

一契丹人建国之后,用过两个国号:一是“大契丹”,一是“大辽”。这是史籍有征史家熟知的事。但对两个国号的含义,则有许多不同的断言与推测,莫衷一是。据知,有如下诸说: 1.因水说2.镔铁说3.切断说4.刀剑说5.领地说6.酋名说7.寒冷说在提出新解之前,对已有各说的得失略加讨论,将会有助于检验新解的是非。     

清代“蒙古衙门”设置时间辨析

有清一代对蒙古地区的统治,理藩院起了重要作用。众听周知,理藩院是由“蒙古衙门”更名来的,这在清代史籍中有明确记载。《清太宗实录》写道:崇德三年六月庚申日(公元1638年8月8日),“更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清朝通典》中也记载:“崇德三年六月定蒙古衙门为理藩院”。此外,《清史稿》一书记载:崇德三年蒙古衙门“更名理藩院”。那么,蒙古衙门设置于何时呢?关于这个问题,长时间来,在许多蒙古史研究者中一直众说纷纭。简言之,有如下几种说法:     

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功彪史籍的蒙古民族在历史上不仅以武功著称,而且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我们在历史上听得太多的是关于蒙古人的战役和屠杀,而听得不够的是他们对学问的好奇和渴望。”①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在急剧的民族变迁和社会变革中自强不息,得以存在与发展,是因为蒙古民族从不排斥任何有益的外来文化,继承并发展了丰富多采、光辉灿烂的游牧文化。本文仅就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多元成份,即蒙古民族对异族文化的吸收与融汇作一探究。“当成吉思汗团结了蒙古各氏族包括蒙古人和突厥人,领导他们向东方和西方征服世界时,他不但继承了帝国的传统,而…     

“辽城”问题商榷

<正> 近年来,陈述先生在辽史研究上多次提出契丹人曾在长城以南建立自己的聚居点“辽城”。他说:“辽代,通过各种方式,把长城以南的人带到北边的草地,在草地上建汉城;同时,也派草地上的人们来长城以南营建聚居点和辽城。”①辽代契丹境内曾经建立过汉城,用以安置流落至草原上的汉人。此事见于《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记载。四十多年前姚从吾先生又曾在《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引证大量史实辨明“汉城在辽初的正解实在是一个类名,即是‘汉人居住的城’而不仅是一个地名”。     

回鹘文源流考辨

本文以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及其他文献为依据 ,结合汉文史籍的记载 ,指出不论就字型还是就回鹘文创制的历史背景而言 ,回鹘文的来源都可推定为粟特文 ,从而否认了学界长期流行的福音体文字说 ;回鹘文创制之初 ,其字母并不固定 ,先为 18个字母 ,后发展为 2 3个 ;回鹘文的得名当来自蒙古人的称呼 ,这种文字对后世蒙古文、契丹文、满文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契丹人乘唐末之乱建立契丹王朝之后,出于民族感情和为了适应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需要曾先后创制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这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自行创制文字的先声,对于后来西夏文字、女真文字、蒙古文字和满洲文字的产生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明代人才制度中的蒙古族策略

蒙古贵族忽必烈于至元八年（1271）建立元朝后,在人才任用及科举考试中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汉族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与元朝人才政策与科举制度相反,在洪武初年采用了较为明智的蒙古族人才政策。探讨这一现象,有助蒙古族与汉族关系史的进一步研究。一、元朝蒙古贵族的民族人才歧视政策元世祖用暴力征服华夏其它民族后,将国内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主要是原来蒙古各部落的人;第二等色目人,主要指西夏、回回等民族;第三等系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指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各少数…     

阜新发现契丹小字墓志

列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发现一契丹小字墓志。据专家认定,这是该地区继《肖慎微墓志》、《许王墓志》之后的第三块契丹小字碑刻。 该碑刻长104厘米,残宽70厘米,厚16.5厘米,碑首已残,四周边缘刻有精细规整的回字形纹饰,中间阴刻契丹小字,现存13行,近300字。残碑的另一面是浮雕佛像、有彩绘,现存四尊生佛。据专家介绍,这块墓志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第10块契丹小字碑刻,其行字和办法与《道宗哀册》、《宣懿皇后哀册》基本相似。经初步考证,墓志属于辽代晚期。     

《四夷考·北虏考》的史源及其史料价值

《四夷考》由明人叶向高撰.《北虏考》为该书之一部分,专述明代蒙古史事,可以说是一部具有概括性的明代蒙古史资料辑录,并附有考证.根据万历中期明廷修史活动的史实,及《北虏考》中的史料记载,并通过与其他相关史籍的对比,可以得知,《北虏考》的史源主要来自于明朝历代实录、明臣奏议、部司档案及诸如《皇明北虏考》、《殊域周咨录》、《北虏始末志》、《庚戌始末志》、《俺答前志》、《俺答后志》等明代时人的著述.与他人著述相比,《北虏考》的记载有源可查,史事翔实,对研究明代蒙古社会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